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站在洛河边的老屋，我想起了我出名的那段历史。7岁到8岁时，我就出了名。不是因为写文章或别的什么，而是因为打猪。那时候只要有猪在我洛河边的村子里凄厉而怨愤地嗥叫的时候，人们就毫不犹豫地做出判断：那小子，又打猪了。他们绝不怕冤枉了我——假如有人在杀猪呢？不可能，那年月只要能在过年时吃到几斤猪肉的人家，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小康之家，谁有权杀猪？猪是碗里的咸盐，夜里点灯的煤油，孩子过年脚上的一双布鞋，杀了猪，等于杀了一年的希望；假如是狼在吃猪呢？也不可能，人都无权吃猪，狼凭什么吃？所以，只要猪泼妇一样悠扬而持久地在我洛河边的旷野里嗥叫，那一定是我在打猪。
　　 猪遭打的直接原因就是它老是乐此不疲地拱栅栏。拱坏了栅栏，我修不了，体弱多病的母亲要上“大寨田”，修不了，只能等星期天父亲从单位回来修。猪拱栅栏不是为了自由，那时候人们连上工吃喝睡觉都得听着队长的吆喝声，猪怎么能有自由？所以它拱开栅栏溜达一会儿，又跑回圈里；也不是为了爱情，这畜生除了那天然的，没有给美容师切割的，还算中看的双眼皮眼睛外，就凭它瘦得一口气能吹上天，同时又猪毛蓬乱污脏不堪的身板，还有那个窄脑门和又尖又凌厉的猪嘴，生产队里那头生过29窝猪崽的又老又瘦又不中用的母猪，也不会看它一眼，哪里去找爱情？这畜生拱栅栏完全是因为温饱问题，通俗一点，就是吃饭问题。这头猪仿佛800年前就开始挨饿一直到现在似的。在我看来，它挨饿纯属活该，因为它挑食。冬天有干豆叶夏有青草，它该知足了，不仅有的吃，还变着花样，哪像洛河边的人，一年四季都是苞谷杂粮，而且老是吃不饱。但这畜生却不吃豆叶和青草，它把它们拱到槽外边，再来拱栅栏，原因大约是没有给他拌些麸子进去，就像今天在酒吧给客人端一杯咖啡没放糖，饭店里作一条蛇没放作料，歌星在台上撕心裂肺地抒情却是假唱一样，客人会毫不客气地把咖啡倒了，把蛇扔了，把歌星轰走一一这或许就是我打猪的主要原因吧，挖祖宗三代都是猪，有什么资格充小资——我想这畜生简直就是欺负人，那时候粮食缺的就像今天的诚实与善良，正义和真理一样，人有时连那又粗又涩的麸子都吃不到，一头又瘦又脏又一点都不漂亮的猪，凭什么吃？我想这头猪根本就没有偿过饥饿的味道，否则它绝不会贪婪于一把麸子。饥饿的滋味是：你觉得你的肚子空得能装下整个世界，里头流着发酸的臭水，水里养着一万只张牙舞爪的螃蟹，它们伸出两万只钳子，夹你的肠子和胃，夹得你又疼又困又晕，浑身软得像脚下踩着一团屁。这时候你不会想到食品的优劣和营养成分，你觉得只要是能吃的，都能统统咽下去，胃口大得像希特勒的野心，能吞下一个世界。
　　 就是说，就是说，饥饿看起来不算个大事，但足以毁掉一切。
　　 饥饿像今天的口蹄疫一样在我成名的那段历史中流行。一些人拉条棍子，出门讨饭；一些人开始和牲口挣食物；有的人饿得跑不动，就窝在家里等死；而我，则去打猪——放学回来，饿得头晕眼花，门上却挂一把大锁，母亲还在上工，挣每天的8分工，两岁的妹妹还在母亲上工的地头上爬着，等着我去接。沮丧和失望像山一样的爬上我心头时，那头猪看见了我，就开始拱栅栏，像是给我撒娇。这绝对是一条蠢猪，它不知道我的心情和正给蟹钳夹着的空肚子有多难受，而且它又不是我的小情人，撒什么娇？我就愤怒了，阿喀琉斯一怒之下把特洛亚人打得屁滚尿流，而我一怒之下就打猪，把猪打得泼妇一样的嗥叫。
　　 打猪不需要智慧和才华什么的，也不用顾及什么“猪权”，一条扁担或一根木棍将够了。站在猪圈边，捅它的嘴，打它的腰，抽它的腿，抽它的腰，打得这畜生如球星和影视大腕丢了所有的存折一样痛苦地嗥叫，像破金庸和武侠片胡编瞎扯出来的可笑而愚蠢的江湖英雄一样上蹿下跳，像贪官遇上如山的铁证一样惊慌失措。我虽然饿得前胸贴了后背，猪圈墙上划的毛主席语录又不能给我力量，但奇怪的是，我竟然力大无穷，人说“愤怒出诗人”，是不是愤怒还可以给人提供打猪的力气？
　　 我就这么出了名。
　　 我打猪出了名，我那善良而非常能吃苦的父亲却伤心了：我什么时候能不让孩子打猪呢？
　　 就像那些拉棍讨饭的人讨不回活命的日子，流畅漂亮或丑陋恶心的谎言与理论济不了世一样，我打猪虽然出名，却没能变成英雄，更没法改变那段挨饿的日子。
　　 这个春天，站在洛河边的老屋里，想起那头遭打的，让我出了名的猪。
　　 其实猪是多么无辜呀，但我有什么办法，谁胆敢把一种或许多种日子揍得像猪一样嗥叫呢？谁敢？！除了打猪，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能让人顺畅而自如地诉说和表达。
　　 老屋旁边的那个猪圈，已经破败的一塌糊涂，堆满乱糟糟干巴巴如记忆似的荒草。家里早不养猪了，圈里空荡荡的。无猪可打。这是不是很可怕？有时候人可以不像我那样出名，但总是有些想法的，不打猪，这些想法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