一
　　 之前一篇文章（《中国文学的海外炮手》）中谈到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对中国当代作家语言水平的批评，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语言问题的担忧是决然必要的，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为笔者不能苟同。
　　 与顾彬先生观点相反，笔者认为：中国当代小说语言问题正是由于白话文运动以来，现代汉语试图对文学（小说）语言进行规范所导致。文言文在多数意义上诚然不利于小说的创作与接受，然而在翻译基础上建立起的现代汉语也不见得就是一种好的小说语言。因为白话文的建立就处在一个“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时代，从而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太多不符合中国语言美学规范的“翻译体”。并且，在白话文不断发展的将近一百年时间里，我们在不断地对其精简，使得现代汉语更多的像一种科学的而非文学的语言。
　　 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能与中国当代小说健康发展相匹配呢？我个人认为，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的探索应该立足于中国本土，探寻一种具有“民族风”的语言风格。立足于民族（此处特指汉民族）的小说语言探索，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古典，一是民间。而张炜以《丑行或浪漫》为典型代表的一些列小说则属于后者。
　　 文学语言的民族化探索早有先例。毛泽东于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称“我看中国新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条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在此讲话精神指导下展开的文学实践便是著名的“新民歌运动”。虽然这种观点是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观念规约下的提出；虽然观点的目的旨在推动中国新诗的“民族化”与“人民化”。但我们仍能够去其糟粕的为我所用，将其推演为中国当代小说语言探索新方向的一种可能。
　　 二
　　 “古典”与“民间”作为中国当代小说语言探索的两种方向，就前者来说贾平凹成绩显著；就后者来看，张炜表现突出。在这里，我们暂且只对张炜的一些创作做些分析评点。
　　 陈思和说“张炜是最早找到‘民间’的世界作家之一，他的民间就是元气充沛的大地上自然万物竞相自由的生命世界，《九月语言》曾把他的民间理想主义发挥的淋漓尽致。但张炜没有把民间世界视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他仍然坚持了《古船》时代的知识分子精英的现实批判立场，创作出一些列引起争议的中长篇小说……”张炜作为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当代作家在他独有的“民间”里寻找到“元气”与“灵气”，书写出中国民间的生命力，创作出“张炜式”的“中国故事”。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当代小说语言探索的议题上，从“民间”分解出民间语言，即方言。张炜对方言的运用几乎是偏执的，他曾在《南方都市报》副刊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方言是真正的语言》的文章。他说“汉语小说大都是一种‘译作’”“因为语言一旦失去个性肯定要变得贫乏无味。而方言往往是最生动、最简洁的，能够传递最微妙的、事物内部最曲折的意味，它不可能被另一种语言完全取代，这样的语言才是精到的语言。”“从方言到普通话，这中间其实也有个“翻译”的环节，就像翻译外语一样。一经翻译，我们知道，有些复杂别致的意蕴就要失去一些了。其实从方言变成普通话，也要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我们为了使自己的意思传达到较远的地方去，形成更大范围里的交流，就只好忍受一些损失，忍着心里的痛，眼瞅着让它变成另一种语言。”
　　 张炜对方言表述的偏执源于他坚信方言是最适合小说，起码是农村题材小说的语言。相对于现代汉语/普通话，方言是民间语言最自由的形态，它经历了长时期的祭奠成为具有相当地域性差异的语言，与其地方人的生活习性，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唯有一个地方的方言才能更准确地表达此地人的思想与情感。此外，方言具有丰富的多义性，它在简短的词汇和语句中表达出丰富的信息，能起到文学想象的审美延伸效果。
　　 三
　　 陈思和说“《丑行或浪漫》是一曲现代民间叙事诗……”，这是对张炜方言运用功效的一种赞许。一如本部小说女主人公名字——刘蜜蜡，张炜独特的文学语言就像野蜜凝成的蜡状，给人以质感和阅读的甘甜快感。
　　 《丑行或浪漫》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丰乳肥臀、水嫩喜人的女主人公刘蜜蜡爱上了被恶势力诬陷而逃亡的乡村教师雷丁，从而两次踏上了追寻诚挚爱情的“逃”与“寻”之路。其间，她先是被恶势力的武装代表“小油矬”看上，被迫成亲。而后又被“小油矬”上级“大河马”试图占有，因失手杀死“大河马”再次踏上逃亡与追寻的道路。在逃亡过程中，她在火热的情欲和博爱精神双重驱使下几次献身于“可怜人”。此间，她遇见同为“可怜人”的“铜娃”，与“铜娃”交欢后她便再也不能忘记这个少年。在得知追寻自己“精神恋人”雷丁无望的情况下，刘蜜蜡开始翻山越岭寻找“真性爱人”铜娃。
　　 张炜小说的故事大都简单，然而人物形象却往往鲜明且鲜活。正如小说的题目“丑行或浪漫”，刘蜜蜡在不断逃亡和被抓回的波折中，肉体主动或被动的献身于多人，这在农村伦理视域下绝对是一桩桩的“丑行”；然而，在刘蜜蜡具有强烈自主性的逃亡过程又是“寻找心灵与肉体的自由自在”，这又是一种带有“现代性”与“女权主义”意味的“浪漫”。
　　 为了更好地说明张炜方言表述的独特性，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同属于关注“民间”的山东作家，莫言与张炜显然有所不同，即便在处理相似题材、类似人物时也风格迥异。
　　 莫言一直自诩为“双脚插在泥土里”“作为农民写作”的作家，他关注民间，也同样运用方言写作，然而莫言的方言写作却是浓烈和奔放的。例如，同时处理“丰乳肥臀”的一个人物形象时，莫言的人物粗放而浓艳，原始的生殖特征表露直白。而张炜却相对克制，把风格粗粝的方言转化为“民间叙事诗”的语言。例如，文中写刘蜜蜡第一次出逃中一次对话，“人说吃多了这样的饼身子就会长得圆鼓鼓的，从屁股到大腿胳膊，再到乳房。河边姑娘小伙子在正午的庄稼地里干活，被太阳晒得舒心大叫。他们相互夸着，小伙子说：‘瞧大腿像水桶似的，妈耶吓人’、‘哎呀胖成了犊子哩，保险你一冬不瘦。’姑娘红着脸说：‘你才是犊子哩，没遮没拦胡咧咧。’‘那边过来的更胖哩，哎呀我看清了，多大的婆娘哎。’刘蜜蜡听到议论，就索性走到了地中央。年轻人见了赶路的主动搭话，还掏出兜里的花生和杏子给她吃。‘我来帮你们做活吧。’‘做吧做吧，头儿不在怎么都行。’蜜蜡挨近的是两个小媳妇，就问她们：‘快有孩儿了吧？’一个摇头说：‘没呢。不歇气吃酸杏儿的时候才是哩。’另一个接上：‘也有的到时候撒了泼吃辣椒，一口一个大红辣椒眼都不眨。’她们啧啧着，都说这是早晚的事儿：‘那些不懂事的男人哪，像小孩儿一样怪能闹腾，早晚有一天嘭嚓一声，让咱怀上了。’几个人哈哈大笑。小媳妇说：‘男人们真有办法，能让咱爱吃酸和辣什么的。’另一个说：‘那得看是谁了。如果是俗话说的盐碱薄地，就生不出根苗了。’最后一句让蜜蜡瞪大了眼睛，长时间不再吱声。有人问她：‘大妹妹咱多句话儿：你有了婆家还是没有？’‘没有。’‘哟哟，快许下个吧，大奶儿暄蓬蓬的，日子久了也不是个法儿呀。’”
　　 以上一段文字同是对“身体”与“性事”，张炜处理的冷静克制又欢快和谐。在此段文字中我们可以通过张炜的方言表达充分体会到“乡村的思维”，领悟到“野地”里的“生殖密码”。在这段表述里，我们可以看到乡村人把“身体”“大地”“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独特生命思维，以及乡村大地上人与人的和谐。同样的一段情节，如果在莫言笔下流出，恐怕又会是一种热辣、奔放的形态。
　　 张炜在《丑行或浪漫》中除了纯方言写作外还插入了一段半文言的神来之笔，此部分可谓神韵独具。这部分半文言叙述是故事里“有点书底子”的“乡村师爷”为村头伍爷写的“传书”：“十五岁长成街上霸主，大小童子皆为身边娄罗。孬人闻其声而色变，常人观其行而规避。大小村落，泱泱民间，莫不知虎门又添豹子，苍天再降灾星。先人既老，兵权私授，上级倚重，根红苗正。君不见督都来视，执手而行，酒过三巡，声色俱厉……吾虽年长十岁有二，或可为伍爷记叙日常行止，收拾一路碎银……吾半生觅得病妻一枚苟延残喘，幸得伍爷关爱方获一分活趣，不至轻生。吾平生所见伟人多乎不多，身材宽大声如洪钟者仅此一例。且不说治理保甲技高一筹，设文臣置武将以逸待劳，平日里安卧榻上身覆朱红缎被，大街上一片升平井井有条。真正是以静制动，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其人声势远播，恩威并举，毗邻如上村之头黑儿来见，每每弓身低眉，乃畏惧之状。凡强力之士必有余兴存焉，俺伍爷虽日理万机，仍旧异趣盎然令人惊骇。本传书依据不为贤者讳之原则，在此慎记传主瑕疵一二，以承续太史公之遗风。”以下所记‘余兴’‘异趣’，无非‘袭人妻女’之类”。这部“传书”颇有趣味，“军师”二先生作为乡村知识分子试图以自己的特长向伍爷谄媚，他试图用纪传体的文言方式书写，其间却仍不免掺杂方言俚语。更有意思的是，二先生还信誓旦旦的说“承续太史公之遗风”坚持记录伍爷“伟人生涯”的瑕疵。放大来说，这也影射了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独特的复杂心理。
　　 这部“传书”在文中意义非凡。首先，从“传书”内容来说，它起到讲述阐释伍爷身世，推动故事发展的叙述作用；其次，它起到刻画特殊时期（文革）乡村知识分子形象刻画作用（且有更广泛的影射意义）；最后，就传书的半文言形式以及蹩脚的“歌颂”方式来看，在审美上起到独特的“语言幽默”效果。
　　 结语
　　 张炜的《丑行或浪漫》等系列小说运用独特的方言书写形式，以方言小说在阅读接受过程中独特的“阻拒性”与“陌生化”效果，造成张炜小说作品阅读的奇特审美体验。此外，张炜认为方言与人民大众的情感联系，与大地与自然的联系是最紧密的，只有运用方言进行小说写作才能更准确、直接的表达人物的情感。并且，张炜独特的方言写作形式不是借用，而是“化用”方言，并在方言运用基础上不断创新，探索一种符合中国当代小说的新语言。
　　 正如文章题目“中国当代小说探索之一种”，我们只是赞赏张炜运用方言写作对中国当代小说语言的一种探索，并不否认其他各种语言探索方面的努力。例如，贾平凹向古典借鉴写他的“商州”；王安忆探索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写她的上海等等。任何一种利于中国当代小说语言新发展的探索都有其合理性与先锋性
　　 当代小说家虽然在小说语言观念上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基本共识：现代汉语不是最适合小说创作的语言形式。在这一基本共识基础上，当代小说家基于个人的“语言自觉”而进行不断地探索，是当代文学中值得注意的一脉潮流。希望在新世纪文学中，中国当代小说家能通过不断探索，运用“中国语言”讲述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