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老家，我去看望她。临别时，我给了她一百元，她往我兜里塞了一样东西。可能是糖果一类的东西吧，当时意念一闪即逝，回来一掏兜才知道，原来是一捆山东省粮票。
　　 我叫她嬷嬷，嬷嬷就是奶奶，但她不是我的亲奶奶。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直就是个小老太，又矮又瘦又黑，挪动着三寸金莲，在大街，在田野，时常有她的身影，淡入淡出。
　　 她是一个孤老太，小小的三间土胚矮房，独门独院。墙南是一块空地，老年人坐在那儿晒太阳，闲人也常常不自觉地在那儿聚拢，孩子们有时也会凑在那儿疯一阵。
　　 七八岁的孩子狗都嫌，就象没系缰绳的小野马，一睁眼就疯，疯起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累。更可恶的是，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特手贱，没有多少行为规范的约束，只要能玩出新花样就兴奋不已。
　　 童年时代，最令人兴奋的莫过于过年。过年有好吃的，有新衣穿，有压岁钱，还有好玩的。
　　 过年的时候，大人们要举行一系列仪式：挂宗谱，摆供，请年，接灶，除夕，拜年。对孩子们来说，就跟看演戏一样。但孩子们最喜欢玩的还是放鞭炮。
　　 孩子们放鞭炮习惯化整为零，一进腊月门就开始了。放鞭炮也有很多玩法。可以把鞭炮压在一样东西下，鞭炮一响，那东西被掀上天。也可以把鞭炮插在雪里，把积雪炸飞。胆大的可以掐着鞭炮屁股先点着，再扔出去。
　　 我把点着的鞭炮扔进了嬷嬷的小院里，好玩，再扔……我突然发现，嬷嬷就站在我的跟前。
　　 我被嬷嬷“请”进了她的小屋。嬷嬷拿出了花生、大枣、糖果给我吃，那些东西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是奢侈品。嬷嬷看出了我的羞愧，就把那些东西塞进我的口袋。“好了，出去玩吧！”我按住兜，象兔子一样窜了出去。
　　 从此以后，我就成了嬷嬷家的常客。不管有啥好吃的、好玩的，嬷嬷都给我留着。嬷嬷常常创造机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我用劳动来回报。有的活，对于我俩个体来说，是一种艰难，但我俩一合作，就轻而易举了。
　　 嬷嬷的小院是一块现成的地。嬷嬷教我如何掘地松土，如何修成畦，如何栽进瓜果蔬菜。地里种进了瓜果，也就种进了希望。我会主动去浇水施肥，除草除虫。我吃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那不是一般的享受。
　　 更可爱的是，我成了嬷嬷家小院的守护神，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嬷嬷的守护神。我还成了学雷锋模范标兵。我的英雄事迹在当地方圆几十里家喻户晓。我成了风云人物，常常出现在大会的主席台上，也常常出现在学生的作文里。那个时代，是英雄的时代，雷锋、王杰、邱少云、董存瑞、黄继光、张思德、白求恩……那个时代荣誉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那是一份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随着我的成长，嬷嬷家的好多活由我承包了。嬷嬷把我当成了她的亲孙子，我的一切甚至比她的生命还重要。
　　 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离家上学，毕业后工作。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去看她。嬷嬷的健康每况愈下，时光的脚步谁也拉不住。
　　 一百元放在今天，实在微不足道。但在八十年代后期，还是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尤其在偏远贫穷的农村，那是嬷嬷毕生最大的收入。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仅弥补了生活上的青黄不接，还为她注入了精神上的活力，让她家有余粮心不慌，甚至财大气粗。再加上我偶尔给的零星钱，竟然陪了她一个晚年，直到她走进了天国。
　　 嬷嬷送我的那捆粮票，却已经价值全无了。我曾经找出以前保留着的粮票，登上楼顶，象天女撒花一般抛出，欣赏着一张张小纸条旋转着飘落。但是，嬷嬷送我的那捆粮票却被我珍藏了。
　　 后来有一天，一位朋友看到了那捆崭新的粮票，眼睛一亮说：“我给你变现吧！”
　　 朋友再来时，一捆百元大钞拍在我的眼前，说：“这是它的收藏价值。”我看得目瞪口呆。
　　 再后来兴起了买股票。我想，它本来是票来，再回到票去吧。
　　 再再后来，又兴起了买房子。已经变成了五万元的股票，又换成了房子。
　　 那房子转眼间超过了五十万元。我也有了嬷嬷当年家有余粮心不慌的体会。这笔财产也要陪伴我的后半生，甚至陪我最终见到天国里的嬷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