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时分，战斗结束了，倚着村里的土墙，伴着尚未息去的硝烟，在冬日的阳光下，他睡着了。他实在是太困了，三天三夜，几乎没吃饭没合眼。
　　 战斗异常的惨烈，北海独立团打的是阻击战，连同九纵二十七师、新五师、西海独立团一起，对准备撤离掖县的国民党第八军实施阻击。这当口，鲁南会战正酣，第八军奉命不惜一切代价支援。国民党第八军是全套美式装备的军队，军长李弥。这本就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还是地方武装的北海独立团参与了这以弱阻强的绞肉机似的战斗。三天三夜里，阵地反复易手，双方死伤已不计。终于坚持到增援部队到来，这才将敌人打退。
　　 这一仗消灭了敌人3300多人，而我军亦伤亡惨重。他所在的连队已经有三分之二人员伤亡。灰埠一带阻击的是敌103师，胶东子弟兵使得这支武装到牙齿的部队全线溃败。
　　 带着胜利的喜悦睡着了的他不会想到一发炮弹恰恰落到了他的身旁。这发炮弹铸就了这名普通士兵的一生，他一辈子只能是一名士兵，一名终生伤病的士兵——这名士兵便是我的岳父，我爱人的父亲，我孩子的姥爷。
　　 伤极其重，弹片自岳父的颈部一侧射入，留在了他的颈椎上。这块可恶的弹片致使生龙活虎的岳父一辈子手脚不能自如，他的颈神经被损伤。
　　 浑身是血的岳父被抬到了一所破庙的临时急救所里，与已经死去的重伤员摆在了一起。事实上医生已经宣判了他的死刑。
　　 事情很多情况下会具有传奇色彩。这时候恰好一名女军医注意到了这名小战士。注意的原因是因为他说的是黄县话，而她恰恰也是黄县人。接下来的交谈具有戏剧性，女军医得知小战士的爷爷是黄县一名著名的中医，而这位老中医在她小的时候曾救治过她，使她获得重生。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胶东的人们都知道这个理。女军医用了当时非常紧张的盘尼西林针剂，这使得岳父侥幸从死神手里逃脱。而此时家里接到的信息是岳父牺牲了，全家人万分悲痛。要知道岳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爷爷甚至自责说悔不该当初不听和尚的那句缄语。那是岳父生下来时，一名云游和尚路过门口，见有红灯笼挂于门上，便兀自敲木鱼不去。老爷爷出门问缘由。和尚答小公子长大后有血灾，想求破解之法当付大洋五块。老爷爷没有交五块钱，自然讨不来破解之法。
　　 有遗体被抬回村里，不是岳父，而是邻居的另一户本家。这种事情当时在胶东并不稀奇，根据地当兵的人很多，一个村里，有不少的烈属，甚至双属、三属，不足为奇。胶东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接着被运回的岳父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多少欣喜，他的伤情的确很重，颈椎神经的损伤已经比较严重地影响到手与脚的功能，他不得不借助于拐杖与轮椅生活，甚至用牙代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没有忘记这些为她流血牺牲的人们。不久，泰安成立了残废军人疗养院，岳父作为重病号，成了休养员。有数字统计解放战争中我军将士伤亡达130余万。这其中没有分牺牲和致残。山东是老区，当兵的多，牺牲与伤残者亦多，这很正常。
　　 修养院设在风景秀美的泰山脚下，对当时正在恢复经济的新中国来说，能够把这些重伤员汇集起来一起康复治疗，那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岳父成了修养员当中的积极分子，学文化，办报、演出。还年轻的他很想为国家做些事情，他觉得这样被国家和百姓供养着是他的耻辱。于是他反复要求能够取出颈上的弹片，恢复身体机能。
　　 也许这件事放到现在并不是件难事，但在那会儿，一是医疗技术水平和设备条件不具备。二是战争刚结束，此类需要医治的重伤员一定很多。我相信五十年代那会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一定很忙。
　　 岳父锲而不舍，他有那种精神。一如未负伤时崴了脚依然随部队急行军不掉队的那股劲头。他甚至给内务部领导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达自己的决心，一名负伤了的年轻战士要求治疗，不给国家添负担的决心。国家尽力了，但毕竟条件有限，那块子弹片未能取出。
　　 带着那块弹片，他开始了自己的长征路。四肢受限制，但大脑是健全的，脑子可以用，知识并不会因为肢体残疾而规避你。
　　 开始时他想上学，但困难太大。不能像正常人那样从课堂上得到知识，他便自学。订了刊物，买了书籍。哲学、心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历史地理。他还自学英语，半夜里让岳母帮助穿上衣服，收听英语广播，一本英语字典翻成了碎纸片。岳父脑子特别好用，学过的东西一般不会忘。记得他给我们讲故事，绘声绘色，极富感染力。
　　 辛勤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可以给省假肢工厂翻译资料，帮助院里查外语资料，给学生补习英语。经常会有人向他讨教一些问题。领导、大人抑或孩子。
　　 1963年，中央号召残废军人分散供养。岳父是一等伤残军人，按政策是可以不必分散的。但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分散供养，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回农村，无论是医疗还是生活，都是个大问题，很多人抵触甚至公开反对。但此时岳父带了头，他积极拥护中央决定，向院里写了请求信，主动要求回老家，并且第一批就回去，这在疗养院引起了不小反响。
　　 一年后岳父全家回到了老家，住到了自己的老屋里。
　　 在土坯垒成的阴暗的老房子里，忍受着弹片带给他的诸多痛苦和不便，他长久地与药物，与自己的圈椅、书籍和收音机为伴，与疾病、与疼痛、与寂寞在做持久地搏斗。
　　 至今还记得那个情景，夏日里，赤着上身的岳父大口喘着气，以排出身上的热气，因为他的汗腺失去了排汗功能。脚上已经被蚊子咬得血紫，因为脚上已经没有了疼痛感觉。冬日里，北窗上的冰花糊住了窗外的光亮，使得小屋里愈加昏暗，煤炉上的水开了，冒着热气，热气的朦胧中岳父坐在那里如同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家里经常有人来的，这是因为岳父岳母好客，待人热情。
　　 夏日的傍晚，岳父门口总有那么一些人，早早坐在那里，大人小孩围成一圈，摇着蒲扇，听岳父讲“说岳全传”、“三国演义”。
　　 除了用脑，岳父还练手，他学会修理钟表，谁家钟表坏了，他乐意免费帮忙，坐在那里，用嘴、用下巴，一点一点把坏了的钟表拆开，修好，又重新组装起来。
　　 街坊邻居来，总也带些家里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和粮食，他们觉得岳父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还是个有能耐的人，让人觉得可亲又可敬。所以每逢岳父摔倒或是要到医院，总是有人帮忙，从没有一个人讲过代价。村里干部也经常来嘘寒问暖，每逢春节前，学校少先队员就敲锣打鼓来家里送对联和灯笼。这使得岳父感到温暖。
　　 依然是那块可恨的弹片作祟，渐渐地岳父身体每况愈下，开始时，岳父除了穿衣解手，其它都还可以自理，慢慢地，岳母感到照顾不了岳父了，直至有一天岳父连慢慢挪动都困难，甚至坐到椅子里起不来。
　　 到济南看病的主意是岳父自己提出来的，先前他不愿意，怕给我们添麻烦。这一次他有些着急，他担心自己躺下起不来，成为一个废人。他还心存一点希望，无论如何现在的医疗条件要比三十年前好许多。
　　 那是1988年，我和战友到了火车站里面，需要过天桥，我背着200多斤的岳父，休息了好几次，满身大汗，终于将岳父背出了站台。住进了空军456医院骨科，456医院当时没有CT,我和处里的几个干事身穿军装，用担架抬着岳父在省立医院楼上楼下跑，引得众人注目，以为哪里来的伤兵。
　　 手术方案是缜密的，请了省立医院的专家。岳父是清醒的，头部没有麻醉。岳父一边接受手术，一边与医生轻松聊着天。空心钻钻掉了骨头，取出了部分增生的骨质，岳父的颈部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从胯部取了一小块骨头，补到了颈部。手术用了三个小时，比较成功。那块弹片依然留在岳父脖子里，医生讲已经从神经处游离，岳父四肢主要是骨质增生压迫神经，与弹片没有关系了，可以不必取。
　　 手术后的岳父似乎感到精神很好，刀口恢复得也快，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脚轻松了许多，并且可以从窗户走到门口了。
　　 但是毕竟年龄大了，毕竟颈椎有了损伤，毕竟因为长期活动受限，身体各个机能恢复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岳父终于躺倒了，他不能行走站立，甚至不能坐立。
　　 疼痛已使得他整夜无法睡眠，无奈之下医生用了杜冷丁，先是半支，再是一支、两支，逐渐增加剂量，再后来杜冷丁也失去了作用。岳父开始昏迷。终于，那天夜里，岳父闭上眼睛，再也没有醒来。
　　 岳父去世前最后一句话说得是：“我不甘心呐。”是啊，他有着强壮的身体，顽强的超过常人的意志，原本他应该活得年龄大一些的，现在百岁老人已经多得是。这是因为那场战斗，和那块弹片，使得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穿上那身军装时，他仅仅只有十五岁，那弹片进入他的身体时也仅仅十七岁，十七岁还是个孩子。还是孩子的他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与这块弹片、与自己的命运搏斗了47年。
　　 没有花圈，没有仪式，没有更多的送行的人。他只是一个兵，一个伤残了47年的老兵。岳母说，他生病已经麻烦了不少人了，善后事不要给人添麻烦了。这样好，一个原本平凡着来的人，应该平凡着去。
　　 岳父的骨灰送回了老家，埋在了泳汶河边家乡那块墓地里，和他的父母长久地为伴，那里还有他熟悉的乡亲们。生已尽忠，死要尽孝。岳父早有交代。
　　 每年清明，我们全家都要回去，祭拜我的父母和我妻子的父母。他们都在一起，相互也都熟悉。带着孩子们，目的是告诉他们，他们的姥爷一代是怎样的人。将来，他们应该做个怎样的人。
　　 每当在岳父坟头跪下，伴着香烟的缭绕，我就想起了那块弹片。坟冢的骨灰盒里没有那块弹片，其实岳父遗体火化时本想找到那块弹片，放到岳父的骨灰盒里的。但工人师傅说很难找，只好作罢。其实现在想想没有也好，一块折磨了他一辈子的无情的钢片片，难道在他长眠后还要继续受它的折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