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生长在贫瘠少水的关中农村。
　　 记忆中的村庄，各家各户的围墙，都是用黄土垒就。而每家的大门，不是黑色就是灰色，至于门头，也并不高大。这土墙和灰头土脸的大门相结合，自然是谈不上一丁点的高大上。然而，就有少数几家的门楣或者门框，强烈地吸引住了幼小的我的眼球，因为在这些或黑或灰的门楣或者门框上，有一个长方形的红艳艳的东西，在太阳的映照下，熠熠闪光，而在这红色的长方体之上，还有黄灿灿的四个字，当我识字之后，我知道那上面写的是“光荣军属”。
　　 这光荣军属的牌子，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羡慕不已。后来，当我看到身着戎装的英姿飒爽的年轻父亲的照片的时候，不由心想，肯定，曾经一度，在我家的大门之上，也一定是悬挂过这样的牌子的。只可惜，那时的我，还未出生，更可惜的是，因为移民的搬迁，那个曾经“光荣”过的大门，早已尸骨无存。
　　 1958年的农历11月1日，在关中平坦富饶的黄河滩的一户普通农家，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眼睛大大、皮肤红红的小男孩，顺利降临到了人间。房间里的两个中年妇人，听到孩子跟这个世界的第一声招呼，她们的脸上，同时绽放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而院子里的青年男子，听到房间里传出来的清脆童音，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将悬了一夜的心，放回自己的肚子。
　　 房间里的两位中年妇人，是我的奶奶和外婆。院子里的青年人，则是我刚刚二十岁的年轻父亲。
　　 我的母亲，那一年十九岁。在1958年11月1日的那一天，她成为了一个男孩的妈妈。母亲还很年轻，年轻的母亲，1岁多的时候就没了爹，然而母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所以尽管自小没爹，母亲依然被娇惯着长大。
　　 被娇惯着长大的母亲，自然，算不得能干，而且实话说，依赖心也很强。然而我的还很年轻的父亲，却满心向往外面的世界，却全心全意地想要当兵。终于，他的年轻的妻子，他的还在襁褓中的小儿，没能牵绊住他，没有能阻挡他的梦想和脚步。
　　 母亲记得很清楚，就在1958年12月12日的那一天，我的父亲，光荣地应征入伍，那时，我的大哥，只有41天。
　　 母亲坐月子的时候，父亲还在，所以月子里的她，有奶奶和父亲一起照顾着，而外婆，也是三天两头来探望帮忙。孩子满月之后，按照关中的习俗，母亲回了娘家，由外婆来全权照顾。
　　 母亲一岁多的时候，就没了爹，而那时候的外婆，只有三十三岁。三十三岁的外婆，当时已经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一岁多。为了她的五个孩子，外婆终身守寡。终身守寡的外婆，几乎照料了母亲姊妹几个所有孩子的月子。而这些孩子的总量，足足有十六个。
　　 所以，虽然说我的早年守寡的外婆，独自一人生活，然而，有了这分布稠密的十六个孩子的分别降生，想来，外婆的生活，也并不寂寞。
　　 如果，生活只是如此平稳的继续，母亲的身边，有外婆，有奶奶。纵然父亲当兵在外，她的日子应该也不会太难。然而，母亲的生活，却并非这样。
　　 从1956年开始，为了修建三门峡水库，陆续有人无奈地迁移出黄河滩这片肥沃的土地。到了1959年，移民的命运，也降临到了母亲的村庄和母亲的家庭。
　　 当时父亲的两个弟弟,还都是10岁不到的小小孩。母亲的怀里，还要抱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大哥。移民的迁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进行，而这则意味着母亲不能跟她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外婆，同期迁移。而且，按照政策，她们也不能被迁移到相近的地方。
　　 母亲抱着小小的大哥，带着三岁的三爸，先行来到她最终将要落脚的村庄。母亲的故乡，土地是平坦的，而她将要落脚的村庄，则遍地沟壑；母亲的故乡，水源丰富，而她来到的村庄，则吃水都困难。
　　 不善言辞的母亲，想起那段历史，只会一遍遍地说：“把难做扎了，移民真真把难做扎了啊！”
　　 当移民们终于尘埃落定，终于在这片新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他们是贫穷的，他们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他们甚至也没有，祖祖辈辈农民最看重的自己的家。
　　 移民们分散地借住在“老社员”的家里，作为“新社员”的他们，只能更加拼命地干活，天天做梦，能盖起一院属于自己的房。
　　 大概是1960年的某一天，父亲给部队办事，顺便绕道回了趟自己的“家”。之所以给“家”打上引号，是因为所谓的家，实际上只是属于某位老社员家里的一间房。
　　 就在父亲参军后的那一年，他的原来的家，已被夷为平地，早已荡然无存。而当他顺道归来的时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村庄，和一间借住来的房。
　　 父亲时间很紧，只能在家待半天，母亲想请假，毕竟，小夫妻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没见面了，然而，队长，却坚决不批。
　　 无奈的父亲，只能匆匆地返回他的部队，而母亲，则继续认认真真挣她的“工分”。这时候的母亲的手，早已不再细嫩；这时候的母亲的心，也早已坚强了许多。
　　 父亲的从军，移民的迁徙，让身为军嫂的我的母亲，快速地成熟和长大起来，而母亲，也就在颠沛流离中，坐完了她的第一个“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