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我们县的文化大革命，以其扭曲的形式分出胜负：两派经过长期的武斗，刀枪剑戟，斧矛钩叉，最后1214以最新式的武器——打开解放军的军库，靠真枪实弹的武装击败了红三司。我和我们当地红三司的头头被抓进了囚牢。
　　 几天的狱中折磨，可怕的审讯不情愿的来到了。
　　 这天晚上，两个1214‘‘战士’’把我从囚牢里提出来。首先把我头上罩上个面袋子，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不知走了多远，把我带进了一个小屋。小屋里什么样我不清楚，但从我模糊听觉中，我感到这屋里有一些人，但不是很多。他们高喊着打倒我的口号。几个1214的“战士”一脚把我踹趴在地，把我的上衣和外裤扒下，不由分说一顿猛抽，三角带雨点般打在我的后背和臀部上。剧烈的疼痛钻进心里，我没有喊也没有哭，只是咬着牙坚持着。一阵残暴后，他们停了下来，开始没头没脑的审讯，问我一些莫须有，根本无法回答的问题。我只好用一句话来回答：“不知道”。一顿审讯后，可能是他们借机休息够了，第二次、第三次毒打又开始了……我昏了过去。不知是什么时候，他们已经把我送回了“牢房”。就这样一个月当中，他们审讯了我三次。
　　 后来我知道打我的人就是1214的李某。李某和我的年龄一般大，我们是光腚娃娃，小时候在一起玩，大了我们又是小学同学。文化大革命我们站了两派。他占了1214派，我站了三司派。观点不一样，经常在一起辩论。辩论归辩论，也不至于这样往死了打我呀？我们个人之间也没仇沒恨哪？当时我很不理解，我恨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我逐渐的改变可我对他的态度。
　　 十八年后。
　　 李某成了某村的书记，我已经由农民、老师到了政府任党委秘书。八七年省工作队来我乡镇整党，全乡镇各村都去了工作组。李某所辖的村有人告他，其中有一条反映他当年用三角带打过我的问题。当时整党政策里规定，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打、砸、抢的人，一律开出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打人是一个严重问题，必须要被打人签字。为此，工作组的领导老张找我谈了这个问题，说：“老王，李某打你的问题群众反映出来了，但要你签字，你看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态度？”我说：“老张，说实在话他是打了我，而且打得不轻。可事隔这么多年，我这笔一落，他的政治小命可就没了，你说我这个字能签吗？今天我不还是我吗，也没咋地，不过是当时苦了一点。就当我进了一次革命大熔炉，体会体会革命前辈受刑的滋味了。我不能毁了他啊。”老张听了后，拉着我的手说：你是大好人啊！像你这样的人不多呀。”
　　 我非常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扭曲的年代。当时的我和他，都处于年轻，抱着一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红心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于两派都是革命的，没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分。他当时打我，也是受当时的派性蒙蔽，不是他个人的目的。我必须要站在一定的高度去理解他，原谅他，接纳他。我觉得，老李还是一个好干部。他为人耿直，好坚持真理，好打抱不平。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农村工作很突出，敢想敢做，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特别是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是很可贵贵的。
　　 事后，老张把我的态度原原本本告诉了李某。李某非常感动，主动上门向我负荆请罪。说那时他打我打错了，说我今天能原谅他，他非常感动！他要和我交朋友。从此他和我交了朋友。经常互相往来。直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仍然很好。
　　 我们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被当地大伙说成是新时代的廉颇蔺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