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万林，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泛海路街道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今年八十岁了。不知何时起我的生活陷入回忆，总忍不住想起死去的亲人。死亡是什么有何意义？人生是什么有何意义？我想啊想，不明白。
　　 不明白归不明白，我以一生的荣誉——如果今天，无权无势默默无闻无能个人职称工资待遇都无人问津更没单位管奉献终生两袖清风家徒四壁的退休老工人还有荣誉——担保，这个故事点点滴滴枝枝叶叶千真万确都发生在我血脉中的亲人和我自己身上，倘若和别人雷同纯属偶然，倘若某人追究本人愿负一切法律责任。
　　 我父亲木匠李耀祖我母亲县太爷千金的家庭教师于宝卿，都是早年的山东移民，他们一九二一年经媒人介绍认识在张家口教堂结婚，生育了一个女儿和五个儿子。
　　 女儿李桂莲是父亲母亲最大的孩子，我李万林是父亲母亲最小的孩子，我有记忆起就一直不是在大姐背上就是在大姐怀里，大姐是全家人中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人。大姐长到十八岁，正值一个人生命花开灿烂的年龄，苏联红军帮助中国人民打击侵略者日本鬼子进入中国来到大连。那天，我们全家和所有大连人民一样，个个欢天喜地来到街上迎接苏联红军。整个大连市翻天覆地非常热闹壮观且混乱。混乱中，五岁的我不知怎么脱离了大姐的手，大姐追我想把重新抓紧在她的手里。就在这个时候，一瞬间，不幸发生了，一辆苏联红军的军车压住了大姐。
　　 事后，多年后，十多年后，几十年后，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遭遇，那天的情景都会钻入我的身体：我多么努力回忆，该死的我就是想不起当初我是如何脱离了大姐的手的，大姐又是如何在人潮如涌车流如海的大连大街上追我的，我的记忆在那一片刻消失了。我唯一能记得的是苏联红军的军车已经压住了大姐。那场面令我一生痛，痛哭，痛心疾首，痛得恨不能回到那一片刻代替大姐让苏联红军的军车压，然而不能。
　　 苏联红军的军车压住了大姐。大姐在苏联红军军车的轮子底下挣扎，向我伸出血淋淋的双手，急切地呼喊我的名字：万林！
　　 我先听到大姐的喊声，然后掉头，才看到大姐被苏联红军的军车压住的。
　　 我呆了。我傻了。我成为灰烬了。
　　 小小的大姐甜甜的大姐香香的大姐亲亲的大姐，被巨大陌生的苏联红军的军车压在了坚硬的轮子底下。那场面是五岁的我做噩梦都梦不到的。我浑身颤抖跌坐地上。我泪如烈焰奔驰沸腾无法自己，大脑心灵和四肢同时废物凭借动物的本能，我一点一点地爬向大姐。
　　 姐。我喊。我以为我喊得很大声，其实我未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万林。大姐喊我也没有声音，我还是听到了。我听到大姐滴血的喊我名字的声音。
　　 我终于爬到大姐跟前，大姐终于牵住我的手。我们两个人的手终于牵在了一起，紧紧地。我以为我和大姐的手牵在一起就没事了，等苏联红军的军车开走，大姐就会站起身重新背我抱我还亲我，但是没有……苏联红军的军车开走，我的大姐再也没能站起来。
　　 她死了。
　　 大姐的死是我生命中第一个亲人死。大姐的死我刻骨难忘。大姐的死和我五岁那年无知无觉的行为捆绑，最后改变我一生的命运，使我不得不成为今天这个无依无助的老头儿。
　　 除了大姐李桂莲的死，在我的生命中我还绕不开我父亲李耀祖的死。我父亲不知从何时起就是大连市最著名的木匠之一，解放前后，他都一直在大连市一家大商场工作，他死得不像大姐那么惨烈不像大姐那样令我万分悲痛。
　　 对于父亲李耀祖的死，我虽不说万分悲痛至少也有八千分悲痛。八千分悲痛，如果换成云和月也算八千里吧。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宋朝岳飞形容过他的人生，今天我也拿来形容我的人生。当然我没有把自己比喻成岳飞的意思。人家岳飞大大的民族英雄，我一无名小辈说狗熊，那，是对狗熊的侮辱，因为在今天狗熊无论狗还是熊，不是国宝都是家宠。我算什么呢？谁都可以对我忽略不计。
　　 好了不再抱怨，生活当向前看，只是不知一个已经八十岁即将死去的老人还有没有前？
　　 接着说我的父亲李耀祖。我父亲的单位是一家大商场，在当年的大连市，解放初期，那就是唯一的商场了。商场工作重点从来都在经营，作为木匠的父亲地位低下，再卖力干得再好也没人看见更不要说受到表扬得到应该得到的酬金。父亲整天忙忙碌碌无数装修的活等他干催着他干。那年，为庆祝国庆，商场决定在门口设计一套大型木质结构牌楼，领导要求父亲在国庆节当天必须完成。
　　 当天必须完成，掐指一算仅有48小时，完成200立方木质结构大型牌楼，非得夜以继日豁上命大干苦干才行。我的父亲，这个山东硬汉争强好胜绝不向困难低头有一股子犟脾气，他付出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怎样艰苦卓绝的拼命一般的努力，终于按领导要求，使这项工程在国庆节黎明时分完成了。
　　 父亲实在累大了浑身散了架，软弱无力步履蹒跚回到家里。家里没有一个人，所有人包括那年还不到十岁的我都陪同母亲去了母亲所在的单位，准备当晚的灯火庆祝国庆游行活动了。母亲早年是县太爷千金的家庭教师，解放后，她被安置在大连市最边远一个区的小学，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庆祝国庆，从来都是全民性质的，学校的活动一点不比商场少甚至更多，纵然是小学。小学生们除了游行还要演出，表演各种各样的节目，这些节目每一个都离不开教师的辅导。所以在父亲给商场加班加点赶制牌楼的时候，母亲一点也没闲着也忙得团团转焦头烂额。
　　 父亲进了家门，屋子里冷冰冰空荡荡黑漆漆。孤零零的父亲连续干了两天两夜，水没喝一滴饭菜没吃一口，就躺在了床上。那样躺了不知道多久，父亲感到身体说不出的难受哪里都不舒服，尤其胸口阵阵突如其来的强烈压迫使他憋屈快要窒息了。他伸手拿个苹果，想吃个苹果是否好点，不料苹果没咬下一口，恰似有人扼住他的喉咙，他喘不上气情急之下，用尽最后的力把苹果朝窗户猛击过去。哗啦一声，玻璃被击碎，惊动了在街上巡逻的公安战士跑到窗下看，屋内有垂危病人，忙招呼街坊邻居叫来救护车把父亲送往医院。
　　 当时，庆祝国庆的游行开始了，我和母亲浑身冒汗在热烈的人群中穿梭。满城满街五彩缤纷花枝招展，鸡飞狗跳大人叫孩子吵，锣鼓声唢呐声鞭炮声震天动地，唱歌声直达云霄，尤其我和母亲在一队永远乱糟糟闹烘烘的小学生的队列中，那情景仿佛时间的钻石，不停地在我生命深处最阴暗的角落闪烁，照耀得我通体透明，我想不光芒都不行。母亲的具体感觉我无法描述，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突然，走在人群中的我心神恍惚起来，国庆再美好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抬头看母亲，她似乎迷迷糊糊的。疲倦的她遇到街边椅子之类的东西一坐就不愿起来，而我早已不知被树枝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把脸划破了，鲜血直流。我叫母亲看我脸上流出的血。
　　 妈，我脸流血了你看。我有些急切，看到自己流血了我想着我应该很疼。
　　 娃，你咋流血了呢？母亲漠然地看着我。她的心思不在我身上，更不在她身上，不知道在哪里。
　　 那样过了一万年或一瞬间，母亲连坐都坐不稳，她摔倒在了地上。母亲所在学校领导来到母亲身边，关怀母亲问母亲怎么回事。母亲回答不知道。学校领导是个慈祥的老头儿，头发眉毛都是雪白的，他伸出长着黑色老年斑的手在母亲的额头上摸了一会儿，说，张老师，你病了，快回家吧。
　　 随即学校领导叫来一个年轻老师，要年轻老师陪同母亲和我一起回家。
　　 我们回家，被邻居告知：父亲病重已经送去了医院。
　　 我们赶到医院找到病房，被值班医生告知：父亲已经死了尸体送到了太平间。
　　 我们赶到太平间，门开着，一盏亮着却比黑暗还黑的灯下，看到父亲的尸体停在一块木板上。我们，我和母亲连忙飞扑向父亲的尸体。我摸到父亲的尸体已经冰一样冷了凉了硬了。我一下就惊惶失措了。我一下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陪同我们的年轻老师何时走了，我都不知道。
　　 母亲没哭，我也没哭。我们忘记了哭。我们想不起该如何悲伤了。我们都扑倒在父亲的尸体上，我们一动不动，仿佛，那一刻的我们随着父亲一起死了。
　　 医院外面，大街上，数不清的灿烂的灯缩短了天堂和人间的距离。欢庆国庆的人民既高兴又幸福更快乐，潮水般涌来烈焰样奔去，个个手里都摇晃着燃烧的小红旗，腰鼓、花篮、高跷、火把、华丽彩车、各类游行队伍在岁月中间穿行，停格在那个巨大的盛典上。
　　 天快亮的时候，我扑在父亲尸体上抱着父亲的尸体差不多睡着了。
　　 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几个要好的邻居，还有亲戚，参加完国庆游行陆续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
　　 太平间才响起哭泣声叫喊声和呼嚎声。这些声音一响就乱成团，像活生生的虫子硬生生钻进我的脑袋，我就感到我的脑袋轰隆隆地炸开了。从那一刻起，我的耳朵里，不，我的整个脑袋里，就时常有一列火车慢慢地飞驰而过，轰隆隆，似乎，要把我压碎。
　　 忍不住了我会揪扯着头发悄悄问自己：是不是我脑袋里的火车可以替代父亲？就这样，我总是揪扯头发，我把我头上的发一根一根全部揪扯光了，我成了今天这个秃顶的一无所有无人理睬的老头儿。
　　 活到八十岁，我算明白了在人间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别说永恒连永远都不存在。一个人一生几十年，从我们懂事就开始失去。如何平衡得与失成了人生的难题，人人都要面对，一些人处理得好生活幸福，一些人处理得不好则生活不幸福。
　　 我就是没有处理好的人之一。
　　 亲人的死是我生命中最重最大的失去，今天就快轮到自己了，我仍旧无法心平气和更不能心旷神怡地面对。
　　 父亲死后不到两年，我失去我生命中第三个亲人我的大哥李万年。大哥本可以再多活一些日子的，然而还是死了。大哥死了，大哥的精神从此更加牢固地活在我心里，是我生命最重要的构成。
　　 在我的家庭，如果说我大姐我父亲我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四个都是普通人的话，我大哥绝不普通。为什么说我大哥不普通？我大哥是我们整个家庭唯一的一个共产党员。在我眼里，我大哥是真正的完全合格的共产党员，一生，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他的理想，他是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高尚的人，值得我同样也值得社会好好纪念的人。
　　 大哥我亲爱的大哥，我的英雄我的偶像我活着的意义我的心和肺我的心肺之间我的歌我的诗。我终生以大哥为榜样，努力活成大哥的影子和翻版。今天我还活着，严格说来是我的身体里装着一个我的大哥。我的身体里不仅装着大哥，还装着大姐、父亲和母亲，装着我所有的亲人，我所有的故乡以及我所有的祖国。谁规定一个一无所有即将死亡的老人身体里不可以装着亲人故乡和祖国？
　　 告诉你吧，我的亲人远不止一个，我的故乡和祖国也远不止一个，她们，他们，是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真真切切的分分秒秒的，随着时光推移，已经炽热成我的血液干净成我的呼吸。
　　 这是我的亲人我的故乡我的祖国，谁都不能从我的生命中拿走。
　　 这是我的心我的肺我的歌我的诗我的醒我的梦，这是整个的我，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我的也是你的了，我就是你。
　　 这是我，这是你，这是我和你，这是我们，这是生活，更是生命。
　　 大哥在第二次做手术前十五年做过一次手术，那是在通化保卫战战地医院。当时负责主刀的医生是从延安派来的著名外科手术专家。大哥没告诉我专家的名字。时隔几十年我也无法查获。对不起专家，我只好用专家来称呼你。专家清理了大哥后背被迫击炮弹炸飞得血肉模糊的创面，取出三颗炮弹片，对深深戮在心和肺之间的第四颗大弹片犹豫了，强行取出人可能会立即死，保守治疗特殊护理加强营养，伤员也许活下去。
　　 二十二岁年青力壮的大哥，要活的意志战胜了死亡，养好伤被定为特等甲级伤残荣誉军人转业回到故乡大连。他隐瞒伤情，不向国家要待遇要照顾，也不向家里人透露自已受伤的具体情况，整天装得像完全健康一样，仿佛有使不完的干劲，生龙活虎全心全意工作。组织上安排大哥先当一名坊长（现在的街道主任），后调到国营针织厂做车间支书，不久升为厂组织部部长。无论什么工作大哥都做到：以身做则表里如一大公无私严以律已，战伤时刻如刀绞折磨他，他疼得汗流浃背泪流满面，仍事事处处用模范的先锋行动带领身边的人。
　　 直到三年自然灾害困难降临——今天，时代进步国家发达，我们对当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有了全新认识，这，不在本篇小说的叙述之内——由于压缩粮油定量，营养副食品极端匮乏，大哥的战伤复发了。
　　 只有大哥自己知道：战伤远不是第一天，第十天，而是第几十天复发。
　　 大哥仍孜孜不倦坚持工作，职工到他办公室，经常发现他办公桌上遗留的不容易擦掉的血迹。原来大哥疼得这样吐血很长时间了。
　　 某天，职工们如梦初醒：李部长是战伤复发呀赶快送去医院！
　　 于是大哥被好心的职工们送到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