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得祖居，四伯家那墙壁上一幅油漆彩色组图跃入我的眼帘，把我带入到那浩浩荡荡的“三面红旗”的时代。这幅图画作于1958年，作者是前辈吴恢云，我一岁多时亲眼见他画这幅画的。组图有三行五列，计十五幅画，内容是吹嘘大跃进、人民公社时代的假大空，如两人抬着一只150斤重红薯、一个小孩睡在一朵棉花里叫做一朵棉花一床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13000斤等等。这幅漂亮的图画在文革时期用石灰浆水刷了一遍，又写上了毛主席语录。经过五十多年的风霜，那层灰浆大部分剥落了，才显现那班驳淋漓的永久的不十分清晰的油漆画面。
　　 〈一〉
　　 1958年，我刚一岁，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引领下，全国各地每条战线都进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阶段，这是农村继合作化后又一个新的飞跃。
　　 那年，中国工业相当落后，没有钢铁，就组织全民大炼钢铁。他们不是去勘探铁矿石，更不是去开采铁矿石，而是将民间的钢铁收集起来，然后去土法上马地冶炼。我那三十多岁的母亲也是炼钢队伍中的成员。由于母亲要参加这个史无前例的工业活动，由队上组织把我安排给我的四伯的母亲、我三祖父的妻子代管。
　　 我们那里是以区〈县与公社之间的一个机构，管理四个公社〉为单位，在铁丝塘嫫角山兴建一个土冶炼钢铁炉子。没有砌炉的砖块，就劝说两户人搬家，拆掉该两家房子的青砖砌筑，建一个像日军侵华时碉堡样的冶炼炉子。我们那里没有铁矿石，所以冶炼铁的主要原料是各家各户的铁器和铁制品，诸如柴刀、菜刀、铁锅等等。我们那里没有煤〈其实有煤床没有勘探〉，那冶炼炉的炉料就用木碳。全区凡有森林的地方，在周长为三寸以上的树木、柴木统统砍光去烧制木碳，一切都围绕上级下达的钢指标而奋斗。这样一来，我们村那闻名的大树山上还有许多原始森林植被都砍伐得干干净净。幸而那1000多亩油茶树没有被砍，因为那有林业局的干部蹲点，是他们的示范作品。我家门前一棵有黄巢起义时拴过马的古樟没有被砍，因为那树枝上悬挂一鼎大铁钟，是领导干部们传达信息的指挥棒。树下那块偌大的荫凉坪是社员们长期集结的地方，所以要保存下来。我的母亲在烧制木炭的活儿中只是做点轻活，如把柴棍砍短或搂成堆，还不经常地送木炭到二十公里外的嫫角山的冶炼炉旁。那年，由于大多数是泥腿子们冶炼，技术没有过关，冶炼出来的生铁也是劣质的，甚至有的还成了铁渣，数量上也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谓是劳民伤财。
　　 那几年兴修水利工程。在老家祠堂的下方堵塞一个山沟作为水库的正坝，搬掉了那座叫鲤鱼形的小山，废除了几个村的农田，迫使上千户人搬家，致使水库上游的川口龙洞这一自然景观长期浸入水牢中，建成了一个库容为四千多万立方的中型水库。为水库下游的六个公社的农田得到灌溉，这座水库当时叫做“超美水库”，后改名叫龙溪水库。建这座水库的劳动力是由县里统一平调的，我们村上有部分青壮年男劳动力加入，女青年也有几个大力士加入，我母亲只是参加一些附属工程的劳动。譬如修水渠、修马路等工程。在生产力落后的年代，没有机械化操作，全凭手挖肩挑，有的动用了独轮车，用几个人抬着的石墩把坝碮筑紧，靠的是愚公移山的精神，靠的是争上游的胆略气魄。
　　 我曾听参加修水库的长辈们说过，这项工程基本上是在劳动竞赛中完成的。以公社为单位进行任务划分，主要工程是正坝，把正坝分成若干份，公社与公社之间进行竞赛，20厘米为一层，一层一层地夯紧，谁也不服输，所以说那劳动场面是你追我赶、快马加鞭。特别是各阵地的飘扬的红旗、高音喇叭的呼叫、打夯的号子声使整个场面显得火气冲天，大冬天也打着赤膊，裤子也被汗水湿透。传说一个被划成右派的贺老师，在推独轮车时，每一车上是两个筐的泥土，足足有五六百斤，没有力气了，就在运输泥土的始端和终端各放上一大篓红薯，边吃边推，一上午就吃掉了两篓生红薯，可见那体能消耗特别大，胃功能也奇特，被传为佳话。
　　 那几年，我们村的油茶闻名于全省，曾召开过省粮食部门的现场会，曾说过这是中国的油海。其实那成片的油茶林是先辈们栽种的，你看那一坡一坡、一岭一岭、一排一排、一列一列、整整齐齐、排放有序、绿郁葱茏的油茶，在解放前就有了那种气派。加上林业局派驻的领导周启友蹲点，号召社员们年年把那山上的柴草进行整体地翻挖，更使油茶山显得更加蓬勃、更加茂盛、更加苍翠。因为清除了野草，并且把野草用土掩埋在树蔸底下，既肥沃了土壤又清洁了表土。到山上采摘油茶桃时可以光着脚板还可省几双草鞋钱，那茶桃开裂了掉下来的颗粒茶籽在地上可不费神地拾起来。因为要召开现场会，领导们要树样板，把进山的道路两旁的油茶树用石灰水在树蔸上刷白一米高，显示防止病虫害对树木的侵入。其实也是做做样子，因为他们就知道当时参加现场会的领导们只是走马观花，没有谁去看个仔细。据现场会资料显示，每亩油茶树产纯茶油200多斤，全队可产纯茶油三十多万斤，按计划每个吃国家粮的公职人员每年供应五市斤，可以供应六七万公职人员的吃油量。所以夸下海口说我们坦塘队是中国的“油海”。
　　 特别是在放“卫星”的年代，我们队里成了闻名的地方，那蹲点的周启友同志因为有了赫赫有名的成绩，后来也就青云直上了。这一战绩当时光鲜了几年，后来却害苦了老百姓们。但是，翻挖油茶山这一举措在后来农业学大寨的岁月里成了我们队上每年必修的功课。因为我们那里修建了“超美水库”，把我们队上大部分农田成了淹没区，虽然移民了部分人员，但还是出现人多田少的现象，每年总要亏空上几个月的口粮。尽管砍掉部分老化的油茶树，开垦成菜土种植红薯来补充口粮，但人们总是处于饥荒年代。
　　 1966年，以吴恢云同志为首组成的“湘江风雷”组织，带领部分社员到“超美水库”管理所造反，把管理人员赶出所外，提出很民生的问题：还我农田，我要吃饭！如果不解决，不许开闸放水，或者以粮来换水。这一举动惊动了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将这个吃饭的问题上报地、省革命委员会。
　　 不多久，问题有了答案：解决坦塘人们半年口粮，由国家统购统销，按当时国家行情定价每百市斤9.5元的稻谷供应。但附加条件是，坦塘是中国的“油海”，必须先向国家交纳一定的茶油。当时的条件也开得高，因为放“卫星”时的数据还在粮食部门备了案，基层领导也没有胆量说那是浮夸。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后还是得出一个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缴纳指标。尽管我们在“油海”里泡着，但吃油成了问题。因为人们首先要吃饭，吃油的问题只能靠自己喂养生猪来解决。大家很气愤，经常骂那个蹲点的、飞黄腾达的、罪该万死的周启友同志。
　　 〈二〉
　　 1958年5月，中国理想的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在全国各地开了花，我们那里在派驻工作组的指导下建起了规模较大的公共食堂。把原来的上坦塘队和下坦塘队合并组成一个有300多人的坦塘生产队公共食堂。他们宣称，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每个成员都应享有共产的福利事业，只要大家齐心努力、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在眼前。
　　 建立公共食堂，不要花成本，一声令下，两三天就办成了。他们把各家各户的生活日常用品用具收来，把各家各户的粮食、油盐酱醋搜刮得干干净净，说是过共产主义的日子，不能留着那资本主义的东西。实际在收取过程中，那些吹嘘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共产主义领导者们，他们私下又隐藏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尾巴。这为后来解散公共食堂又回到社会主义的小家庭里过日子省了一大笔钱，因为公共食堂一散，原先收取的东西要么瓜分，要么变为私有。
　　 公共食堂一开始，首先还是比较规矩的。饭量按等级定量，以户为单位，将饭用枰称开，虽然不是吃得很饱，但还能支撑得住。因为收来的粮食比较多，加上队上产的主粮和杂粮比较丰富，当然还没有到“放开肚皮吃饭”的架式。虽然那些共产主义的食堂管理人员觉悟很低，在分配饭菜时有克扣有占有，在整体上还没有颠覆到公共食堂的生存。在食堂就餐人员还能按时端上钵子饭或者竹筒饭，所以1958年间，处于亚健康的公共食堂尚能继续生长。到了1959年初，正是年关时期，公共食堂就病入膏盲。
　　 由于放“卫星”浮夸风的影响，公共食堂的管理人员素质低下、私欲膨胀，东偷西摸，致使“大锅饭”难以维持。要想共产主义的日子长久，那只能从每个人的嘴里做文章——饭量供应减少。
　　 我和姐在1958年的饭定量为每餐各为二两〈按当时每斤为16两的标准计〉，母亲是参加劳动的人员，每餐定量为3.5两即每天为10.5两，而我的祖父祖母为老年人员每餐定量各为3两。到了1959年初，我和姐的定量每天各为2.5两，按现在每市斤为10两换算，每斤其实就是现在的0.625两。我每天只有1.56两米饭吃，每餐只有0.52两米饭吃，这样下去不得活活饿死才怪。为了生存，母亲和大多数人便申请把米领回去，自己摘些野菜和大米熬稀饭吃〈这里要说明一下，大锅收到食堂去了或去炼了钢铁，大灶也拆了变成了农田的肥料，但有些家中还私藏了小鼎锅，架上简易灶〉。首先由母亲喝最上层稀的，姐姐喝第二层较稀的，剩下较浓的由我喝。
　　 因为要把米领回去煮，食堂管理人员有个叫一卿的人便想了个克扣的办法，用竹筒制成1——16两的筒罐来等量大米，并且每个筒罐的制作又没有其他人监督，实际上都是八折。除此之外，他还用篾片制成一个带钩的刮子，量一筒刮一下。如果谁不满意，就要多刮几下，一筒米刮一下就为其节约了5钱，多刮几下实际就是多挖几下。为其节约了几两，这个仗着共产党的权势的最基层的普通管理干部，能在众人面前耀武扬威地公开剥削人民，比那国民党时期的万恶的地主还要万恶十分。像他这样的共产党领导后来还真的当了二十多年队长，因为他是除了大队支书和大队长之外的唯一的共产党员，他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带领人民奔向共产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1959年在北戴河的会议上所说：“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那个被全国人民尊敬的领袖、想昏了共产主义的毛大爹，就是这样把水深火热的国民带进了共产主义。
　　 由于各家各户圈养的牲猪和鸡都收取进了公共食堂，食堂又不能一下子宰杀，便设立了饲养场。饲养场的工作人员圈定就和食堂的工作人员一样，大多数是领导干部们的家属或者是领导干部们的亲属。这些共产主义的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的领导，虽然是文盲或认得几个字，但先知先觉的本能却很
　　 强，虽然在入党宣誓时知道共产主义是好日子，但预测的意识却很深，所以不管未来怎样，眼前有吃有穿就是幸福，就是他们潜意识里的共产主义。俗话说得好，天旱三年也饿不死伙头将军。他们除了自己大吃大喝之外，还要经常把食堂和饲养场的食物偷拿到家里或者去接济外地的受苦的亲戚，真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1958年底，饲养场无法维持下去，食物喂了没毛的猪。有毛的猪却和没权没势的人们一样骨瘦如柴，大概在年关前，所有的猪都去见阎王了。饥饿的人们也还能见到一点油腥，因为领导们没有活猪供给，死猪也算是上品了，剩下一点带油的杂物怕馊怕臭不得不进了公共食堂，给饥饿的人们带来了共产主义的幸福。那年还流行一句话叫做“猪婆不起走〈发情〉，妇女没月经“就是共产主义食堂的辉煌战绩。
　　 因为我们那里是林业局的领导蹲点，所以又搞了个林场。把上庵寺周边的荒山开垦，栽上漆树，说是工业经济林，并派上七八个与大队和生产队领导有关的亲属去培植护养。上庵寺是一个与生产队有三公里路程的独立寺庙，那个时候还没有破“四旧”，庵内的菩萨还是保管的很完整。寺庵里有十多间房屋，大厅和小厅的门锁着。从侧门的巷道里进出，和尚永德也派上好差使，在大食堂里干着不会饿肚的杂活。由于林场较远，又在寺庵里开辟第二食堂，这个第二食堂就成了领导们的招待所。蔬菜由林场的护养人员栽种，荤菜就凭领导一张领条到饲养场领取牲猪、活鸡、鸡蛋之类的物品，可以说饲养场是土皇帝们贡品发源地。因为寺庵在山顶的一个山清水秀的山凹里，冬暖夏凉，其气候可以和承德的避暑山庄媲美，所以宰杀一头猪吃上三四天也不会馊不会臭。若是猪太大，一下吃不完，食堂工作人员还会进行熏烤，他们不会留着一点油腥进入公共食堂的。这些共产主义的领导们，他们学着清朝皇帝的模样，选取这样一块灵气之地休养生息，可谓是共产主义享受的带头人。他们的共产主义的梦想比起毛大爹理想的共产主义还要实惠、还要实在，他们将永远地为实现这种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可惜的是好景不长，到了1958年末，猪全死了，他们的贡品受到了人为的灾难，无能为他们随时所需。于是，他们又打起了宰杀耕牛主意。当时的耕牛有三十多头，有两人专门放牧。到了农闲时，他们决定把放牧人员撤消，把耕牛由林场护养人员代看。耕牛是靠山上的青草喂养的，全是无毒无害的绿色植物，在那样的年代，耕牛是最幸福的，不管天灾人祸，它是饿不了肚子的，所以队上每年还可添上六七头牛崽。从1959年春到1960年的大食堂解散，队上的牛只有16头了，这一年多时间，第二食堂就消耗了二十多头牛。当时也有社员看到林场的工作人员去外地卖牛皮，也没有人敢去告状。随意宰杀耕牛是违法的，在那个共产主义的年代，土皇帝就是法，那些饿得骨瘦如柴的平民走路都走不稳，他们连告状的念头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