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一直是社会的栋梁，历史的开拓者，他们是国家机器的万花筒，他们总把一个鲜活的群体和某种称为“天道”的东西带到这个生生不息的人间。
　　
　　 然而，要说现今中国的精英们在干什么。若鲁迅在世的话，我想，他将不哀下层显得麻木的劳动者的“不幸”和“不争”，他会哀我们可贵的星级人物们，他们正在权力角逐中一片心力交瘁，都想挤入上层领导班子，再风光十足的坐到太师椅上。每完成一次人事调整，此时，中国的欢乐与愁最多。于是乎，报上讲，一个乡镇竟出现了三十五个副镇长。一个广东县市招聘县处级干部，有八十多位“热心”的教授从学术圈子戴着眼镜钻出来。
　　
　　 中国缺少的不是什么处级干部，而是，各行业的实干家，以及他们在国家事物上说话的能力。九龙治水已经不重要，关键是他们在不在治，若山上随便一棵树枝掉下来，就打到了几个悠闲的处级干部头上，那才是国人的痛。
　　
　　 一旦我们这些精英荣升上位（天知是何来头），他们会和干了三天三夜的农夫比，精神一下子掉到低谷，会很理智“不在岗，不在状态”，直等到下次大选。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早把达官者惯坏了，觥筹交错的场面总逃不过他们的法力，甚至营造了他们圈子特有的交易原则，场上的能力赛过场外的能力。
　　
　　 我国早在20世纪之交，又是维新，又是民主革命，社会在进行一次利益大分割，然实业家们照样难分一瓢羹，历史把他们可怜地忘记了。他们可夹在墙缝里作一作人，受着“雷雨”，除非去与官挂钩。我国的历史名著，差不多清一色评叙为政者的“伟业”，“官声”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热门的话题。中国习惯了，习惯了演戏的不如看戏的，谁没有流够汗和泪，说明他没有正坐在观众的前排。孙中山先生一度从政坛上退隐下来，想以一己之威实业救国，可袁大头和其他军事寡头连夹菜尝一下的劲都没有，中国的政客太忙了，结果，我们可敬的孙文无非又多增加了次刻骨的经历，唯留下实业救国的遗梦。
　　
　　 好象，大家在奋力抬玉石过山，最后，嘉奖的多归于持鞭者和坐在太阳伞下的人，至于伐山开道的、肩扛里顶者，却黯然而去。是不是中国之舟，缓行在古老而凄然的运河上。
　　
　　 不知那华盛顿是怎样想的，有位上尉正大呼小叫地叫一群下士把大炮从泥浆拖出来，把自己开得像精神领袖，呼呼号，骂骂人。远处一位着装如老兵的人见了，忙上前帮助把大炮推了出来。大尉有派头地问该位还在喘粗气的、衣服满沾上了泥巴的人是何番号，当得知是乔治-华盛顿老大人，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干净整齐衣服下渺小的灵魂，怔怔站在那里。似乎想表白敬佩时，那人早扬长而去。
　　
　　 当然，我们很多精英在镜头前和握手时会想到平民，大多时候，他们会悠闲地签单和剔牙。是啊，在精英的舞台上，比起许多我们一直憎恶的西方国家，是失落，也显现落后。政治资源和政治文明在被践踏，官僚作风，在成为世纪之痛。我们在迎接一个浮躁的社会，许多世事在权力之争中变味；经济在大吃大喝中失去动力；众生睁了乌鸡眼，想当红顶商人。由是，一些被称为刁民的人，自然生些犯禁之事来，贵州一县的堂堂警车都被砸了掀了。
　　
　　 是非成败，当有后论。然我们的精英确实需要分流，正如教育事业不是单纯造就考试神话，我们的社会也非单充斥权力精英。“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古之曹操，尚有英气，思贤若渴，从善如流。我们的二十一世纪，一切在指待精英在舞台上振作，相互信任，相互协作，发展实业，去做生活的布道者。常送福音，少遭非议；不善漠视，而善友待；不重指挥，而重示范；不期索取，而期自我牺牲！郁达夫说过，没有伟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有了伟人而不珍惜的民族，是无可救药的民族，但我们一定要看伟人的样子，不是看他的造神、建党和忙于树碑，而是看他身后有千千万万的实业者，愿埋头苦干的人。
　　
　　 若社会总扣着穷帽子，精英再怎么精英，也失去了舞台。既然生到了这片土地上，就是“吾土吾民”，深为之奋斗，为之含笑九泉。精英的万花筒呀，请如北京奥运会28个“脚印”样，亮炫我们国人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