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西施低眉顺眼地站在我的眼前，赭红的胖脸似笑非笑，说：“妹夫，我要转钱给小儿子……”我刚从楼下小菜园拔草回来，坐在电脑前喘一口气。我翻了她一眼，鼻子里唔了一声，看她小心翼翼从怀里掏出半沓崭新的五十元票，笨手笨脚数来数去，连一个卡号交到我的手上。
　　 别误会，虽然叫我妹夫，她却和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她叫倪思颖，本条街的街坊，去年丧夫，靠卖豆腐豆花维持生计，整天骑着电车穿村过镇，电喇叭不歇气的兜售，也不嫌累得慌。她靠卖豆腐供养上大学的小儿子。大儿子整天酗酒赌博，三本复读了几次，终于拿不到毕业证，浪荡了几年，跑浙江出海打鱼去了。他老公是个残疾人，鸡胸驼背，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做个挂名天保员，使点国家津贴。他一肚皮文采，能歌善舞，会编小品、相声，会彩排节目，每逢国庆五一啥的总领着村民代表乡镇赢个团体奖个人奖。去年冬天一个晚上，乡林业站拿着慰问品找他谈话，肯定了他的付出，免掉了他的天保员。领导走了，他躺在床上有点胸闷，让倪思颖给自己端来一碗新做的豆花，豆花端来了，床上静悄悄的，一摸，他已经断了气。
　　 倪思颖仍然操持就业，虽然还去教堂，却偷偷喝酒，还有了姘头。她经常来买东西，经常赊欠，有些欠账被她有意忽略了。现在她站着，低眉顺眼，目光却虚着，眼球在眼皮底下乱转，似乎生怕我想起最近一次欠账。我有一台POS机、一台转账机，有些不耐烦地操作着，又把钱数了两遍，放到一边，打出单子。她怯怯地质疑：“过去了吗?”我生硬地道：“手续费十块！”
　　 她走了，我让和丽花看铺子，在走廊躺椅里歪着。晚上没做饭，阿秋端下来热腾腾的新收获的水煮花生、鸡蛋、香甜的老南瓜。我吃了点，五岁的女儿瞌睡了，我带她睡二楼，阿秋带着和丽花睡三楼。和丽花9月3号去州民族中专读书，姐姐和丽媛在读高三，我的儿子前几天刚进州重点高中。她没考上高中，大哭了四五场。
　　 女儿看了一会电视就缠着我讲故事，还没说话，阿秋推门进来了，将钱包里的钱往大纸箱里掏，一边翻一遍问我：“倪思颖的钱怎么找不到了？”
　　 “我交给你了，你去包里找！”怎么也找不到！钱里面没有那些五十元。
　　 “你找找你身上。”我说。我一边说，一边搜索自己。没有。
　　 阿秋又去卫生间找自己换下的裤子，转回来说没有。“没有算了！”我说。她却拉着我开了大厅的门细细找，最后无奈地看着我：“真的没有了……”我翻找底单，明明白白倪思颖之后没有另外的现金交易。“倪思颖有没有拿给你？”阿秋说。
　　 “我记得拿给我了啊，数了两遍。”
　　 阿秋说：“要不掉了，要不被别的顾客偷了，要不……我可不敢问和丽花，她们以前都没这个毛病呀！就是拿，五十一百的可能会偷偷零花，这么多不会吧？万一不是，她会恨我们一辈子，也不叫我妈了，也不叫你叔了。”
　　 我们面面相觑。一千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去年迄今，我买家具、买车子、住院做手术、四个孩子读书、阿秋和丽媛看病、前妻的爸爸妈妈生病，个个花钱龙精虎猛的，差不多有点吃不消了！没想到这点事都会出岔子！
　　 阿秋又说：“要不要问问倪思颖去？”
　　 “要去你去，我不去！”我们又在大箱里翻了一通，我迟疑起来：“要不，你还是问一下倪思颖……”
　　 阿秋说：“我就说嘛！她信教不像信教，又喝酒又找男人，又爱占小便宜。她老公病、死，我们非亲非故给了她好几百，你做手术住院这么长时间，她一句也不问……”钱凭空消失，所有的最可能的指向只有一个，倪思颖。阿秋领着和丽花开门而去。我坐在床上，女儿已经睡熟。忽然脑子里灵光一闪，我仿佛记起当时头昏脑涨，错把转账当做取款业务，我把那一千块钱又交还回去了。怪不得她后来变得匆匆忙忙！怪不得她目光虚虚的！想起以前她多次可疑的行为，我基本确定是我的失误勾起了她的贪心，这个只会数小钱的女人！我穿上衣服下到大厅，想给阿秋打电话，这时阿秋她们已经回来了。阿秋说：“我大声敲门、喊她，里面反锁着，一句也不应……”
　　 我脸色难看起来，说：“这个女人很坏的，我想起来了，就是她！明天你还去问她，嗨，谁让我头昏脑涨的。”
　　 阿秋说：“我就一次把话说死——就是她把钱拿回去了！”
　　 我说：“如果她不承认，你就说搞迷信，吓她一下，要不她不承认！”搞迷信是傈僳族下蛊咒，非常可怕的行为。我们当然不屑为之，不过经此一吓，她或许不敢强赖，就是赖过去，也让她心里不安生。这些年，我被人偷过骗过抢过，对人性之恶越来越洞悉。
　　 阿秋说：“如果她耍赖，以后我就不理她，也不和她说话，也不卖她东西，也不给她取钱、汇钱！”
　　 过了一夜，天要亮了。山上的公鸡喔喔地叫，山上的母鸡咯咯地叫，公路上车多起来，早晨来了。女儿用手指摸我的耳朵，我醒过来，窗外大白。路人交谈，街坊说笑，没有听见豆腐西施每日必修的豆腐豆花的卖力吆喝，也许她关门躲走了吧。报警不值得，就算她不承认，也只能认倒霉。阿秋推门进来：“老公，我一夜没睡好。我现在要去找她了，也不知会不会承认？”
　　 “她要是承认，当时就不会拿走了。”
　　 我们一起说：“这个人真的很坏！”
　　 阿秋下去了，不久就听见她在大厅里说话，接着走上楼来，脸蛋红红地拿着我的一个黑皮笔记本。
　　 “你问她了？”我看着她。
　　 她打开笔记本，那二十张五十元整齐地排列在夹页里。
　　 “去了。她给我泡茶，屋里真的很脏、很乱，杯子都黄黄的！她说老公活着的时候，自己在外面干一天活，再苦再累，回到家老公都给她烧火做饭，有说有笑的。现在做什么都要一个人，冷冷清清的，想起来就会掉泪！这几天农忙，豆腐都忙不赢做了，刚才她一个人已经从田里往家背两次包谷了，等下还要去打猪草。”
　　 “她承认了？”
　　 阿秋脸更红了：“我说她把钱拿回去了。她说我怎么能这样呢？钱是乡民政救济的1500元，加上自己卖豆腐的一点，都在包包里，昨天转完账都在那里，不信你自己打开包包看……她还说你老公电脑前面有个黑色写字本，我看见他把钱夹那里了！”阿秋说不下去了，趴在我的臂弯里叹息：
　　 “我们怎么能这样呢？我们认定是她，她那么穷，又一个人，我们不是欺负她吗？昨天我想我刚嫁给你就出这种事，不搞清楚我和孩子都有阴影。我们那样冤屈人家，反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相信别人坏透了。人之间的信任去哪儿了呢？现在我胸口堵了一个大疙瘩！”
　　 我的脸也发起烧来。
　　 过了一会儿，和丽花告诉阿秋，倪思颖来过了，问钱找到没有。阿秋问：“她走了？”
　　 和丽花没好气地说：“她不走还住下来呀！你们这么诬陷她，叔叔越发说是要搞迷信！幸亏昨天你们怀疑她，要不，我都无法做人了！”
　　 阿秋说：“我要拿着礼物给她道歉去……我们心里都着了魔，我们还不算有钱人，难道现在我们就像好多有钱人一样已经不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孩子吗？不行，如果不把蒙住我们良心的魔鬼赶走，不仅祸害别人，还会祸害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