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到
　　 从福厦公路下公交车，我一路打听着，走了三四里地，终于到达要报到的“工作队”。卸下肩上的棉被和手里提着的大包袱时，我能感觉到，被压迫的部位在突然放松之后，血液快速冲过的涌动。这是1996年春节刚过的时候，天空灰蒙蒙的，路边还残留着节日的痕迹，被雨水冲刷过的炮屑，祭祀燃烧剩下的灰烬，沿途还有从错落的楼房间闪过的片片绿色的田野。
　　 距离毕业已经过去大半年。可从心理上，毕业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课程，写论文，实习，找工作，提前安排的告别聚餐。时间有条不紊地流逝，事情杂乱无章地堆积然后解决。有些幸运的家伙，早早就找到工作单位，签了合同。这让其他还望不见希望曙光的人，陡然生出失落和紧张的情绪。我们不知道将会身落何处，每天背着装满简历和成绩单的包，出入一个个企业和单位，露出谦卑的笑容，低声下气，希冀能从接待的人脸上，窥见满意的表情，那样，心底会掠过狂喜的浪潮。每一天，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杂乱的宿舍，像撒网捕鱼却毫无收获的渔夫回归，手里空空如也。
　　 我们早已告别幼时师长描绘的美好场景，曾经，他们都说，好好读书，如果考上大学，将是“草鞋”和“皮鞋”的区别，穿草鞋意味着继续当农民，穿皮鞋便是能捧上铁饭碗。可这样的论断在现实面前已经支离破碎。我们处在一个尴尬的年景，1991年入学时，我们被提前告知，带上粮票，才能换购在食堂流通的饭菜票，但两三年以后，粮票不再需要，用人民币就可以换购等值的饭菜票。入学之初，我们只需缴交很少的学杂费、住宿费，每月还有国家补贴的一些伙食费，但最后一年，缴费上学的形势已经铺开，看着缴了两三千学费的大一新生，心头便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感觉。而自主择业的声音早已经响彻校园，先于我们毕业的学生，搭上最后一班船的幸运，令我们倍觉羡慕。
　　 在厦门这座中国最早改革开放之一的城市，工厂企业遍地林立，工业区里的招人广告随处可见，这让我们隐隐间有一种踏实的感觉：不会没有工作可做，无非是待遇好坏的差别。但随着时间一日一日过去，在告别晚餐一次又一次的酒酣耳热的背后，一种焦躁和茫然的气氛渐渐弥漫，那石沉大海般的求职结果煎熬着每一个人，我们悲悯地看着新生，其实更多的是悲悯地看向自己的内心。
　　 我们还需要去人才招聘会上碰运气，那时，一切远未成熟，机制尚待完善，在一个简陋的类似临时搭盖的地方，入夏的阳光毫无遮挡地倾泻在铁皮屋顶上，三百多平米的现场通风设备不良，人头攒动，气味浑浊，临时摆放的桌子后面，坐着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桌上五花八门的简章和或高或低的对话、交谈声，令人有置身自由市场的错觉。不错，的确是市场，“人才市场”！推销和谈判，在热闹地进行着。我们揣着早就备好的求职材料，在一个个桌前停留，询问，推介，放下材料，带走希望。可是，可是，交流会很快沉入记忆，反馈的信息依然遥遥无期。
　　 孤立无援的感觉悄然袭入心底，而亲人的劝说时时响在耳侧，回老家就业的结果几成定局，我收拾行装坐上返乡的汽车，相关的人事档案，以另一条途径悄然行走。工作，仍然在茫茫雾海中的前方。在一天天的盼望和期待里，我被深深的无力感包裹了。这不是碰到难解的习题，或不易跨越的沟壑，这是单纯的学习生涯向社会生活的嬗变过程。传来的一道道消息背后，闪现着一个个熟悉却陌生的名词：金钱、关系、权力、规则、人情、利益和交易。
　　 几个月后，一纸薄薄的报到函交到我的手里，我却觉得沉甸甸的，它胜过大学录取通知单，因为那里面可能凝聚着他人的心血和汗水，而不是我的。我谨慎地揣着它，去县有线电视台报到。在县政府偏僻角落一座破落的房子二层，简陋的办公室里错落摆着几张桌子，一个人从成堆的文件里抬起头来，打量着有签名和红章的函，漠然说道：“两年内没有工资，也不安排住宿。”以后呢？以后看情况再说！他的话轻飘飘的，我却如落冰窖。
　　 帮我找工作的亲戚急了，再次动用能找到的一切关系，寻找合适的工作。我不知道背后他们付出多少艰辛，但一些以前不熟悉的词从他们嘴里不时蹦出，主席、部长、副县长、局长、主任、党委书记、镇长……我仿佛能看见，一张网被某些点联结起来，准备打捞或捕捉什么。1995年底，这张网终于有了不错的收成，某镇党委书记同意接收安排我到镇政府上班，只差在人事安排表上签字。为了拿到签字，父亲骑摩托车载着我一次次往返家与镇政府之间，行程四五十公里。时近年末，寒风凛冽，每次经过城区驶上去镇政府的路，看着越来越低矮的建筑和渐变狭窄的道路，心中无来由地涌起阵阵失落，我知道，四年的大城市生活终将真正了结，我会回到生命的起点——乡村，再次走上不同的路。
　　 可是，每回我们都没找到党委书记，在六七次的奔波无果之后，我们打听到还有某一个环节没有沟通好，只好托人再次疏通关系。我清楚地记得，第十次，我们总算依约找到书记。办公室门口，还未从寒风袭击的颤抖中恢复正常的我们，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热气。这是好兆头！办公室里坐着一群人，在随后的工作生涯，我才逐渐回想起并认识到一些职位，党委书记、副镇长、组织委员、办公室主任……父亲谦卑地掏出精心准备的“红塔山”给大家敬烟，有人接了，有人婉拒，党委书记摇摇手，说：“不吸烟。”只是接过表格，刷刷刷地签上了同意接收安排的意见。已近年关，让我过完年再来报到。后来，我知道他是吸烟的，吸的是“中华”。我有时觉得，他说不吸烟，不知是嫌烟太次，还是婉转地拒绝，留住我们可怜的一点自尊。我宁愿相信，是后一种。
　　 按照安排，在正月初八一早，几经周转，我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卸下行李，我打量这位于一个村部的工作场所，找到工作队长，正式报到。心里头明白，我已经正式告别学生身份，也不再是待业青年，这里就是我工作的开端。站在略显古旧的村部前，我有些茫然失措。随身的包裹有些沉重，卸下之后，感到一阵轻松，仿佛多日的等待最终有果的别样轻松。
　　
　　 住宿
　　 有人带我去早就确定的宿舍，打开门，一阵霉味扑面而来，房里的物什，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我欲言又止，但我知道我别无选择。他们告诉我，房子紧张，只能腾出这间房来。我借来工具，一番收拾后，草草安顿下来。
　　 这里明显是个杂物间，或者接近杂物间，一张简陋的行军床，床板长短不一，起伏不平。屋角摆着一些锄头、大竹扫把、铁锹之类的农具，还有几块广告牌。两张说不出模样的桌子，上面各自摆着一台硕大的机器，往后的日子，我才知道它们会给我带来多大困扰。那是有线广播设备，村里的通知、水旱灾情预报等等，都从这里发布。进这个房间，打开广播喊话的一般有三个人，村主任、治保主任、农技员。村主任是个老头，话音迟滞，喊话的内容不外乎收交税的时间、计生妇检的通知诸如此类东西。治保主任个矮但声音尖锐，一遍一遍地反复提醒村民防火防盗防止纠纷。农技员身高马大，中气充足，嗓门响亮，经常喊着抗旱排涝春耕备种的话，或者拿着一份镇里发下的病虫害测报的信息，大声朗读。
　　 我对这房间心怀不满，可是作为一种安排，我只能接受下来。我知道，活着，有许多有形无形的约束，隔开的房间、作为界限的围墙、楼板和屋顶、浇灌的水泥路、田间的田埂，这些有形的存在，框定了人活动的范围。规则、制度、要求、道德、法律，无形却有力，越界、突破、跳出，必然会受制约。人一呱呱坠地，就落入了这种种的规范之中。我不知道会在这里驻足多久，但必将要呆一段时间的，我必须花心思经营这一小方空间，让它接受我，让我接受它。我把床摆得尽量远离机器，扯布遮起直射的光，在角落里寻找睡眠和白日梦的入口。许多时候，当我还在清晨的梦境里徘徊时，农技员或村主任或治保主任已经用钥匙打开房门，扭开按钮对外喊话，声音在室内迂回，经过广播的声音又传回来，重重叠叠包裹了我，让我产生一种如真似幻的错觉。我以为，强行突破梦境的声音，比推门而进的行为更令人手足无措。
　　 房间藏在一个办公室的后端，用木板与别的房间隔开，向西向北，各有一个小窗，夜来，从西窗望出去，一条乡间土路，几盏昏黄的路灯用微光坚守着自己狭窄的空间，路上似有影子影影绰绰，令人心生恐慌。从北窗看去，大半个村庄隐在黑暗中，似一只巨大的兽类趴伏，在恢复白昼里活动流失的体力。偶尔有些窗口闪过亮光，仿佛幽暗海面上摇曳的渔火，引人猜测，那里在发生了某种事情？这样宁静的夜，成为我那段生活的主调。夜色的笼罩把人局限于一隅，而心思却极远，翻越千沟万壑，没有方向没有秩序，这也许就是幻想比真实可爱之处。如果寒雨敲窗，天地间只剩下雨声，应和着低微的呼吸，一个人枯坐，不能不产生一种凄清又沮丧的情绪。
　　 所以，我经常走出室外，站在三楼的阳台上，四处看看。方方正正的围墙内，有一个小工厂，听说里面生产渔网，一群年轻女工住在二楼，嘻嘻哈哈的打闹声、说话声，经常穿越屏障抵达三楼。可是我和她们的声音没有交集，我游离于她们之外，有时屏声息气捕捉动静，有一种偷窥者的犯罪感。这种与年轻的声音相隔绝的状态，让我以为自己已苍老很久了。方方正正的围墙外，有一大片苍绿的农田，我知道，在东南侧的地头上，站立着一块硕大的水泥浇灌的牌子：“农田保护区”。我站在阳台上，看到农人在田里忙活，久违的田间劳作的记忆，如狂潮把我淹没。从读初三开始，长辈就已有意无意地把我排除在农活之外，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备考。而惫懒的天性，让我刻意逃避那份艰辛，以埋首于功课的虚假姿态，掩饰内心的慌乱。面对眼前的苍绿一片，学习的课程、匆忙的求职、拥挤的教室、夸夸其谈的辩论，全被无形的一把巨手推向远方，睽违多年的锄头、连枷、镰刀、扁担，以及青青的秧苗、枝蔓的地瓜藤、摇晃的稻株，一古脑地钻出记忆，诉说着离愁别绪。我在这个村部的阳台上，感觉一种委屈和愤懑，我极力想要摆脱的农村生活，却在我绕了一大圈后，重新将我收复。
　　 我到过那块农田保护区的牌子，指导（准确地说，是参观）农人们整修水利。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可是安排给我的工作，是“农技员”，我急匆匆地从房间移身田头，却茫然无措，呆呆地看着野草、石料和忙碌的人们，以一种游手好闲的姿态呈现在别人面前。我踢拉着小石子，把视线投向不远的地方，那里，一片工地，畏畏缩缩地向农田迈开脚，村干部说，那是村里引进的企业。后来，我慢慢了解到，早几年，“三资”企业已经在这个镇里蓬勃发展起来，这个名词，我过了许久才勉强记住，原来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相继地，一些镇办、村办企业，在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站立起来，那块农田保护区的牌子，比起前些年，已经向里收缩了好几十米。
　　 可这些，暂时还跟我没有太大关系。天色转暗了，我看到西边天上乌云层积，一场大雨即将生发，我记起了没有关闭的窗户。我必须回到房间去关窗。这为我的离开勉强提供了一个借口。我回到属于我名下的房间，在雨水飘进房前及时关上窗户。隔壁大厅里，无事可做的村通信员正在看电视，响亮的声音透过薄薄的木板墙，充斥了我的整个房间。
　　
　　 人物
　　 正在看电视的村通信员，努力睁着渐变混浊的双眼，嘴半张着，呵呵低笑。通信员，大家叫习惯了，其实，就是村里出钱雇请的临时工。在我已有的认知里，我对一些身份很清楚，教师、学生、辅导员、班长、学生会主席、共青团书记。但是我看着墙上张贴的职责分工表里，一大串异于以前认识的名词，尚需我去熟悉和记忆，村支书、主任、文书、治保、调解、民兵营长、妇联主席、会计、出纳，诸如此类，它们是什么，他们干什么，在1996年开始之前，我一知半解，在这一年之后，我有所认知。另一个摆在面前的未被我充分了解的，是有关个人的身份，行政和事业性质，全额、差额事业拨款和自收自支，干部和职工，录用、聘用和合同制，镇聘干部和村聘干部，等等，它们共同对我原先的知识结构，全面颠覆。我像一个懵懂的孩童，一步跨入幼儿园，开始学习拗口的a、o、e。我学着进入角色，它们开始植入脑海。
　　 通信员五十上下，不高，墩实，每天第一个来，开门、烧水、扫地、擦桌子、分报纸，活干完了，其他干部才陆陆续续到来，声音或高或低的散播在村部里。有时我一早被尿憋醒，出门上厕所，遇见他正忙活，打一声招呼，他抬头问一声：“这么早，咋不再睡？”声音浓重，似乎夜色还裹在其中仍未散去。大多时候，我起床后，他已忙完，搬一把靠背椅，坐在阳台一角，咕嘟咕嘟地吸着水烟，擦汗的毛巾早就洗好拧过，在旁边悬着的绳索上晾着，偶尔“嘀嗒”一声滴下水来。有人喊：“顶厝毜，去叫××到村里，那件事该办了……”他便熄灭烟火，脚步匆匆下楼而去。有人喊：“毜吓，茶叶用完了，去买五斤回来。”他抖抖衣服，嘴里嘟囔着：“老不报销，又要垫钱了。”嘴里不停，可脚步也不停，骑着辆破自行车，出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