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过立秋，海边的天气早晚开始有些凉凉意，走出青岛海洋大学绿荫覆盖、富有异国风情的校区，初秋的阳光下，蜿蜒的山路上布着座座些许老旧的小楼。打听着，走不远，在黄县路上，有一座不显眼的二层德式建筑。
　　 这里便是老舍故居，在这个小楼里，老舍住了两年半。楼上他和夫人及孩子住，住在二楼的是作家黄宗江、黄宗洛、黄宗英三兄妹。
　　 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诞生，1931年９月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张道藩、沈从文、洪深、王统照、台静农等众多名师硕儒先后前来任教，老舍就是1934年在当时校长赵太侔力邀下来任教职的。当时的青岛名流云集、群星璀璨，一度成为与北平、上海齐名的三大学术重镇之一。
　　 在当时国立山东大学周围，留下了一些名人的印记，这些老建筑因为它们曾经的主人让青岛短暂的历史显得厚重、丰富和迷人。
　　 在青岛，老舍先后住过四个地方，最后搬到黄县路十二号，在这里住了六百三十余天，创作了《骆驼祥子》等作品，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此处离山东大学很近，步行要不了几分钟，上课教书很方便。
　　 一九三六年暑假后，老舍先生辞了教职，专心写作《骆驼祥子》。“思索的时间长，笔头上便能滴出血和泪来。 ”《骆驼祥子》问世后，成了他的代表作。
　　 老舍是个文人，确切一点应该是一名教师或者作家。
　　 他活着的六十七年里，在北京度过了四十二年，然后英国五年、新加坡一年，山东七年，汉口半年，重庆七年半，美国四年。一生中，他到处奔波。
　　 说他是作家，但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也包括在国外，他依然是大学老师。
　　 北京是他老家，老舍父亲是一名满族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劫掠，他因为扣在箱子下幸免于难。在北京老舍读完中学和师范。
　　 舍弃自我，是老舍一生的目标。他生于阴历年底，父母为他取名“庆春”。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弃；予，我。舍弃自我伴随着他一辈子。
　　 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自己说：“我终年是在拼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正因为如此，他勤奋笔耕，创作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二马》《龙须沟》等大量文学作品，创作的短篇小说《月牙儿》、《断魂枪》 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崇高赞誉，受到人们的喜爱。其中，多个作品被编入小学课本。
　　
　　 老舍先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在济南这座温和朴实的古城里，老舍和普通的教员、记者、车夫、厨子、说唱艺人、民间拳师为友，汲取民间养分。济南南新街54号，一条古朴洁净的胡同里，完整地保存了老舍先生的住处。在这里以及在齐鲁大学的办公楼里。不眠的灯火伴着他写出了四部长篇小说—《大明湖》、《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赶集》、幽默诗文集《老舍幽默诗文集》，以及散文《趵突泉》《济南的冬天》《济南的秋天》等，并翻译发表了大量外国文学。老舍对山东是有感情的，这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得出来，他写济南，不但写，而且是长长的系列，写得那么动人，富有诗意！他写青岛，那么趣味盎然。
　　 一九三四年秋，老舍赴青岛任山大中文系教授，讲授高级作文、欧洲文艺思潮、外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等。期间，他结识了当时聚集在青岛的许多文朋诗友。1935年，老舍与洪深、王统照、臧克家等朋友一起发起在《青岛民报》附出《避暑录话》周刊，题名语意双关，一是避时令之暑，二是避“当局”之“暑”，所刊诗文俱出名家，不但文字生动活泼，常有精美之作，而且立意精到，于是在青岛一纸风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
　　 老舍的夫人胡挈青回忆:“在黄县路居住的这段时间是老舍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时期。”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一年多的时间里，老舍辞去教职，靠写作稿费收入度日，一家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而胡挈青为照顾两个幼子，也辞去了在市立女中的教职，一家人靠老舍拿稿费糊口。老舍极少有时间游览青岛风光，每天就是忙着看书，查资料、备课 、编讲义和接待来访的同学，在这栋小楼里，老舍先后写出了散文《 西红柿》、《丁》、《避暑》和小说《月牙儿》，这些作品收入到了《蛤藻集》和《樱海集》中。
　　 之所以把书取名为《樱海集》，是因为他爱樱花和大海，樱花和海又是青岛的两个象征。从他的散文中，不难看出老舍对青岛的樱花以及独特气候的偏爱。读老舍在青岛期间创作的散文，你似乎可以穿过长长的岁月，闻到满岛的花香。五月春深似海的时节，老舍常常会席地而坐，在薄雾中静静倾听寓所窗外的卖花声。
　　 进老舍故居大门，有幽静的庭院，矗立先生头像和祥子拉车雕像。院子里还种有一棵银杏和山茶花，山茶花是青岛的市花。据说，从设立老舍博物馆之日起，银杏树上就迁来了一对喜鹊，筑巢产仔，安家不走了。开馆之日，它们居然也高兴地参与庆典，双双飞下来，围着观众的腿在地上跳舞，增添了喜庆气氛。
　　 博物馆一楼有资料图片，展示先生在青岛期间的创作和生活情况。中有老舍子女捐赠的先生生前生活和写作用品。展厅中还摆放着由老舍先生当年的武友、鸳鸯螳螂拳的第四代掌门人孙丛宅捐赠的老舍先生生前常用的刀枪剑戟。老舍先生不仅能文，还是武林高手，这可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
　　 馆内还收藏有四十多个版本的《骆驼祥子》及其手稿复印件、其中有二十种外文译本，单是日文，就有七种版本之多。令我等喜书者爱不惜手。
　　 老舍和夫人胡絜青都是满族正红旗人。在济南的老舍曾给胡絜青寄一封长信，介绍自己的身世。还在信中提出“约法三章”：第一，要能受苦，能吃窝头，如果天天想坐汽车就别找我。第二，要能刻苦，学一门专长；第三，不许吵架，夫妻和和睦睦过日子。 老舍还说：“我没有欧洲人的习惯，出去时，夫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伞，我不干。如果心里有气，回家就打太太我也不干。我愿建立一个互相友爱、和和睦睦的家庭。”
　　 一九三一年夏天，胡絜青和老舍结了婚。结了婚后的第二天，老舍对胡絜青说：“我有一句话必须说清，平日，如果你看到我坐在那儿不言语，抽着烟，千万别理我，我是在构思，绝不是跟你闹别扭，希望你别打扰我。”他又说：“咱们要和睦相处，决不能吵架拌嘴。”这句话成为老舍夫妇恪守的信条，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从没有红过脸。
　　 文革中，老舍受到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批斗。他们强加罪名在老舍头上，使老舍遭到了人格上的侮辱。如此不堪忍受的侮辱降临到老舍头上，老舍毫不犹豫，平静而坚定地选择了死亡。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年近古稀遍体鳞伤的老舍先生独自走出了生活了十六年的百花小院，来到德胜门外城西北角上的太平湖，在太平湖边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然后步入湖水自尽。没有人知道，在老舍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坐在太平湖边都想了些什么。
　　 老舍自杀的太平湖现已不在，老舍的儿子舒乙在其文章《爸爸最后的两天》中说过：“太平湖悲剧发生十二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太平湖过去芦苇丛生，充满野趣，后来湖水被填平了，建成了北京地铁修理总厂，今天即使寻得到旧处，也见不到湖面。”
　　 他曾经说过：“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却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老舍四十时曾自拟小传：舒庆春，字舍予，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时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黠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也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收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倘若老舍活着，或许会更早地填补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缺项。据舒乙讲，老舍的作品被译介最多。一九六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时被提名，到了最后五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但此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它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最终决定在剩下的四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一个亚洲人，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老舍是个被世界敬重的人，英国伦敦圣詹姆斯花园31号，挂有“老舍伦敦故居” 的蓝色门牌，受英国政府保护。
　　 其实，老舍先生更是中国的，因为他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他的作品里无不透着乡情和亲情，透着对家乡的眷恋。他自谦是文艺界尽责的一名小兵，正是这名小兵，和他的同仁一起，竖起了中华文化的丰碑。
　　 老舍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