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日发售14000册，至今已逾150万册，爆当代书业经济神话热门，令“洛阳纸贵”。面对《论语》热，不管哪一位华夏族人，炎黄子孙都会由衷欣慰和感动，并为之额手称庆。敝人也曾于日前发表《动人的风景》一文对于君表示祝贺，对传统文化得到现实的弘扬致以庆幸与欢呼。并瞩望期待未来社会能出现人人说《论语》的河清海晏的伟大景观。不料，近闻天涯论坛有“塞外李悦”发帖《<论语>可以乱讲吗？》，称于丹曲解《论语》，并在文章中详细地指出了书中的十四处“谬误”，同时对该书中所提出的“修养内心”等观点进行逐章批驳......
　　 整日事繁，时时繁事牵绊。我对于先生大作甚至未容有暇拜读，仅就于君开讲标题和作者的特定女性视角看，一如李悦先生所言“她的主要感想是：‘《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深处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我们知道，这并非《论语》的全部或它的主题，此只为《论语》篇章的十分之一左右。现在，我们真的不禁要问：《论语》的主旨究竟是什么？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到底是怎样的？《论语》所给予我们的是否一如于教授所云：“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
　　 面对批评，于教授称：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并讲解《论语》。因此，“一心有一心所得，千心有千心所得”，此言正符合文学批评的一个术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敝人不才，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如此关于文学作品的特别是小说之“读者说”是否可以同样适用于哲学著作？
　　 对一句话、一篇作品、一部著作的认知与解读可以因读者的素质、修身、习养、器识等不同而不同，但是，对某一个字、词语概念却不应该因人而异。李文举例于丹将《论语》里的“修己以敬”解释成“好好修炼自己，保持着严肃恭敬的态度”。其实，“敬”在这里不是“恭敬的态度”，而应当是“恭慎做事”，解释成“敬业”的敬。此解应当说是较为确切的，也较切合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及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面对批评，于教授说：“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描述我对孔子的心态的评价，那就是我在讲《论语》时多次提到的一个词：淡定。”在我看来，于女士如前的快意阅读，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还是深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真昧的。然而，“淡定”这应当是庄子而非孔子的基本性格、一贯性格。对于孔子来说，这位夫子恰恰是不能“淡定”的，而是嫉恶如仇、忧国忧民、心急如焚、热诚似火，是极不“淡定”的。先师辗转奔徙，颠沛流离的一生即是明证。
　　 孔子幼年，“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学无常师。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３０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昭公初年，孔子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离鲁至齐，时年３５岁。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阳货被逐，孔子才见用于鲁，被任为中都宰，是年孔子51岁。“行之一年，四方则之”，遂由中都宰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
　　 孔子仕鲁，齐人闻而惧，恐鲁强而并己，乃馈女乐于鲁定公与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是年孔子已55岁。
　　 先至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曾见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卫灵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经曹至宋。宋司马桓魁欲杀孔子，孔子微服过宋经郑至陈，是年孔子60岁。
　　 其后孔子往返陈蔡多次，曾“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问曰，为政必以“正名”为先。返卫后，孔子虽受“养贤”之礼遇，但仍不见用。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归鲁，率军在郎战胜齐军。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孔子年68岁。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赍志而殁。
　　 孔子持之一贯的“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也可证明——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认为法治具有强制性，只能约束人们的外部行为。德治具有感化力，才能影响人们的心灵。治国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为改变当时“天下无道”的局面，恢复社会安定，他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并致力于道德教育。人才不能依靠自然成长，必须经由教育培养，为此而创办私学，以造就改良政治需要的“贤才”。孔子称“贤才”为“君子”（“士”或“成人”），要求“君子”首先必须是道德完善的人，能以身作则，所以，他把“修己以安百姓”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论语》的思想内容，融政治、道德与教育为一体，而中心主旨在政治。他强调道德与刑政不同，单纯依靠刑罚和行政手段，百姓慑于刑罚，不敢做坏事，却不会有知耻之心。只有实行德治，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做坏事。他提出了正人先正己、先富后教、取信于民等重要原则。在仁学中，一方面倡导爱人，匹夫不可夺志，提倡独立的人格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求仁以为己任，见利思义，见义勇为，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提出了一种把个人人格与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相统一的人生观。在人我关系上，他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的原则；提出了孝、梯、忠、信、恭、宽、敏、勇、直等一系列道德规范；还特别强调“为仁由己”，启发每个人的自觉道德精神，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养方法；并且论证了道德思想与礼仪规范的关系，要求人们仁礼兼备，文质彬彬。他的“性近习远”的一系列教育理论等等都是为自己的理想道德教育服务的，归根结底是为他的“为政以德”政治主张服务的。
　　 因此，我们认为：孔子不单为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更是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的大政治家。
　　 总之，《论语》从本质是上一本关于治国安邦的政治教材。《论语》的治世之说，是教育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别的，决不在于个人的精神满足，“圣人无己”。因此，夫子是无法“淡定”的，而恰恰是嫉恶如仇、忧国忧民、心急如焚、热诚似火和极不淡定的。其漂泊的一生及其一以贯之的政治主张足以说明。然而在于君这里，孔老夫子的这些思想性格及其强烈的涉政从政意识不见一丁点儿影子。教授如许“心得”，不知是否有违夫子初衷？否则，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