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仔是我们那条街上李大伯的儿子。我与他一块玩耍，一块长大，一块上学，直到中学毕业后，我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他留在内地，从此就很少来往了。在我的印象里，达仔是一个性格倔强，沉默寡言，而又很讲信用的人。
　　 记得小时候，我们经常拿他的诚实守信开玩笑。有一年冬天，快过年了，我和达仔在邻居张奶奶的院子里放爆竹，我看到张奶奶家的窗台下放着一只大南瓜，就用小刀在南瓜上挖了一个小洞子，将点燃的爆竹放在洞子里面，只听一声炸响，南瓜被炸成几大块。张奶奶听到爆炸声在屋子里大喊，谁在我院子里面放爆竹呵？我闻声便落慌而逃，达仔却仍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
　　 我躲在不远处的大樟树后面，偷偷往这边张望，只见张奶奶拖住达仔的手，厉声骂道，呵，原来是你把我的大南瓜给炸烂了，我收了好久都舍不得吃，你却把它炸得稀巴烂，走，叫你爸爸给我赔一个大南瓜！她拖着达仔往院门外走。达仔的脸涨得像熟透的西红芾，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地往后退。不知道是哪一个幸灾乐祸的家伙跑到达仔的家里告诉了李大伯，李大伯气呼呼地跑了过来，达仔看见李大伯来了也不逃跑，让他捉住了自己的手臂。李大伯凶神恶煞似地向达仔吼道，你这个小畜牲，是不是你把张奶奶的南瓜炸烂了？是不是！快给我招来。达仔睁着惶恐的眼睛望着他爹，就是不说话。李大伯见他不肯招供，气得抬手就给达仔掀了两巴掌。李大伯连连向张奶奶赔不是，然后拽着达仔的手往家走，我看见达仔用另一只手抹着眼泪。达仔被李大伯拉回家后又挨了一顿揍，但他一直没有承认南瓜是谁炸烂的。我窃喜自己侥幸躲过了一次惩罚，但看到达仔挨打的样子，在心里替他难过，当时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没将我给供出去。通过这件事，我就把达仔当作真正的铁哥们，我们成了形影不离的一对儿。可是达仔家比我家困难，他家有四个孩子，就只李大伯一个人工作，伯母身体又不好，经常要上医院治疗。达仔是他家中最大的孩子，也许是经济上的原因，他上到初中二年级就退学了，没能跟我一起考大学。后来我大学毕业分配在上海工作，一年也难得回家一次，加上达仔一家早已从我们原来那条小巷搬走了，所以我跟他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只是听父母说，达仔经常来我家看望他们，爸妈都夸达仔是个讲义气的人，对于他的为人，我当然是知道的。
　　 我在上海没有工作多久，文革就开始了。全国各地都在揪斗所谓的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我父亲因了爷爷的关系，被打成资本家，我也因此回到了内地，在街道居委会的帮教队接受监督教育。那年秋天，我守着父亲，深怕他出什么事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与达仔见面了。
　　 那天夜里，我们正准备熄灯睡觉，忽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造反派又来抓父亲出去开批斗会，就叫父亲藏在橱柜后面。我去把门打开，门外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他左臂上戴着红袖章，满脸凝重的神色。他见了我，愣了一下说你是旺辉吧，我是达仔！呵，眼前这个大汉竟是达仔？他没等我回过神来，就急切地说，区里的造反派明天要抓你爸去开批斗大会，可能又会动武，快扶叔叔到我家去躲一躲。说着大步跨进屋子。爸爸激动地拉住达仔的手说又要连累你了。达仔没哼一声，他示意我撑住我爸爸，他走到门边，小心地拉开房门，伸出脖子向外面看了看，见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就走过来扶住爸爸的另一只手，我们就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悄悄没入宁静的夜色之中。转过了好几条街道，来到达仔家，他伸手在房门上敲了三下，门开了，一个表情淡漠的女人站在门内，我猜测她就是达仔的老婆。入得屋子，原来在他家的后院里还有几位身残体弱“有问题”的老邻居，也是被达仔接过来临时躲避批斗会的。我不无担心地对达仔说，这样让外人知道了你非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他只是默默的拉着我走出后院，将后院的门关上，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脸无奈的模样。过了好一会儿，达仔才缓缓地说，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好人哪！听到他这么一说，我的眼睛里不知不觉涌出了一股潮湿的东西。
　　 通过交谈，我得知达仔辍学后一直在街道的一家运输社拉板车，文革开始后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并不顾家里劝阻，拿着一块毛巾和一只牙刷跟着串连的队伍东奔西走，两次到北京，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型集会游行，远远地见到了站在红色城楼上向百万群众挥手致意的毛主席。一九六八年春天，李大伯见达仔整天在外面疯跑，二十几岁了还没找对象，就自作主张地托人给达仔说了一门亲事，想以家庭将达仔拴住。女方是一个乡下姑娘，人很憨厚老实，跟达仔一样也是个不会说话只知默默无闻做死事的人。结婚后的达仔果然再没有往外走了，一心只拉他的板车。因为他工作卖力，又喜欢帮助别人，街道领导很器重他，现在他已是街道的一名小小干部了。听着达仔的描述，我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想到他这样冒险地帮助一些有问题的人免除挨斗之苦，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
　　 第二天一早，我家里就来了一大群臂戴红袖章的人，他们吵吵嚷嚷地要我将爸爸交出来，我说爸爸有病到乡下治疗去了。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在我家翻天覆地的闹腾了好长一阵子，眼看着没有任何结果，最后才愤愤地走了，临走勒令我二天内将父亲交出来。我只得点头答应。那天，这一帮人所要批斗的人都突然失踪了，他们断定其中必有问题，于是展开了追查，有人就把达仔给检举了出来，结果达仔被挂上铁牌，在烈日炎炎的全区万人大会上接受批斗，但是因为他家祖宗三代都是贫苦出身，所以造反派也没能将他怎么样，散会之后就把他放了回去。从此达仔就那里也不去，啥事也不管，与老婆拉扯着三个孩子，一天到晚就是拉车——睡觉——拉车——睡觉，纯粹成了一对机械人。
　　 文革结束后，当年那些被批斗的“走资派”都平反恢复了原职，我们那条街的一位老邻居过去是市卫生局长，平反后升为副市长，他过去也是受到过达仔的帮助的人。恢复官职后，他几次叫秘书找到达仔，要给他们夫妇换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达仔就是不肯放弃街道运输社那份卖苦力的差事，副市长见他这样忠厚勤劳，又不愿攀龙附凤，悄悄跟街道领导打了个招呼，将达仔提拔为运输社的社长。
　　 刚开始，达仔不知道这个调动是因为副市长的关系，他只知道埋头苦干，只知道一个月要完成多少业务量。有一个月，社里一名职工没按计划完成任务，达仔依着自己的犟脾气狠狠地批评了他，那个职工一气之下就将达仔是怎样当上社长的事抖落了出来。达仔一听，当即把工作簿和办公室的钥匙丢在街道主任的桌子上，辞职不干了，别人再怎么劝他都没有用。
　　 达仔回到家里，越想越不是滋味，好像自己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虽然这事在一般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很多人不是在削尖脑袋拉关系吗？达仔的两个儿子当时正待业在家，找不到工作，一听父亲与副市长有这么一层关系他却不知道好好利用，还以此为耻辱，便骂老爸是死心眼，不开窍。达仔也不管这么多，他与老婆合计着做运输个体户。老婆也跟达仔一样，是个脑子不灵泛只会做死事的人，她对丈夫的意见历来是绝对服从的。于是他们从废品店买来两辆破人力三轮车，稍加修理，刷了一层绿油漆，用毛笔在车子上写几个红字：“送货上门，安全迅速！”开始生意不怎么样，但时间一长，人家了解到他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愿意找他拉货送货，生意便越来越好，两辆三轮车远远不能满足业务量需要。达仔花了几万元钱买了一辆大卡车，叫儿子们一起来跟他干。没出几年，达仔的运输公司正式成立，他自任公司董事长，手下已经有十几辆汽车，一年的业务量在六千万元以上。当然，谁也不会想到，达仔是怎样用汗水和心血为自己铺设出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
　　 达仔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身价千万的大富翁，可是他发财之后又做了一件让别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将所挣来的钱全部捐献给了“希望工程”，他与老婆仍然住在那条狭窄的老巷子里。达仔还是和以前一样，跟我们这些铁哥们喝清茶，吃小酒，他还是那样默默无声地听着我说些不痛不痒的笑话，过着平淡的日子。
　　 很多人都说达仔是这世上头号傻瓜，而我却认为，达仔的人生态度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些人的境界，这是一个怎样纯净的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