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见过嵌在当门墙内的壁炉里生过火，壁炉可以生火取暖是我成年后才开始明白的，那时我开始了研究石库门建筑。记得那壁炉，不如说是因为记着那个叫阿弥陀佛的佛像，印像里，它一直是挂在壁炉的炉架顶上，更高的墙面上挂着一块黑色边框的圆形电钟。壁炉的炉膛里藏着一座蒙着格子花布的电风扇，只有盛夏暑日，家人济济一堂，比如在徐家汇教会学校住读的大姐放暑假回家那天，才会把电风扇搬出来转动一次。这时，摇头晃脑的风扇嗡嗡响着，背后的铁罩壳里慢慢淌出漆黑粘稠的污油，吹出的凉风里混杂着刺鼻的焦烟味。常有邻人敲门进来问钟点的，如果还看见有电风扇在摇头转动，更是赞叹不已。但从来没人提及过壁炉架顶上的那尊佛像的，只有母亲逢初一、十五时会在佛像下面的铜香炉里插上三支棒香，嘴里还念叨几句阿弥陀佛。有时候母亲会把从菜场买回来的鲜花插在香炉边的玻璃花瓶里。母亲喜欢暖色调的花，那种柱状花枝上绽放着粉红色喇叭形花朵的苍兰，母亲最是喜欢，整个春夏，花瓶里的苍兰似乎是开不败的。母亲仿佛知道阿弥陀佛也喜欢鲜花，于是总边念叨着阿弥陀佛，边捧着鲜花朝佛像拜几拜，然后虔诚地插进花瓶。所以我也一直以为，这佛像上的佛叫阿弥陀佛。
　　 我七、八岁的童年时光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床就搁在斜对壁炉架的南窗下。躺在床上，眼前只有墙上静静转动着的电钟和挂在壁炉架上毫无声响的佛像。母亲安慰我说，这佛像是很灵的，说是有一次家人聚在里边房间说话的时候，我独自在没开灯的外间玩，突然就吓得大哭起来，母亲说这一定是看见菩萨显灵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曾见过菩萨，当时我才四、五岁，或许还不懂得记忆。现在想想，我是很怕老鼠的，现在还怕，说不定就是那时吓怕的。但在我卧床期间，母亲却很认真地每天都给佛像上香。我则期待着菩萨显灵。
　　 我七、八岁的时候，南窗外发生过许多令人欣喜的事情，比如窗下用青砖水泥砌起了一个花坛，从此，月光下的磨砂窗玻璃上就有了花枝摇曳的影子。接着又把窗框上的铸铁花格都拆掉，说是要支援大炼钢铁，于是我可以探出头去看窗外的世界了。窗外的世界尽管就那么一小片，但能看见家家窗外用竹竿撑起的红绿被单，听见远近交响着敲击锅盖、洗脸盆在赶麻雀的声浪，已足以令人欣喜若狂了。所以后来母亲把给我熬中药汤洗澡的大铜锅、把佛像前的铜香炉也捐献了，我一点也不心疼。偶有的惆怅是看不见麻雀，能带我的向往去飞翔的麻雀不见了。只有佛像还是原模原样的挂着，但母亲也不再天天上香了，只是逢初一、十五才点三支棒香，把香插在肥皂块上时，口中仍要叨念几句阿弥陀佛。
　　 这年小年夜掸年尘的时候，家里终于想到要给佛像也洗洗风尘了。哥哥架起梯子爬到壁炉架顶把佛像请到桌子上，我这才看清楚佛像的模样。哥哥说他在马路边的书摊上看过济公斗蟋蟀的小书，书里画的济公活佛跟这佛像上的佛一模一样，他肯定这是济公活佛。看活佛一身和尚的服饰和熠熠的风采，看济公手里握着把蒲扇在驱赶什么东西的神态，这才知道，陪伴了我这许多年的菩萨是济公活佛。把佛像上的尘灰擦清爽后，我们又为佛像的工艺惊叹了。原来这是用自然纹彩的石片经雕琢后镶拼成的佛像，所有镶拼的线条和石色纹路都配合得唯妙唯俏，象工笔画般的细腻、自然和流畅，不仔细看甚至都看不出拼接的痕迹，这就是所谓天衣无缝吧？唯一与绘画不同的是，手摸的触感是立体的，像摸人民公园外墙上的立体浮雕。
　　 遗憾的是，看不懂济公活佛举着的蒲扇在驱赶的是什么东西。木框的底板上凹陷着一个莫名的印迹，形状象极了个抬着头的懒蛤蟆，也象是条拦路的癞皮狗。迷惘中，印迹上原有的石片图形成了个至今都无法猜度的怪异的问号。
　　 所谓世态炎凉人世沧桑，悠然自得的济公活佛也有了落难的时刻，却是更大的遗憾。在那场文化劫难才掀起不久，母亲已经在忧虑了，她说，我老太婆没文化是没什么可怕的，这菩萨是喝酒吃肉有文化的活佛，却是要躲一躲。但躲哪里去呢？母亲把一枚舍不得卖的结婚戒指藏到我身上，这是她唯一留着的值钱的东西了，她要我近几天尽可能的呆在外边少回家。但这么大的一幅佛像是不能挂在我的皮带扣上到处逛的。实在想不出办法，最后只能用旧报纸包裹好，藏在阁楼上的一叠旧衣裳里。这天我去西郊晃荡，寻了不少花草回来，只是看见的家，已经是一个天翻地覆底朝天的废墟了。抄没文化的果然来拿走了旧书、旧算盘、旧砚台、旧摆设，这些天生有文化的东西自然无话可说，偏偏还拿走了许多母亲穿过的旧衣裳。更奇怪的是，他们居然把济公活佛忘在阁楼的尘埃里了。起先母亲还疑惑不解，不至于说这佛像不是文化吧？后来想想却明白了，说这活佛真是很灵的呢，要不怎么躲得过这许多人的手呢？我看着一地的杂乱苦涩难言，听母亲这样说，也黯然失笑了。
　　 其实抄没文化的人马恰恰是冲着没文化的母亲来的，这原由我是后来才渐渐知道的。
　　 原来，在我出生的许多年前，爷爷在面对苏州河的新闸路上开了个一开间的小五金店，母亲刚从宁波逃难到上海，就住在这小店里，算起来她那时才二十岁。不想还没安定下来，就目睹了日寇攻打四行仓库的激烈场面。四行仓库就在和苏州河隔水相望的正对面，那时硝烟弥漫、炮火连天，“东洋人”的飞机在天上盘旋，防控警报时续时断。当然，一个刚从乡下出来的小女子哪能懂得复杂的时局，母亲只相信眼见为实——她逃到上海，“东洋人”还追打到上海。这强盗太不要脸了！直到“东洋人”投降了母亲还怀恨在心。当时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个日本兵暖手的取暖盒，母亲甚是不满，说这些脏手捏过的东西给孩子玩，不怕惹出病啊？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这铜质的取暖盒，灌些酒精在里面，点上火，这盒子能暖和大半天。我说，是不是这东西终于招来了灾难？母亲无言，默默地摇着头。
　　 说到国民党军溃逃台湾前，败将们曾向工商业主大量的勒索物资，包括五金器材，他们扔下个借条就可以随意地把需要的东西弄走，爷爷的五金店自然也没躲过这场掠夺。当时战乱，本来就生意萧条，再加资产被勒索一空，父亲决定跟几个生意上的朋友一起去台湾讨要货款。他们以为手上有凭有据，走遍天下都不怕。母亲却并不相信能讨回钱款，说国民党政府印的钞票都不能当钱花，凭一页纸片就给钱？但母亲还是抱着刚出生的我一路随行了。果然，这天真的想法是太过于天真了。细细算起来，我们在台湾的时间还不满半年，半年里做一场黄粱美梦却是刚好够了，只是没能梦见这半年的时间，十几年后竟酿成了一个麻烦的话柄。当时只是听说上海解放了，于是在台湾失望的父母立马兴冲冲地打道回府，回归了上海这解放区的天。
　　 我为母亲的果敢而骄傲。母亲这样一个熏陶过封建意识，感受过半殖民化欺压的极其平凡的女性，在抉择人生的时刻却毅然选择了解放区的天。这近似戏剧化的意识，其实是这代人的基因始终基于一种古老的文化传承。尽管母亲没所谓文化，真没文化，连扫盲识字都是几年前的大跃进年代完成的，更别说什么信仰了。她们依托并传承的，其实就基于诚实的是非观，仁慈的心怀，忍辱负重的勇气以及勤劳朴实的生活品质。简缩成一个抽象的概念，就是阿弥陀佛。其实母亲并不知道阿弥陀佛真有其佛，她所信奉的仅仅是一种良心的寄托。
　　 就比如这济公佛像，这是从台湾回来途径南京的时候，在溃军践踏着的路边捡来的。父亲说佛像是从军车上掉落的，母亲没说她当时是怎样想的。我猜，她一定是心怀痛惜，口中念叨着阿弥陀佛。
　　 到济公活佛又可以在光天化日喝酒吃肉的时候，佛像已经在阁楼上睡了十几年了。一天，母亲把佛像找了出来，打开破碎的包裹后，很痛惜地说，阿弥陀佛，活佛还是躲不过此劫啊。原来佛像上的济公，原本好好的小腿部位已经缺了一截拼镶的玉石。我为了宽慰母亲的郁闷，还打趣的说，不就多了个残疾人嘛，我想办法修好就是了。不想这一混说却是触犯了母亲的心事。
　　 这以后母亲不时的催问我找到修的办法没有。我确实到处找过色泽相似的玉片，别说难找，就是有替代的，这时隔几十年，或许更久远，那古旧的陈色和自然包浆能补得回来吗？
　　 后来母亲找到了外滩那边的上海文物公司，据说他们专攻文物修复。但里面的人看了半天也都摇头，说这是什么石头？是寿山石，这石头不是随便好找的。再说，这佛像是个精细的艺术品，艺术品修复可不是补锅子这个代价了。但是他们愿意收购。母亲问过价钱，说三十元，她抱起佛像赶紧回家了。也就是说，这佛像不值钱，但修复是要大钱的。这以后母亲就把佛像交给我保管，还再三叮嘱一定要修好它。我只考虑怎么修的问题，没曾想过，母亲却怀上了更为复杂的心病。
　　 母亲仙逝的前三天在医院病房里过了九十大寿，来自各地的三代后辈与病房的医生护士包括护工济济一堂，给母亲做了九十大寿。疲惫了一辈子的母亲仿佛困倦了，但她还是拉着我的手，叮嘱一定要把这佛像修复好。听着母亲犹如恍惚的嘱说，我突然感获了惶恐，也终于觉悟了母亲的心思。如果说从台湾回归是老一代人找到了安居乐业的归宿，那么对我来说却是生活的开端——因病残而艰难求生的开端。从此，母亲始终都陪伴在我身边，除了一次所谓的拉练离开过七八天，另两次是去安庆我姐姐家，总计住了一个多月，姐姐留不住她，知道她是不放心我的生活。母亲辛劳一辈子，养育了一个各有作为的大家庭，唯一的缺憾就是留下了一个残疾儿。所以，当我打趣说多一个残疾人无所谓的时候，却深深地刺伤了母亲的心。当她自觉将要离去的时候，最伤感的莫过于母性的担忧，最痛楚的却是无从完成心意的寄托，今后，谁来陪伴照顾她的儿子……
　　 现在，每逢初一、十五我也会去点三支棒香，也会念叨一声阿弥陀佛。我不懂佛学，凭我的智商要学通这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就如去西天取经，尚差十万八千里。我念叨阿弥陀佛，也是一种寄托，寄托我心底深深的怀念，怀念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