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9月21日，早晨发了一篇梧桐秋声的征文《秋雨淅沥沥》。冯老师给编辑发了出来，再看我的荣誉身份，已经是“进士”了。真不易啊，看上去江山这个荣誉身份的晋级挺难。原本计划的第二目标里，有一部分就是在9月19日之前，也就是老朽65周岁的时候，晋级“进士”，也算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有点遗憾的是比生日迟到了两天。呵呵，人嘛，总不免有点爱慕虚荣。尽管一个网络虚名而已，还是会激起心头一丝涟漪。
　　 由此联想到中国古代这个科举制度，从童生到进士，真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也难怪有许多古代读书人，会一辈子都走在这条路上。了解过一些关于“进士”的资料，发现这名字有点意思。进士，其实就是进入了士大夫阶层的意思。“士”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至少也有数千年历史。甚至可以说，就是伴随着阶级的出现，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
　　 最初是泛指民间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他们由于自身家事贫寒，或者已经没落了，不得不去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当时的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在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殊的阶层，也就是依附于贵族阶级的一个士阶层。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可以看做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战乱频繁，为了应对这样的局面，各国的诸侯贵族，也需要笼络大批有才干的人为自己的统治服务。比如著的“四君子”春申君、孟尝君等人，都在自己的府邸养了大批的名士，多达数千人。甚至可以用自己的才华说服贵族，从而进入“士”的行列。“毛遂自荐”这个典故就是很好的实例。当然也说明了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
　　 给“士”制定一个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里有一段话，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问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可算“士”？孔子告诉他：做事的时候自己知道廉耻，而且无论什么时候都忠于自己君主，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就可以算个“士”。这个标准和古代“君子”的概念差不多是一致的，最多就是德行修养方面的要求略低一些。再说明白一点，孔子提倡的是一种“士精神”。
　　 这种“士”的精神，在古人的实践上更多的就是“侠士精神”。很有名的就是荆轲刺秦王之前的豪言壮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为了完成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种精神演绎到今天，还是有很多积极方面的意义。故而至今这种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还在被誉为一种高尚的精神典范。
　　 古人还有另外一种实践“士精神”的方式，就是退隐。可以隐居深山，也可以隐于市井。但是隐退并不等于不问世事，他们同样在关心朝政，只不过不去插手争斗，有点“坐山观虎斗”的意思。此外就是保持自己的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在那个纷争混乱的年代里，这种“隐士精神”，也会得到老百姓的尊敬。在寻常老百姓的眼睛里，是一些出世的神秘高人。不过这一点并不是孔子所提倡的，孔子是主张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入世”，用自己的才华，来报效君王和国家的。孔子一生也是这样做的，这也是孔子之所以会受到汉朝之后，大多数朝代被推崇的根本原因。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对儒学还是给予了基本的肯定。
　　 儒学在中国的盛行，而且可以做到数千年的经久不衰，汉朝的董仲舒功不可没。董仲舒河北省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汉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董仲舒在30岁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为汉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由于他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自己的声誉也日益扩大。汉武帝即位后，为了稳定初建的大汉统治，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下令让各地官吏推荐品德贤良的饱学之士提供国策，董仲舒被当地推举参加了策问。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关于国策的提问，因为基本内容都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在天人感应方面的认识，详尽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就在这篇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他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这就是“大一统”的集权统治观念，对巩固汉朝中央集权制和社会稳定非常重要。
　　 从此，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主流哲学。不过，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并不完善，官员的“士才”主要是靠王公贵族的举荐，基本不需要经过考试。
　　 科举制度是从隋唐时期开创的，至宋以后成为选拔政府官员唯一渠道。完善的科举制度，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宋代之后做官的唯一合法渠道。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也就是“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读书人金科玉律的缘由。“士大夫”这个重要阶层在宋代正式形成。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使命感，不仅成为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所怀有的远大抱负，甚至直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组成部分。
　　 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自从宋代之后，历代的大多数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基本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比如诗词名家苏轼、书法家米芾、蔡京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清政府的统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科举制度也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成了束缚人才的“瓶颈”。到了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确昭告天下：“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士大夫”从此成了历史名词的同时，对知识、文化、艺术的垄断也不复存在了。
　　 士大夫阶层早已沉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我们却不能否认士大夫精神，在某些方面的进取心，社会责任感，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精神。我们这些新时代的“文士”，在做好自己文章的同时，同样是必须保持好一种属于“士的境界”，以及“士的思想”，“士的精神”。当然，这种新时代的“境界、思想、精神”，绝不是孔子的理论标准，而应该诠释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人士的道德标准。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一个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第三个层面，就是个人思想道德标准。老朽以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八个字，就是我们新文士的道德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