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安国忠不是我的室友，我们住过同一间房，但不是同一时候。称他室友，其实是想借故写写他。
　　 那间住房，在招待所院角石坎上，进县委大院的路，经石梯子从门前通过。安国忠及其儿子、表侄儿在这里住了数年刚搬走，他去姜司镇任镇长，在外租了两间。他不愿再在这里居住，可能是基于以下原因：这间住房只有20多平方米，中间用木板隔成两间，一间用于安床，为卧室；一间用来堆放碗筷，算厨房，太拥挤。地面不平、四壁破旧倒无所谓，使人浮想联翩的是那公厕。去公厕的路线环绕住房三面，每逢招待所接待开会，门边都要贴上“厕所由此去”，后面是一道长长的弯箭头。最大的烦恼还是上厕、上班、借道的人络绎不绝，在此读书、写作很是问题，喜欢舞文弄墨的安国忠，自然不愿再住这里。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有几人呢！
　　 安国忠老家寨上一姑娘，与我老家寨上一青年喜结连理。1984年的一天，小俩口安了打米机，周围几百户人家啧啧不已。一天那男的问：“你认识安国忠吗？”
　　 “认识。”我答。
　　 那人又说：“他是我爱人的亲戚，我买这打米机，全靠他帮忙贷了500块钱，”
　　 脑海中立即显现梳着背头的安国忠,他五官端正，身体也还健壮。但总觉有些不协调，原来是他身体有些矮胖,常叼着5寸长的烟杆，抽叶子烟，说香烟没劲。
　　 1989年，安国忠调进农调队，与我成了近邻。一天他谈到为我老家寨上那亲戚担保那笔贷款，“去找过好几次了,至今一分没得，打米机被他卖掉，用了。”要我回家时帮他催一催。我帮他问过一两次，都说再过两个月。那家想生儿子，一连生了5胎才遂愿。家贫确实如洗，5分、8分、１角的高利贷借了不少。后来安国忠又去问过几次，得过一张100多元的烤烟“白条”,通过熟人兑了现金；再后来，那家男的杀了广，过了几年，全家也跟了过去。安国忠只好用自己的工资还了信用社1000多元本利。
　　 安国忠常常乐颠颠地去给一些喊穷叫苦的亲戚、朋友、熟人办事，借款，担保，渐渐债务缠身，对方往往不还或还不上，难免对薄公堂。我劝他：“你是做好事得罪人的好人。许多人都希望别人忠诚老实,乐于助人，自己则例外；有的甚至以此损人而利己。”他说感谢提醒，过后又忘了。
　　 安国忠任镇长、区长、副队长、队长将近20年，报上说他是“穿草鞋的农调队长”，时常看到他在大街上请老百姓喝“摊子酒”，共分一匹叶子烟。他常说“烟酒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前提是自己掏钱。他总爱往乡下跑，也跑地区，跑省里，为所帮扶的乡村要资金架桥，修路，安自来水。个别人将他跑来的部分资金用来修了“官路”，他气得骂娘。
　　 一些老百姓说“安国忠不象当官的”。也有人说他“不正常”。任区长时，修公路有些结余,分给他一份“补助”，他主动上交了县里；指导乡政府搞计划生育，乡里送点误餐费和劳保品，他拒绝接受；区里发给乡里一笔烤烟奖金，他退回了乡政府返回的奖金“红包”；区里分给任扶贫帮乡工作队队长、挂职区委副书记的他800元烤烟奖金，他分给了帮乡队员们……一个人的言行与多数人的言行不一致时，别人就会认为你是“不正常”的了。
　　 安国忠那支写了30年的笔，确令一些人头痛。一年初春，正值烤烟任务难以落实之际，《贵州经济报》登出一篇他写的《干部要种烟群众要种瓜,各有一本帐究竟该种啥》，有领导看后很是恼火，但又并非不属实。后来他又写了篇报刊登载，经国家、省、地领导批示的《高利贷盘剥害死人》，放高利贷者恨之入骨不说，给省地县有关部门和领导确实增添了不少麻烦。有人责怪：“国忠,你是没有钱用了不是,这些事又不是我们县的专利。”安国忠忘了人人都喜欢听恭维话的现实,听者嘴里说着“哪里，哪里”，心中却甜如蜂蜜。
　　 安国忠坚持要调到外地，已是五十有余的人了，不知为什么。我在想，他调后，每天上班，谁来打扫公共走道和办公楼前的卫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