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一抹寒凉浸润在空气中，却挡不住整座城市烟尘的弥散。烟尘穿行在路上，我也是。班车转过一个大弯后，戛然而止。一睁开眼，我就能看到院子。院子坐落在郊区的村镇里，从院门口步行，不多远就是六环路，寂静中不断有车辆呼啸而过。院子从黑暗中走来，就是冬日变成了夏日。院墙外面的杂草更高更绿了。
　　 房子是一座孤岛。院子里的路分开两边，河流一样环绕。我站在原点，右手边是青灰的水泥路，刚刚凝固，坚硬而平整。可院子里的路只修了一半，剩下一半的荒芜或许要留给秋天。我站在初夏的繁盛中，却不知为何想到了秋天的衰颓。时间都去哪了？衡量时间的方式不同，似乎时间消亡的方式也不同。有时候，我会用地铁卡上消失的数额计算时间。有时候，我会用饭票变薄的触觉计算时间。而现在，我喜欢用一个完整的季节来计算时间。一个季节里有太多隐秘的变化，关于草木的、温度的甚至人心叵测的。如同所有琐碎的枝杈，又能够完整地呈现出一季植物的繁盛，我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总是显得有些迟钝，任由邪念横生。阳光下，院子的左半边脸，在空虚中燃烧。在无限的虚弱感袭来的时候，是每一脚落下去都要小心翼翼。地面上缓缓升起了细腻的粉末，那么轻盈，那么松软，那么妩媚。没有时常擦洗的黑皮鞋，只是变得更加肮脏罢了。在这样的旅程中，或许有多少尘埃的沾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置身其中，还有多久按捺的时光。
　　 当暖的天光流转，催促着整座城市开始嘈杂，院子也开始说话。敲打筋骨的声响，来自门诊后面的工地。远远望去，一幢三层小楼赫然成型，有小工正悬挂在半空中刷漆，和一根绳子相依为命。涂料是鲜艳的柠檬黄，有些迷离和古怪，听说是院长选的颜色，没有人喜爱。这幢新楼覆盖的位置，听说本是平房的职工宿舍，宿舍拆掉以后，只好腾挪了门诊楼深处的几间房作为休息室，正好挨着中医科的煎药室。我曾经拖着行李箱跨进房门，男职工宿舍里是满满的雄性味道，终日不见阳光的室内，似乎很少有人刻意去整理床铺，床单上的皱纹如波浪一样垂下来。烟头和杂物的尸体，被浪头推到了晦暗的角落，写满了颓废和自私的情感。有人试图要把他的铺位替换给我，可在他迟疑的那一瞬间，我拒绝了。
　　 女职工宿舍的窗子向南，外面原本是一片密不透风的竹林，也正是现在的我所掠过的方位。前些天，有人钻进竹林，一边猛推，一边猛砍。竹子被大肆砍倒以后，后院突然空旷了许多。竹林原本是遮天蔽日的秘境，我能看见每一根竹子都像扎进眼睛里。它们威武雄壮，守护着许多秘密。女人说，这回宿舍里需要悬挂窗帘了。我曾爱着竹林上层裸着的雪，还有竹叶下藏着的鸟和窃窃私语。可竹子倒了，就一无所有了，变得了无生趣。竹林中央有一块刻字的大石头，这只耸立的坚硬的物体，这回终于重见天日。为了一块石头，他们还是砍了整片竹林，并修葺出一个规整的园子，四四方方的。但他们都说，竹子没有死，只是欠了一场雨而已。雨来了，竹子会规规矩矩地从荒原长到花园里。
　　 掠过花园，来到简陋的小食堂。我在小黑板上寻找我的名字，并在后面划勾，以便饭堂大师傅计算今日午餐的成本，选择食材。其实食物和编制一样需要预算。大师傅是两名村妇，每日清晨都会煮了米粥或者蛋花汤，准备少许干粮。职工大多都拿了烧饼转身就走，烧饼是固定的一甜一咸。门诊一层，药房门前，一条队伍安静地守候着一个狭小的窗口。我爬向三楼，来到行政办公区，一间拥挤的档案室（办公室）。医科五年毕业，我被借到这里打杂。而我已经习惯了，打开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把前一天同事没吃的早点丢进垃圾桶。
　　 不知道为什么，在医院的半年里，我变得愈发孱弱了。我的身体似乎总是被各种隐患偷袭，我告诉自己要喝大量的热水，以战胜黑暗，可还是常常功亏一篑。接连不断反复发生的感冒、咳嗽甚至是微小的口腔溃疡，全都找不到明确的病因，我在不断的自我猜忌中，变得敏感又虚弱。院子里有太多病人，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母亲劝我在单位一边工作一边输液，两全其美，可是我并不愿意。我排斥院子和当中的自己。我时常盲目地购买药品，在院子外面的大药房。那些花花绿绿的盒子，令人捉摸不透又着迷。诸多中成药，颗粒的，丸状的，汁液的，无一例外都是苦涩的，并隐隐幻化着一些植物特殊的芳香之气，而我总是希望其中有一种可以穿越荆棘，神迹般治愈我。
　　 曾几何时，我对身体管理总是异常谨慎，现在的我却沉迷于药物的能力。我喜欢“治愈”这个词，它能够贯穿始终，醍醐灌顶，立地成佛。它有时候是杀死，有时候是弥补，在潜移默化之中，就填补了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未可知的缺憾。院子里充满太多美好的假象，人们愿意相信病房是治愈的初始，只是我有些模棱两可的直觉。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收起所有的同情心行走，避免目光停留在那些饱受折磨的面庞上，我对突然而至的怒火感到恐惧。在我的感知里，所有异常强烈的情感都是可怕的，都是人类需要摒弃戒除的。而往往最可怕的，又是那些长久沉默的，比如一个校服蓬松的女孩子，在一场桃花初开又难以启齿的性事后，此时正安静地坐在妇产科门前。她的目光低垂，整个早晨，整条廊道，万籁俱寂。
　　 上午十点，有一位老人气喘吁吁地攀爬上三楼，找院长投诉。她说自己长年吃一副配方不变的中药，一开始医院药房里只差两三味，现在竟然差到六味。我相信她的血液中长年流转着一些植物和昆虫的成分，发挥着宏大而不可控制的治愈能力。当然，同样还有一些微弱的不可知的毒性在慢慢侵蚀她。她看起来是那么暴躁，仿佛缺失的不仅仅是几味药，而是她一部分生命。我看着她用尽全身的力气行走，可是我不会去搀扶她。我就这样站在青灰颀长的背影中，踟蹰难行。我常常想，我应该以怎么样的姿态在院子里行走，我始终试图寻求一个位置，是无法替代的，自得其乐的。可渐渐的，我发现是院子在消磨我。母亲嫌我不太安分，她却希望院子里的生活能够治愈我。
　　 我的邻居是财务科的女人们。来办公室第一天，办公室老大就语重心长地和我讲，要当心一位姓胡的会计，凡事要多忍让。如果说医院是江湖，胡会计就是医院中的李莫愁。她道行颇深，且性情古怪。有人说她是疯狗，逮到谁咬谁。有人说她是坑，要远走绕行。总而言之，她是个不怕事且不怕死的女人。我常听到胡会计在办公室喊院长的名字，院长顺着声音就寻来了。很多男人都朝思暮想要推倒她，然后狠狠甩她两个耳光。从她口中而出的，那些尖锐的脏话，常常像刀子在楼道里穿梭，又有多少幸灾乐祸的耳朵竖立着，然后暗自偷笑。我却笑不出来。
　　 胡会计有个抽屉，木头的，变形的，还挂着小锁头，里面藏着各式公章，暗含所有权利的象征。而钥匙就散落在桌面无数的钥匙串之间，院子里几乎所有的钥匙都归她管理。胡会计还有个旧印台，一副黄脸婆的外壳，吐不出湿润的舌。我盖的章，总是因此模糊不堪。那一天胡会计突然怒斥我，早就看你不顺眼，站起身来，用上全身的力气给我压。果然，这招管用。这一次，我承认我对她有些刮目相看。我差点忘记，胡会计还有一个崭新的印台，始终不肯给外人用。她对我说，旧印台是你们用坏的，抽屉是你用坏的。只有张会计一个人的时候会说，抽屉本来就是坏的，这次我把新印台给你用。
　　 三层楼只有六间房。院长室、档案室、财务科、库房、机房、厕所。档案室和财务科以一间厕所相隔，相互之间带有浓重的鄙视之情。这间厕所，由三层行政区的六个职工共用。在医院，这间厕所算是整洁宽敞的，里面有一台不知好坏的电热水器，一个墩布池，一个蹲便器，以及零散的清洁工具。有一次我刚脱下裤子蹲下来，还没来得及酝酿情绪，就听到胡会计的砸门声，这真是令人尴尬的打断。如果要怪，是罗马人创造了下水道。胡会计说，厕所下水的通道和她房间的水池相通。她不允许这些男人们在厕所大便，因为排泄物的气味会顺着管道摸进她的屋子，挥发弥散。从此，我对这间厕所的使用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我以为，一个人的欲望不需要理由，排泄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和性欲一样美好而至关重要。然而一个人最污秽的气味，就能够如此简单粗暴地轻薄她，激怒她。可院子里到处都在施工，那些浑身沾着凌乱污迹的男人，像麦子一样在日光中作业。在后院，在墙壁上，在屋顶上。他们会时不时与我们擦肩而过，又在我们的领地迅速消隐，留下痕迹。
　　 一段时间以来，胡会计坚持以厕所为阵地，开展了一系列坚决的自卫战。她与世隔绝的骄傲，绝不容许失败。她害怕脏，她相信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事物是肮脏的。这些男人粗壮的身体上，有最下层的市侩的气味，有最卑劣的腐败品质。有时候，她发狂一样到处喷空气清新剂，一种混合的工业的香型。她终于成功地用一种浓重的甚至有毒的气味，覆盖了其他所有人的存在。记得每次下班后，胡会计都会一丝不苟地锁好每一间房门，包括这间厕所。她总是不断重复着开门和锁门的动作，其中有些锁要旋两圈，有些锁只能旋一圈。这些都是不容侵犯的规则。她试图用这些琐碎的规则改变这个世界，但同样改变着我们的习性。当有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竟然为了避免争端，开始遵守这些规则的时候，我心生庞大的恐惧。
　　 有时候我去二楼打水，医生饮水机里的水似乎永远也烧不开。饮水机上面随处可见雀巢咖啡的袋子，总是不断扰乱我的心神。那些被封印的可溶性粉末，无疑通过视觉就可以呈现出一种状态来。忙碌的，亢奋的，上瘾的。爬回三楼，烟和茶才是属于这里的闲余享受。我看到走廊花盆里的烟头更多了。唾液、烟灰，混杂的情愫，却从未阻碍这些植物的生长。一棵柔软的植物从窗台流淌到地上来，不小心被旁人踩痛。即使被轻贱，它还是不断地伸出新的叶脉，旁顾无人地恣意低垂，用它的长发盘绕日光。
　　 档案室杂乱的物品中间，藏着不少茶叶罐子。红茶，绿茶，半发酵的乌龙茶，有时候久到让人分不清楚属性和年份。我从南方迁徙回北方以后，遗憾再也没有朋友礼待我饮茶。那些烹茶的繁琐工具和程序，看来本身就不是深埋在我骨子里的事物，轻易就可以摒弃。虽也能提神，茶叶却似乎天生就带有某种懒散闲适的气质，是依水而生不断绵长的慵懒日光。其实在这半年来，我无数次在耳畔听到“懒”这个字眼，这绝不是什么好事，哪怕只是针对旁人。在这座院子里，“懒”绝对是窃窃私语里可以传染的人身攻击。
　　 在过去整整一周的时间里，屋子的角落摆放着一只空鱼缸。鱼缸的玻璃壁和小石子上，沾满了墨绿色的鱼粪，腥臭味十足。这味道不断扩散，渐渐麻痹了我们的神经。连苍蝇都来了，我们却对此无动于衷。屋里三个人或许在暗自较量，等待第一个人的认输。鱼缸的主人曾是这里的院长，已经调离，但是他的鱼缸还是被带回故地刷洗。下属曾为他精心挑选的锦鲤，每一个晕染的斑点都充满赞美，这次也厄运连连全部殉难。听说鱼缸干净了，鱼就可以存活。无意中的应承，使办公室老大硬着头皮把鱼缸搬运回来。他迟迟不愿意清洗鱼缸，我却不愿意为了奉承一个陌生人干这脏活。
　　 前两天，据说是开班车的刘师傅重新洗过鱼缸，一边骂脏话一边用清水淘洗了石子，放入花色最美的锦鲤，然后物归原主。可是我不知道这些美丽的鱼，到底能够活多久。等它们全都死了，鱼缸还会回来吧。我猜想，刘师傅一定觉得办公室里三个人，就像那些外表光鲜的鱼类，迟早会自掘坟墓，消亡在医院里。虽然在我的耳朵里，刘师傅和我说懒这个字眼的时候，只关联了其他两个人。但是我并不确信，在其他人的耳朵里，会不会也出现我的名字。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在怀念上一任院长。而现任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身体里藏着一个倒不完的话匣子。某次闲谈，院长和我说，等后院的楼房盖好了，有了我的床铺，就安排我值夜班，一晚十五块钱。那时候我保持了沉默。暗想没有风花雪月，甚至还有人身危险，却如此廉价。那天，院长竟然从一只茶盘说到古木，从古木说到收藏。他甚至还从柜子里拿出一只金丝袋，从中掏出一只紫砂壶。他说这只壶现在还不值钱，但是它有证书，等制作它这名匠人成了大师，这只紫砂壶的身价也将水涨船高。这只紫砂壶小巧玲珑，没有任何花纹修饰，一只手可以把玩。若盛了水，对嘴啄饮，两口见底。话题从茶壶再到茶叶，可对于喜欢牛嚼牡丹的我，难免有些沉闷。告退时，他竟然说要送我一盒未拆封的茶叶。我想要拒绝，可这一次却不容推辞，竟有些本末倒置的可笑。
　　 可没过几天，院长就再次找我约谈。原因是一个同事迟迟没有考下执业医师证，引咎辞职，所以要由我接替他的岗位，守护院子夜晚的安宁。我是一个悲催的替代者，逐渐实现着多重身份的交叠。医生，办公室职员，保安。院长问我愿意吗？我点头沉默。从此，我多了守卫院子的工作，固定五天一次。寂寞的时候就喝茶吧，院长送我的那罐茶叶，名字叫做“单冲”，来自我熟悉的广东省，传说品质好的单冲，冲泡后会有幽幽的兰花香。我准备在这臆想的花香里，等待一些命运相通的人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