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寄语毕业同学
　　 1929年7月，中国公学十八级学生毕业，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了一番话——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竭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也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来，胡适针对一些人的想法，谈到所谓没有时间、不具备条件，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在此基础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这里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如果把大学文凭当作“抢饭碗”（蔡元培语）的敲门砖，一旦文凭到手，就意味着万事大吉。许多人以为自己不在研究单位，就不需要做学问了。有些人即便在研究单位，也对学问没有真正的兴趣。这恐怕是多少年来我国“人才死亡率”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
　　 其实，即使是为了吃饭，学问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这是常态社会的通则。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机制不可能为年轻人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一个人的最好选择。何况，人生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碗饭吃。
　　 胡适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人生固然如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因此，要想“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而不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光阴，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二.坚持学术独立
　　 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在学术界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不仅关心学术的发展，更关心学术的独立。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结束以后，蒋介石希望胡适能够以社会贤达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他认为这是给他帮忙，给国家和政府“撑面子”。对此，胡适的看法是：“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他说，我们这些人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后来，胡适在致蒋介石电稿中又重申：“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加国府委员会，许适以超然地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绵力。”1948年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又想让他竞选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尽管胡适认为蒋是真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学术研究。后来，这件事因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致，遂不了了之。
　　 除了保持学者个人的独立地位外，就整个学界而言，也有个能否独立的问题。1947年9月，胡适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计划”，其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要选择十所大学，在十年内分两批（一批五所）给予充足的经费，办成国际上第一流大学；第二，反对花大宗外汇派人出国留学。他说与其拿这些钱送学生出国留学，不如用来发展国内大学。他认为，如果若干年以后，中国还“有成千成万的学生去日本留学，那是极可耻”的事。胡适提出这个计划，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的独立打下一个基础。为此，他提议中央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资不得少于政府预算的15%，各省不得少于25%，市县不得少于35%，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应该有同等机会，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
　　 这个计划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年年底，胡适在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上，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争到一笔经费，他决定把这十万美金用于物理系。尽管如此，这一计划因为内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以至于几十年以后，又出现了被胡适视为“极可耻”的出国留学热潮，而“争创一流大学”的口号，也成了今人的一句口头禅。至于胡适所谓“学术独立”的追求，却似乎被人们遗忘。
　　 三.主张无为而治
　　 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三十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所谓“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六十三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呵！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六十三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