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触及“老师”的话题，在我的记忆库里闪闪烁烁的，也只有六十年代末期教过我的那几位小学和中学老师不再清晰的影像。因为，史无前例的“文革”把我的文化程度定格在初中二年级。其后，虽历经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兼大熔炉的摸爬滚打和千锤百炼，虽历经中专、大专乃至党校研究生的寒窗苦读，但在如今这个只看重“前学历”的年代，我依旧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好在现实并不完全“惟学历”，我才有机会拥抱成功。但是，知识储备的贫乏，终究是我这辈子抹不去的遗憾。尽管如此，每每想到我的老师，内心深处还会涌起潮水般的感动。
　　 （一）
　　 徐老师（原谅我已经忘记了您的名字）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老师。
　　 永远搞不懂当年的她——一个30多岁的女人为什么不会笑？
　　 那时，我的胳膊上已经有了“一道杠”（小队长），人也长得蛮清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该纳入“坏学生”的行列。可是，不知为什么，只要碰上徐老师的课，我总会在心里不由自主地窜出一股想逃课的冲动。
　　 徐老师有一张不够丰满的西葫芦脸，尖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瓶底厚的眼镜，一对冷冰冰的小眼睛时不时地从镜片后面扫射出比机关枪子弹还要密集的带有杀伤力的凶光。她的嘴巴出奇的小，不讲话的时候总是闭得紧紧的，以至于嘴角四周过早地出现了皱纹。最讨厌的还是她的声音，极像是捏着一块极硬的石头从光泽度极差的玻璃上尖刺地划过，足可以在顷刻间杀死我所有的数学细胞。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她的脖子底下有一道疤痕，许是这个手术破坏了她的声带？
　　 上她的课总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不是她的学生，而是被她看管的“囚徒”。土牢似的课堂令人窒息。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伟大领袖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趁着徐老师在黑板前板书的间隙，我的“反抗”终于从秘密策划转入实施阶段。
　　 我和旁桌的女生偷偷玩起了不知是谁发明的“天书”游戏：像原始人那样，用一幅幅线条简洁的图画组合成一封封类似“天书”的文章。文章的内容是完整的。但那些稀奇古怪的符号，需要阅读者有一个挖空心思的“解密”过程。然后，我们会把“天书”叠成十分诡异的模样，偷偷从书桌下递到对方手中，对方再用汉字“翻译”出来。“解密”的过程最为刺激也最为过瘾。
　　 常常因为对方的“解析”牛头不对马嘴，我们会捂着嘴窃笑，这种简单的近乎幼稚的快乐可以把数学课的乏味一扫而光。然而，好景不长。那天，我们正玩在兴头上，我的一个笑音不小心从手指缝溜了出来。
　　 正在板书的徐老师一个急转身回过头，尖锐的视线疯狂地在每个同学的脸上扫瞄。最后，她终于锁定目标，准确无误地，一根没有截断的白粉笔直直向我飞来，额头一阵刺痛——我被击中了，白色的粉笔在那里留下耻辱的痕迹，而后，在我的脚下断成两截。
　　 哈哈哈……我的所有尊严在全班同学的笑声中痛苦地死去。
　　 灾难并没有到此结束，回到家后我又惨遭“家法”处置，在母亲的推波助澜下，爸爸的棍棒打得我抱头鼠窜。事后才知道，也是当老师的母亲居然和徐老师毕业于同一所师范学校，她们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地下联系”，见鬼！
　　 平生头一回，我恨上了一个被我称之为“老师”的人；也是平生头一回，我在日记里发狠地写下铿锵誓言：“长大了，我要当老师！我要用手中的粉笔唤起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求，绝不会把它当成手榴弹砸向学生们的额头！”
　　 一场“史无前例”中断了我的学业，刚刚诞生的教师梦也枯萎成寒风里的一片落叶。只是，偶尔和小学同学聊起孩提时代的种种，额头上被粉笔砸过的地方还会隐隐作痛。
　　 时光荏苒，20多年过去了。
　　 不曾想，我和徐老师竟然有了一次“乾坤大挪移”的邂逅。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陪着母亲在落日的余晖下散步，四面八方都是纳凉的人。一阵爽朗的笑声从不远处飘了过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叫着我母亲的名字越走越近，她的脚步细碎，却不乏活力，只是那声音听上去多少有点不舒服。
　　 “是徐老师呀，你好！你好！”母亲热情地回应着，我却木雕般一动不动。
　　 “小灵，快叫老师呀！”母亲小声而急促地提醒我。
　　 “徐老师？！”果然是她吗？记忆中从来不会笑的她此刻满脸飞花。
　　 母亲喋喋不休到地跟她唠叨起我的种种“进步”，徐老师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出奇小的嘴也弯弯地翘起，每条皱纹都写着绵软和善，她还连连拍着巴掌，“是啊是啊”附和着母亲的得意。
　　 一阵恍惚从心头掠过，当年那个让我不寒而栗的徐老师仿佛变成了化石。站在眼前的是，是一位走失了多年的近亲，她喜欢我，一直，非常。
　　 倏地，她把脸转向我，金灿灿的晚霞映在她布满沟壑的面颊上，她一把拽过我的手，轻轻拍打着我的手背，一种粗糙的温暖顿时涌进我的每一根血管。接着，我听到一句至今不敢相信的话：“从小老师就看出来了，我们小灵长大了一定有出息！”
　　 徐老师，您难道忘记了那截粉笔？
　　
　　 （二）
　　 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数学老师换成了龙德，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男老师。他的一些习惯性动作，我至今记忆犹新。
　　 每逢轮到他上课，他总会在教室门口很绅士地捋一下被吹风机很有型地吹过的小分头，然后，很文雅地环顾一遍教室里的学生，嘴角不经意地泛起一个优雅的清笑，然后，迈着很有弹性的步伐登上讲台。夹在臂弯里的教案被他略显刻意地端放在讲桌上，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
　　 微微一甩头，一句悠扬的声音在整个教室里很有磁性地响起：“同学们好！”我敢说，所有的女生都会在那一刻毫无例外地迷上他。
　　 枯燥无味的数学课在他的讲解中幻化成一座座充满奥秘的神奇迷宫，他会牵着我们的手，用一把所向披靡的金钥匙，给我们打开一道又一道通向未知世界的大门。
　　 每次板书之前，他喜欢把一根完整的白粉笔从中间截断，把截断的地方放在湿抹布上轻轻打个滚，写出来的字圆润流畅，绝不会发出刺耳的动静。他的板书特别漂亮，每一个数字，每一道应用题，每一个数学公式，在他的粉笔下，都会幻化成白天鹅的模样，优美的排列，优美的跳跃，优美的舒展......
　　 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
　　 可是，他也有他“毛病”，每次叫男同学回答问题都是连名带姓，叫女同学时，却总爱把“姓”给省略了。有一次，他正在板书，背对着我们叫了一声：“小灵（玲？）！”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凡是被他叫到名字的学生要起立等候，等他板书之后回转身来，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只因缺失了“姓”的前提，我和一位名叫张小玲的女同学同时起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所措地，我们又同时坐了下来。
　　 龙老师转过身，发现班里无人起立，紧皱了一下眉头，很快恍然大悟，略带歉意地笑了笑，哦，我是叫张小玲同学回答问题。我觉得特没面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他特别喜欢和大队长关英一起打乒乓球。关英大约一米六八的身高，是全班女生中的佼佼者，她眉眼俊俏，亭亭玉立，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举手投足间也显得很有教养，不像我，咋咋呼呼的，没有一点淑女样。高大挺拔的龙老师和孙英站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联想，无形中破坏了我对龙老师的印象。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像破坏力极强的政治台风登陆，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搅得人仰马翻。天地混沌，是非混淆，人鬼不分，混乱不堪。我这个常常弄不懂“一艘轮船提前出发某某小时，何时与另一艘轮船相遇”之类应用题的小学生，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革命小闯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占领了学校的每一处角落，“罢课闹革命”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工人叔叔教育我们，要集中火力向“师道尊严”开炮。
　　 我曾想到“粉笔事件”，但多少涉及到自己的“隐私”，我放弃了。在同学们亢奋的尖叫声中，被大家公认临帖柳体得过不少红圈圈的我终于举起了毛笔，鬼使神差，落在大字报上的竟然是一个人的名字——“龙德”！旁边的几个女同学竟然也“同仇敌忾”，她们兴奋地跳将起来，挥着拳头大喊，就写他的大字报，就是要“炮轰”他，不要叫他“龙德”，叫他“龙德性”！
　　 于是，大家一起历数他的种种“罪行”：头发油光水滑苍蝇上去劈叉；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叫女同学的名字从来不叫姓，分明就是流氓；和女同学打乒乓球眉来眼去，绝对是别有用心……黑压压地写满了两张大白纸。
　　 如今，回想我当年做的这些缺德事，跳河的心都有。
　　 后来，龙老师的名字真的被打上红“X”，下放农场劳动改造。一直不知道他当年有没有被剃成“阴阳头”？一直不知道他那个习惯性动作有没有被改掉？一直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我写的那张大字报？一直觉得在他的面前我有愧。
　　 后来听说，文革后期，他被“平反”了，当上了我们那所小学的副校长。
　　 再见龙老师也是在20多年后，公公所在干休所举办的那场舞会上。
　　 身穿一袭卷着金色荷叶边的宝石蓝舞裙，我像蝴蝶一样在人群中旋转，猛然，一束熟悉的目光和我的视线撞在了一起——
　　 “龙老师！”“小灵！”我们同时认出了对方。天，他居然还是叫我“小灵”！
　　 龙老师该有50多岁了，依然是那样的挺拔，那样的风度翩翩，依然是纹丝不乱的分头，只是，依稀可见少许的银发。他的舞伴是他的妻子，也是快50岁的人了，但，气质高雅，风韵犹存。
　　 一曲终了，我们坐在舞厅的长椅上聊了起来，几乎都是他在问，我在答，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完全乱了章法。“我们两人跳一曲吧”，他很绅士地向我伸出手。
　　 从不敢想象能和龙老师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我的神思多少有些迷离，脚步多少有些凌乱，他优雅地笑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我忽然想到了“自首”，想请他原谅我当年的无知，更想对他说，上他的数学课真的是一种享受......
　　 可是，没等我开口，他却先开口了：“小灵，你知道吗？小时候的你特别像一个人！”
　　 “谁？”
　　 “电影《五朵金花》里的那个真金花！”
　　 我无地自容。
　　
　　 （三）
　　 马竟男老师是我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老师，我对她的感恩之情没齿不忘。
　　 马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快40岁了，烫着一头端庄的卷发，满脸写着慈爱。慈爱的目光，慈爱的笑靥，慈爱的声音，慈爱的脚步，她可以很轻松地把整个教室营造成一个温馨的家。
　　 她的声音略显低沉，有时，还会带着少许的沙哑，偏偏就是这样的声音，可以让整个课堂陷入一种屏住呼吸般的静谧，老师的每句话犹如初春的阳光鲜亮亮地洒进每一扇稚嫩的心窗。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语文一直是我的最爱，方块字总能调动起我所有的灵感。最喜欢的当然是作文课，每一篇作文题都像充满诱惑力的原始森林，我可以在那里找寻到奇异的花草，美丽的小鸟，清澈的小溪，诡异的蘑菇，顽皮的猴子，骄傲的大象，还有许许多多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捕捉到的惊奇。
　　 已经忘了那篇作文的题目，只记得马老师讲完作文的要求后，我举起了右手。
　　 “理小灵同学，你有什么事吗？”她微微偏着头，目光清澈地望着我。
　　 “老师，我能写……诗吗？“
　　 “写诗？你会写诗？”
　　 “我想……试试。”
　　 “好啊，那你就试着写吧！”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写诗，全班同学只有我享受这个“特权”，诗歌的成绩是83分，但马老师充满鼓励的评语让我兴奋了很久。
　　 永远忘不了的是这样一个场景：马老师噙着泪水在教室的座位间缓缓踱步，用极富感染力的声音朗读我的作文《我爱我的爸爸》，全班同学的表情跟着老师的语气起伏变化，大家渐渐沉浸到一种毫不做作的感动中，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真想扑到老师的怀里大哭一场。
　　 下课后，马老师很有些激动地把我叫到她的面前，伸出两只温暖的手臂，轻轻抚模着我瘦小的肩头，带着上帝的表情对我说：“理小灵同学，老师预言，你长大了不是作家也是诗人！”从此，文学梦的种子就这样牢牢植根在我幼小的心田，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把她摧毁。
　　 十年浩劫中，马老师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剃成“阴阳头”，在炎炎烈日的灼烤下，她和许多老师一起仔细铲去操场上疯长的杂草，成串的汗珠落在干燥的土地上。
　　 我不敢把心疼的视线过多地停留在她的身上，可是，我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一点都没有变，我把她的预言镌刻在我的心坛上，小心翼翼地供奉着，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改革开放的春天终于来到了，马老师却永远告别了讲台。
　　 她的女儿是我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从她那里我得知，退休后的马老师已经迁居广州，她很满足那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养花养草带孙儿，已经是一位慈祥的老奶奶了！
　　 “我好想见见你妈妈”，我对同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