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牛棚杂忆》的时候，在我脑海里穿插来回的却不仅仅是这本书的涵盖。
　　 初次知道季羡林的名字，应该有不少时日，但仅仅知道这个名字而已。不过无端地觉得这个名字有些悠远、有些厚重，自然还夹杂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
　　 《读者》上时常会提到这个老人的一些零星段落，比如某一期曾提到一个北大的新生初次报到，行李散放无人照看，刚好有一个衣衫素朴的老人在附近，觉得应该是个校工，于是就招呼着照看一下，自己好去报名。老人应承了，等到一个多钟头过后，学生回到原来的地方，那个老人还在，还给这么学生带路到宿舍，正当学生表示感谢的时候，老人已经离去，而高年级的同学则悄悄地告诉他，那个老人就是季羡林。
　　 这个段子里的老先生是一幅长者风范，低调、谦和，心若止水。
　　 第二个段子讲得是有一次一些后学指责老先生的文章中有些别字，老人也未作过多的解释，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写个别字还不行吗？
　　 这个段子里的老先生是一幅豁达、从容、然亦有一份固执和可爱。
　　 第三个场景是前几年钱文忠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口头禅几乎就是我的老师季羡林怎样怎样，言语之中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一份师承门下的自豪，更有一种传承的力量。
　　 其实在在钱文忠上《百家讲坛》之前，季羡林已经被动地成为了名人，像个活化石般的代表了北大的一个缩影。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每年都去慰问，所有的文化活动也因为有他的参与而备受关注，大师的头衔也将其与一般的师者严格分开，而随着他和任继愈的先后离去，一种说法是中国已然没有了大师。
　　 我们不论《读者》上的段子是否完全属实，也不在意中国究竟还有没有大师，更不可能揣测老人家生前究竟是乐意听到这些赞誉还是不乐意（从文字中约莫觉得他是不喜的），只是觉得一个生活了一个世纪的老人离去，带走了他满腹的学识，我们后人当真继承了他或者他们作文做人的品性吗？
　　 斯人远去，背影是否长存？
　　 况且在这样一种闹哄哄的氛围当中，我们对老人知之多少。或许许多人都在意的是这个空壳一般的名字，对于老人的学识、精神乃至过往经历并不太感兴趣—对于其他的文化人，多半也是这样。在这种显性的对文化大师的此起彼伏的抬举背后，很少有人愿意真正地走进他们，更不要妄谈什么精神，即便是大师，多半也都是拿来利用的，他们自己其实也清楚，所以这是一种繁荣之下的荒凉，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无奈。
　　 比如，前段时间，季羡林再次被反复提及，可是着眼点不过是财产继承问题而已。
　　 没有人不食人间烟火。只是老人若在世，大约是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纷争的。换一个角度来想，即便老人在世，当类似的矛盾呈现时，他当真就能避的开吗？
　　 应该不会的，否则也不会有《牛棚杂忆》。这本书是性格的产物，其性格如同老人自己所言：是一个犟人。所谓犟也即固执、坚持真理、不为瓦全的意思在里面。单季老对文革中完全实录版的记忆大约就可以看出他的倔犟。原本出生很好，并非地主资本家之类的家庭，几乎是靠一张彩票改变的命运；学识也很好，执掌北大东语系多年，著作等身，很多都是填补空白的，作为教授，也是桃李满天下；家国情怀也赤诚可见，在外多年，借着二战的空档，倒是狠狠地学习了一把，绕来绕去回归故国，因感念陈寅恪等知遇之恩，驻足北大直至终老。并被尊为大师。
　　 这是一个很顺畅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并非是生活的全部，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牛棚。
　　 我们时常希望过一个平凡的人生：平稳地行走，安静地微笑，自然地老去……但是命运的魔力能在轻易之间将这些平凡的希望变成了昂贵的奢望，直到蓦然回首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寻常的不易。
　　 况且，很多时候并非是自然的阻力，牛棚就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
　　 远离文革时代的人，如我以及后辈，是不大清楚的，至少说多半停留在一些表述上而已，而缺乏切肤之痛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地体味当事人的境况，亦如现在的我面对那些故人。好在我有些喜欢猎奇，倒是相当看了一些相关的东西，我觉得一个搭上微知识分子标签的人如果对于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几十年时间内的事情都丝毫不知，乃至误判的话，至少可以说我们缺乏了多多少少的一些历史使命感。
　　 误判是很要命的。比如如今当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诸如腐败、治安包括环保等棘手的问题时，我们一些人会异想天开地觉得这是历史的倒退，会提炼过去某个时代的优点进而放大，说之前人有多么多么单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还有文化上也很干净，比如样板戏、忠字舞怎样怎样。我不怀疑道德上的某些滑坡是存在的，但是，即便是我们亲眼所见当时的“盛况”，我们不妨怀疑一下，眼见的就是真实吗？几年前，红歌嘹亮之际，本意似乎是好的，但是开风气之先的那个人现在如何？
　　 我外公认识不到五百字，而且我们又是如何偏远的山村，但是他老人家当时都被人整过。他的待遇是数九的冬天手举两块冰块跪在地上，让跪多久就得跪多久。每次回家，外婆也不问，只是流泪，外公还主动解释说掉到水田里——后来也不解释了，毕竟不可能经常掉到水田里的。他当过几十年大队干部，现在八十多，身体还行，当年斗他的人已先他而去。
　　 我们绝大多数是站在局外的，持着所谓客观的观点来面对一些过往的事情，在强调客观的同时，我们缺少了感性，看起来很中立，实际上已经背离真实。比如，面对批斗，所谓客观的讲法通常是，可能过了一些，而对于遭遇此灾的人来讲，这足已让他们抱憾终生，我们究竟说谁是谁非？
　　 理性是冷漠的陪嫁，大多如此。
　　 而万物之灵的人究竟是感情动物，对于一般人而言，究竟还是要寻找情感的出口，要分享情感的体验。而对于大哲大智之人来讲，这些际遇已然走进历史，时间一久无声风化，必须时刻提炼，还原真实，足已警示后人——总不至于白白地付出吧！巴金写《随想录》动机是这样，季羡林写《牛棚杂忆》动机还是这样，而且，他们一前一后都曾倡议建文革博物馆。
　　 在写些文字的时候，季先生自己的要求是还原真实，避免自己的个人因素。他不是复仇的，因为如同他自己所言，文革之后，他是拥有了很多的政治荣誉和政治头衔，泄一下愤似乎不难，但那就沦为自己的事情。因此在行文当中，他自己没有使用一个真正的名字，只是根据情节的轻重作了不同的安排，有的姓名皆不提，有的提了姓，即便是其遭遇的直接制造者他也只用了“老佛爷”这样的外号替代，尽管重见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依然能感觉到老人心里的不甘，熟悉那段时间掌故的人立马就能想到聂某某的名头，但是季羡林最终没有把这个女人公布于天下，依然停留在原来的知名度上。
　　 然而，即便是这种真实，依然让人读来脊梁骨冒汗。
　　 先是社教运动，季先生也是跑前跑后地掺和，但是已经初步领略了政治的警觉，他对于一个公安出身的人总是烧材料感到不解，却也懵懵懂懂地感觉到了风雨欲来的架势，不过还是因为他只是一个读书人而已，所以近乎天真地认为所有的都是合理的。因此在社教的时候，虽然躬身劳作，他却能体验到“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在全国的红卫兵涌进北大的时候，他热情地接待着这些革命小将，连脸盆都买了二十多个，看到这些物件能发挥用场，心里还挺高兴；当运动升级的时候，他做逍遥派的想法不能实现，冲着对老佛爷倒行逆施的本能反对，稀里糊涂地成了井冈山派的勤务员（就是该派的领导人），挂着名却没有坐实。也正因为成了反对老佛爷的人，后来的遭遇接踵而至。
　　 先是戴帽，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不二选择，他因为没有被归并为敌我矛盾而些许庆幸（他说这是自己跳出来）；然后是抄家，三个老人的家里迎来了五六个彪形大汉的“横扫”，家具、物件、科研材料所有被洗劫一空，“全家都在风里”，他也渡过了毕生难忘的一个夜晚。他承受不了，竟然想到了自杀，并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关于自杀的将近两千字当中，我们已没有多少心绪去感佩于他的渊博，也无法以轻松的心情去体验老人略带冷幽默的笔触，笔调的轻松和现实的凝重生硬地糅合在一起，让人欲哭无泪。
　　 还是因为批斗的坚韧，就在他准备自杀的时候，红卫兵又过来接着批斗他了，反倒让他失去的“自绝”的机会，于是他也就杜绝此念。并陆续地接受着批斗、鞭打、劳改、建牛棚、住牛棚，一直等到了最后的“完全解放”。
　　 篇幅很长,整治人的花样也很多，看过人多半也是印象深刻的，我也不大想重复。读过这本书的人现已不计其数，而了解文本内容的最好方法也是直接去读原作，每个人读书都夹杂着自己的主观情绪在里面，或有心或无意，也很正常。我只是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没有最狠，只有更狠！什么“喷气式”、挂木牌上面用朱笔叉去姓名、暴打、游街……等等，这些词语的画面感受很强的，其中有诸多片段是很残酷的，比如写他自己生病爬到诊所，最后没有得到医治的场景。这个场景不仅仅写出来身体上的摧残、更写出了人性的冷酷——被政治扭曲的人性何存？
　　 其实，这个着眼点才是季羡林写文的目的，在一场肆意的运动中，当人性摆脱了法律乃至道德的约束，眼前的人还是原先的那个人吗？学生可以肆意地侮辱老师，下属可以尽情地践踏领导、夫妻可以反目，父子已然成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恩将仇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恶语伤人？摧残别人的身心当真就有那么多的快感滋生？精研哲学的季羡林想不明白，深谙佛理的季羡林也无法和现实对上号，因此他事过多年才陆陆续续地把现象呈列出来，不急于求得结果，只为后人多有反思。
　　 我不喜欢过分地接近政治类的话题，也不奢求反思的直接结果，只是觉得我们现在习惯于歌舞升平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彻底告别了丑陋？有吗？应该没有！路应该很长很长，否则，为什么总是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关进笼子的何止是权力一样？权力只是外在的因素，还有多少人内心的恶魔总是在隐隐作祟。
　　 我自然不够了解季羡林，文革的书也只是散读了一些而已，且记得住的很少，我只是看见了《牛棚杂忆》当中的季羡林。读完之后，我没有把他往那些光鲜的词语上去粘贴，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纯粹的老人。因为纯粹，所以可以说“三家村”和他都熟、吴晗是自己的同学；因为纯粹，所以不屈服于老佛爷的淫威遭受非人待遇；因为纯粹，所以为了习惯做喷气式可以每天在阳台专门地练习；因为纯粹，所以可以在赋闲看门的时候着手翻译印度史诗；也还是因为纯粹，直言自己开会的时候基本上就不听而是着手构思文章；而最最纯粹的地方是还是因为纯粹，在平反以及荣誉等身的时候，他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对于文革讳莫如深！
　　 中国的读书人向来分为文人和士人，文人冲的是别人，多为帮闲、帮腔乃至帮凶，士人冲的是自己的内心，可杀不可辱，要的是尊严。纯粹就是一种尊严的体现：尽管你可以拿掉外在的体面，但不可除去我内心的尊严。
　　 秉承内心才会神清体健，季先生能直面文革大约体现了他的正直，这是士人“不平则鸣”的风骨。而在《牛棚杂忆》的后半本当中，还选了他的《忆往述怀》。老人回忆了他的经历，回想了他的亲人和老师故友，还有陪伴的几只老猫小猫，自然还有那两株著名的西府海棠。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老人均笔端扭转，包含深情，一经写出，便已如人心了。缘起何处？人真、景实、情深之故。
　　 与前面的牛棚相对，后面的老人温和了许多，我不知道是否有心为之。这两者反差如此之大，却整合在了一起，想渗透点什么：如果我们说前面的生活是非人的，那么后面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合理的：有亲情提携，有友情眷顾，有大自然垂怜，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人，多好！
　　 夕阳西下，人潮汹涌，眼前是许多拉长了背影的人，背影的后面还有众多的身影在踟蹰。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还在憧憬或沮丧。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变得不再安静，更不知是何物蒙蔽了我们的眼睛？
　　 就说做人吧，做个纯粹的人，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