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寿终正寝，自然倒掉。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更没有喧嚣瞩目的场面，整个过程平静而干脆，简单而彻底。唯一有些缺憾的是，在老屋倒掉之时，最初的小主人已远离故土，身居他乡。
　　 温暖的记忆中，老屋是我最美的家。老屋是祖父时代建造的。三间老屋在院子最里边坐北朝南，一半是我家，一半是宝叔家。老屋四周有高大的院墙，外围是一个大大的院子。大门口虽然没有安装大门，却也有结实的木桩，玲珑的石凳，在朴实大方中，不失为一种庄重和正统。老屋的前院宽大整洁，大门两侧各有一块不大不小的菜园子，而园子的外墙，则不经意地成了整个老屋前院围墙的一部分。腹院东西两侧都建有一间厢房，因这厢房一般属于主人储藏杂粮、杂物之地而不作为生活居住之用，故俗称为下屋。当然，少数无力建造房屋而借助他人下屋居住的人家除外，比如村东头的赵拐子，再比如前院的徐大个儿。
　　
　　 老屋不富贵不华丽，却不失宽大和周正。房门当然是两家共用。进得房门来，映入眼帘的先是一间灶房。灶房东西两侧都是内屋。东屋是我家，西屋是宝叔家。灶房里有四个锅台，我家和宝叔家各使用两个。足足有四十多平方米的里屋，宽敞整齐，干净明亮。南北大炕相互对应，各自排开。南炕是祖父、祖母使用。当然，稍大几岁时，我和哥哥也都在睡在南炕了。北炕是父亲、母亲和两个弟弟休息的地方。两炕间的地中央摆放着一个八仙桌和六把小方凳，主要供全家人吃饭和我们兄弟几个学习而用。两炕的东墙都立着一个做工考究的炕琴。地中央的东墙上悬挂着毛主席画像，画像左右各有一条印刷标语。左面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右面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挨着北侧标语的墙上悬挂着两块竖型衣镜。衣镜下面并排摆放着两个古色古香的木箱子。木箱子上正中间端坐着一架按时“叮当”作响的老式座钟，座钟的一旁，就是祖父那部从县城里买回来的、每天他都亲自擦拭的宝贝——红灯牌收音机了。哦，对了，东墙偏南还挂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广播匣子，属公有财产。主要用来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外加半个小时的小说联播。南北炕的西墙上都贴着过年时买来的年画，内容生动，色彩鲜亮。两炕都镶有宽厚的炕沿，炕沿对应的棚顶上各自悬挂着一盏25瓦的电灯泡和一条供悬挂帷帐用的竹竿儿。不同的是，南炕朝阳的是两大扇明亮的窗户，而北炕的后窗户，只有一扇且不是很大。
　　
　　 从老屋走出来，才发觉围建在南窗下的小园子不大却显得很雅致。这块小园子不像大门一侧的菜园子可以去种些蔬菜、堆放些柴火，也不像下屋可以堆放杂粮、杂物。它里面只摆放着一口不大的酱缸。我想，修建这个小园子，一定出自祖母的建议。会不会是祖母想用它来种几株花草，也未必可知了。花草自然是没有长成，倒是偶有青苔在小园子里不停地蔓延开来。紧挨着小园子的东侧是垒砌得十分结实的鸡窝。鸡窝分上下两层，下层也是主层，供公鸡和母鸡们杂居。上层也是外层，有三五个小窝，只供母鸡们下蛋用。祖母对这个地方十分上心也格外小心。不仅要防止刚下好的鸡蛋被鸡们踩坏，还要警惕小偷、野狗还有神出鬼没的黄鼠狼来偷鸡吃。一有“咯咯哒”的鸣叫，祖母总是在第一个时间里从老屋里摇摆而出。她缓慢地走到鸡窝前，如淘宝般喜滋滋地摸出一只尚有余温的红皮鸡蛋来。而后，一副满足的样子走进下屋，把鸡蛋小心翼翼地放进一只专门装鸡蛋的坛子里。整个过程简短娴熟，多年不改，乐此不疲。祖母这哪里是攒鸡蛋啊，她分明是在攒着一份憧憬、一份希望啊。在艰难的日子里，正因为有了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的这种积攒，全家人才满怀信心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才会有一次又一次收获。
　　
　　 老屋的后面也有一块园子。相比前院的菜园子，这个园子还是比较大的。惹人注目的是，园子北面围墙内有一排生长多年的老杨树。本来想种一些比如柳树或榆树什么的，但祖父遵循“前不对栽杨后不栽柳”的习惯，所以，老屋后面也只有了杨树。除了那排老杨树外，老屋北窗下还有一株常开不败、蓬蓬勃勃的紫丁香。这是祖母还有母亲一起极力保留下来的。在我印象中，后园子除了春天栽种些小葱小蒜外，大半个年份里都栽种着祖父多年不改的黄烟叶。我多么希望自家的后园也能像其他人家那样，有几棵果树，一到收获时节就结满黄灿灿的甜杏、红扑扑的李子，还有那红黄相间的沙果啊。可是这个愿望始终也没能实现。害的我非要在大晌午里，偷偷跑进别人家园子里翘着双脚偷着摘回几个果子来，惹得人家鸡飞狗跳的。不甘心中，我拽着母亲的衣襟嚷嚷栽棵果树。可母亲说园子没地方种了，要种也得要和祖父商量。我知道祖父是不会同意的。一栽果树，就要影响他那珍贵得要命的黄烟收成了。祖父蹲在后园子里栽种黄烟苗儿，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祖父背后，想吓他一跳。祖父回头一把拽住我，哈哈大笑。我则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祖父说：“瞧瞧，就这胆子还想来吓唬我。行了，别哭了。等明年，爷爷在这里给你载棵樱桃树，好让你天天吃樱桃。”我精神一阵，破涕而笑。第二年春天，祖父果然在后园子里载了一棵樱桃树。可这樱桃树却应了那句“樱桃好吃树难栽”的老话，不见一丝茂盛。辛辛苦苦地侍弄了大半年后，它还是死了。
　　
　　 祖父喜欢坐在炕上吸烟，但是每一次吸完，都下意识地拿起小笤帚把炕上扫一遍，生怕有烟灰掉落在炕上。祖父是不喜欢我们在屋内玩耍的，这不仅源于他喜欢清净，更重要的是怕我们把屋子弄脏了。只要我们这帮儿小东西们跑到屋内嬉闹，他总是从炕席下面拿出一条小鞭子做驱赶状。小东西们当然是一哄而散了。祖母也喜爱干净，经常见她拿着一块多年不换却很干净的抹布在炕上炕下来回抹。她边抹边唠叨着：“哎哟哟，这灰又一层了，不擦怎么得了”。一会儿，又是一句：“你瞧瞧，这凳子让孩子们给踩的，怎么不把鞋脱了再上喔。”而我们呢，则学者祖母的样子，弓着腰，用手比画着。祖母说一句，我们学一句，一步一曲，边学边笑。祖母却不生气，继续擦着抹着，继续唠叨着。而我们呢，还要继续模仿，却被突然踅进屋内的祖父给吓住了。看着祖父已唬起了脸，我们小心地蹭到门口一哄而散。在家里，祖父是说一不二的，不管大事小情，祖母都愿意听从祖父的意愿。而祖父呢，对祖母也比较尊重，也愿意听祖母的劝。只要祖父一生气，祖母都及时相劝：“气大伤身，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还是往远了看吧。”就这么一劝，不管多大的事儿，保准祖父阴沉的脸云开雾散。祖父展示的多为严厉，而祖母则是慈善有加。记忆中，祖父和祖母从来没有拌过嘴，相濡以沫共同走完了人生之路。老屋被祖父、祖母打扫得干干净净，所有的家什被整理得板板整整，所有的秩序被管得规规矩矩，包括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老屋赋予了全家源源不断的人气和无穷无尽的喜气。它魅力无限，就连屋檐下燕子们所做的窝都比其它人家多几个。老爷爷们总愿意来老屋和祖父坐在一起唠家常。他们一边吸着烟，一边聊起赵尚志、张甲洲、于天放他们打鬼子闹抗联的事。祖父有过一段很光荣的历史，备受大队和公社的重视，也深受乡亲们的推崇。祖父17岁时，赵尚志领着抗联队伍来到村里进行休整。见帮着队伍喂马的祖父很勤快，赵尚志就问祖父愿意不愿意跟他当抗联。于是，热血沸腾的祖父，不顾我太祖母的反对毅然参加了抗联。抗联队伍在村里休整，祖父就和队伍学骑马学射击。没有几天就成了一名生龙活虎、枪法不错的抗联战士。赵尚志见祖父人很机灵，索性就让他跟自己当了一名警卫员。祖父后来向我讲，赵司令身边有四名警卫都很威风。就这样，祖父就跟随赵尚志当起警卫来。枪法不错的祖父，骑术却未过关。一次训练时，祖父从马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右腿严重摔伤。几天后，抗联队伍休整完毕离开村子。祖父拄着拐杖在走出家门和抗联队伍依依惜别。祖父以为，待自己腿伤养好后，赵司令一定会派人来接自己归队的。可这一等，就永远没了音讯。老屋里一阵沉寂。后院的李五爷叹了一口气说：“赵尚志他们真是大英雄啊，硬是从沈家屯铁道线上突了过去。听说铁道旁到处是死人，壮烈啊。”坐在地中间的刘三爷低头嗑了一下烟袋锅儿说：“二哥也是福大造化大。你要不受伤，怕也躲不过那一劫。”坐在炕沿一侧的马七爷“哼”了一声接过话来：“要都是像你这样想，谁还当抗联，谁还闹革命？不闹革命，咱们老百姓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刘三爷脸一红急了：“我又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谁知道你说啥意思”，马七爷倔强地说。祖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谁也不能怪，要怪只怪自己不争气。要是我的腿不摔伤，兴许赵司令也不会牺牲……”祖父一边自责，一边用手捶打着自己那条已落下后遗症的右腿。老屋又是一阵沉寂。
　　
　　 老屋不只是祖父、祖母和老爷爷们唠家常、怀念抗联的地方，也是母亲和其他姑娘媳妇们切磋针线手艺、互通开心事的场所。母亲心肠好，人缘好，手艺更好。村里经常有一些大姑娘小媳妇来老屋向母亲讨教。每当这时，祖父祖母都会找借口躲到外面，为的是不影响母亲她们说话做事。这时的老屋里总会传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母亲为人热情大方，有求必应，爽快有加。只要人家上门，都毫无保留地手把手进行传授和辅导，直至人家学会弄懂为止。到了吃饭时间，母亲还真心挽留人家一起用饭。善良的母亲满腔热忱，用真诚、真情感染和团结了一大群姐妹，也给老屋增添了许多欢乐。后院的盛婶家的女儿要出嫁了，盛婶带着女儿就经常来老屋向母亲学做一些针线活儿。盛婶是公社业余宣传队队员，母亲就开玩笑说：“你唱一段曲儿，我就教你姑娘一样。”盛婶还真信以为真，果然就唱了起来。老屋里一会儿一阵子歌声，一会儿一阵子笑声，让我们这帮儿小东西们都好奇地停下了玩耍，一窝蜂似地跑进老屋来观看。屋后的老杨树上，一群麻雀跟着我们叽叽喳喳欢快地鸣叫起来。
　　 平时，老屋就人气不断。每到逢年过节，则更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凡。我儿时的节日，就是因老屋特有的魅力而显得格外红火。从阳历年（元旦）、阴历年（春节）、元宵节、二月二，一直到五月节（端午节）、八月节（中秋节）、腊八节等等，每一个节日里，老屋都洋溢着浓厚的喜气。这种喜气弥漫到老屋四周，久久不散，就像一道长盛不衰的景致，充满诱惑富有吉祥。春节来了。白天里，老屋的房门总是关不上。除了我们哥儿几个进进出出不停地玩耍嬉闹外，左邻右舍和同族的叔伯大爷、大娘大婶、大姑大姨们接连不断来家里做客。老屋里南炕、北炕坐满了人。大家东一句西一句，说着开心事唠着吉祥话，那个劲头儿真比到县城去赶集还要兴奋许多。欢乐的气氛不停地从老屋溢出，直把东院那平时寡言少语、不愿与人来往的张大嘞嘞老娘也感染到老屋来。见是张大嘞嘞老娘来了，大家都一愣，停住了说笑。祖母倒是不觉得有什么意外，连忙把张老太太让到炕上。张老太太有些不好意思：“平时的话儿，都被我儿子大嘞嘞给说尽了。今天啊，我也要和大家唠两句嗑儿。过年啦，你们都好哇。老姐妹、大兄弟们全家都快乐哦。”祖母笑道：“大妹子，你家也是一样，人寿年丰吉祥呗。”祖母这句“人寿年丰”还是打祖父那儿听来的，竟也会活学活用了。大家又开始高兴地说笑起来。不一会儿，哥哥从外面气喘吁吁地跑进老屋来：“秧歌队来了，快出去看秧歌呀。”老屋顿时沸腾起来。
　　 一到过年，每个大队都要组织秧歌队在本村进行巡回演出。要是表演好了还会参加公社的秧歌汇演。自打老海叔从第八生产队队长荣升大队书记后，他原来所在的第八生产队社会地位在全村里明显提高。大队里一有什么活动和义务劳动，老海叔都想着第八生产队。就连这秧歌队里的成员，八队的社员就占了一大半儿。老海叔平素最敬畏祖父。这不仅因为祖父脾气倔，有过一段令人敬佩的历史，更主要是老海叔还最爱抽祖父种的黄烟。那时，未经批准是不允许私自种黄烟的。可祖父就例外，也没有谁来进行干涉和阻止。这倒不是生产队和大队不知情，而是实在不好去管。一管，就容易惹祖父生气，祖父一生气，老海叔就紧张。所以呢，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祖父在老屋后园子里栽种“资产阶级黄烟叶”。果然，有些人就想效仿祖父也种点儿黄烟，可一载下烟苗，就立即遭到铲除。这些人当然不服，于是就找老海叔理论。老海叔狠狠地吸了一口旱烟，情绪有些激昂：“一个贫下中农，最起码的要有觉悟。你的觉悟哪里去了？人家朱老爷子闹过革命，你闹过吗？作为一名社员，要比贡献不要比享受。嘴馋了想吸烟，就去找人家老爷子弄些来。你看我这烟叶……”老海叔一开口就刹不住闸，差点儿把自己经常找祖父讨要黄烟叶的事情也一并说出来。他脸红脖子粗，不耐烦地一挥手：“反正除了朱老爷子，谁也不能种，这是革命原则。理解得理解，不理解也得理解。”能把栽种旱烟的事情扯到革命原则、革命道理上来，也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整得出来。祖父栽种黄烟，无疑成了一种特批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来源于乡亲们的一种友善的理解和淳厚的包容。秧歌队扭进院子来，老海叔灿烂着脸扭在队伍的最前面。全家人都迎了出来。父亲从老屋里搬出了八仙桌摆到院子中间，母亲则麻利地在上面摆放了一大盘瓜子、十多碗白糖水。祖父似乎想起了什么，连忙又走进老屋。不一会儿，他走出屋，手中是几包比较金贵的葡萄牌香烟来。舞了一阵子后，秧歌队员们呼啦一下子围到八仙桌前，争先恐后地抢着抽葡萄烟、抢着喝白糖水，而盘子里的瓜子，早已不剩了一粒。再宽大的院子，也经不起这些人闹腾啊。老海叔好不容易地从秧歌队员中间挤了出来，走到祖父面前嬉笑道：“二大爷，您咋地也要给我们大家伙儿拿点儿宝贝黄烟啊。”祖父爽快地说：“好说好说，一会儿给就你们犒赏两把黄烟”，说完，开怀大笑起来。老海叔、还有那些秧歌队员们也都跟着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