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30楼一眼望去，尽是屋顶，偶尔从鳞次栉比的建筑缝隙中露出一段高架桥，让我想起中国山水画中隐约其间的栈道、凉亭或小桥，那是山水的眼，画中的魂。窗外的城市像一张充满横直线条的素描，高架的流线总把视觉婉转成一个曼妙的印象。然而，远近隆隆的车轮声、轰鸣的马达声，正气势汹汹地奔来，毫无遮挡。高处不胜烦！视觉和听觉有时就这么南辕北辙，各行其事。关上窗，我把心安顿在这间朝北的公寓。
　　 公寓布置很简约。1.5平方的书桌和一个Y字型的过道，几乎就是我全部生活的构件。看书、写字、上网、喝茶，都在书桌上，这书桌囤积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古人说，时间像一条河，我信。在书桌旁，我耳鸣时常伴有哗哗的水声，这时，我就是河边独自徘徊的人。又说，时间像匹白马。这倒不敢苟同，因为无论是清晨、午后，还是傍晚，我感觉纷至沓来的不外乎早已领略过的孤独与寂寞。离开书桌，我只会走向Y字型过道的两端，一边通往卫生间，另一边通向房门，门外是滚滚红尘。
　　 当然，我是要睡觉的。床铺就在座椅的后面，但我不认为床铺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它从未让我酝酿过哪怕一个斑斓的美梦，或惊惧的噩梦，我也只愿把我了无生趣和死气沉沉的一面分派给它，它更像一个专为摘除我三分之一生命光阴的手术台。庄子说过，“古之真人，其寝不梦”。我没这境界，因为真人“其觉无忧”，而我，睁开眼睛总会有烦恼。
　　 烦恼，来自于生活，确切地说，是来自于睁着眼想“该”怎么活，属于白日梦一类的自寻烦恼。小时候，喜欢看地上匆匆爬行的蚂蚁，搞不懂它们为啥那么忙碌，一对触角东探探西碰碰，却偏偏不往我放了饭粒的那边。偶尔我想，假如当初我选择绘画——那条五光十色的艺术坦途，会不会碰上那颗又白又胖的饭粒？或许我会像铁蛋一样，成为一个画家。
　　 二
　　 铁蛋是个画家，也是我从小到大的玩伴，发小，穿开裆裤的朋友。也缘于此，我觉得我和艺术离得很近，很亲，甚至是热爱。虽然我极不喜欢“热爱”这个词，那种傻乎乎的单纯，近乎于没有宽度的苍白，但面对艺术所激发起内心的澎湃与渴望，除了用“热爱”，在辞海里我别无选择，无所适从。
　　 铁蛋和某甲、某乙合租了一套画室，是三室一厅的毛坯住房，大厅的地面和墙上保持着粗糙的水泥，天花挂过腻子，收拾得细腻洁白，两种质感的肌理对比，加上围墙一周的木质镜框线，像束胸的丝带一般，将冰冷的墙体勾勒出几分带有体温的精致。大厅连着阳台用于作品陈列和绘画教学，静物和石膏像是最具戏剧色彩的主角，今天这个厅就属于伏尔泰，上周是海盗塞内卡称霸，墙角的拉奥孔曾痛苦地目睹了这一切。午间的阳光斜洒了一地。伏尔泰的石膏像被地上的强光返照得一脸苍白，像取了假牙后的老奶奶，失神于午后拥趸的闲暇。一只苍蝇嗡嗡地飞来，轻捷地跳上伏尔泰的鼻梁。
　　 “别打，看，它在搓手呢。”某甲说。
　　 “苍蝇搓手时在想喃？”某乙停住，问。
　　 “谁动了姐的午餐？”
　　 “你咋个肯定它是女的？”
　　 “分公母，好不好？不是男女。”铁蛋挑开门帘从他的画室走出来。
　　 写写画画累了，他们会穿过大厅，拐进由四扇雕花的老木门把厨房和连厅的过道隔成的茶室，在电脑上放首曲子，或抽支烟，换换脑筋。碰见，就有一句没一句地闲答，有时的闲答会变成宽泛的话题，从松尾芭蕉聊到东山魁夷，从斯宾塞·约翰逊聊到鲁道夫·阿恩海姆；有时也会聊到令他们窘迫的婚姻现状和义愤的职称待遇。当然，所有的话题取决于午后是灿烂的阳光还是忧郁的阴霾。但有一点自始不变，无论是多么豪迈的愤慨或极具张力的沉默之后，他们又会钻进一帘之隔的画室，拿起笔，续写各自的心情。
　　 这种时候我总有一个错觉：他们像钟表匠。这感觉很奇怪，后来我想，就是在茶室的一本画册里我看到过一张画，当时很震惊，仿佛就是和钟表有关系。在百度查寻后，找到了它——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油画《记忆的永恒》。百度上对画面的解说很清晰，摘录于后：
　　 油画《记忆的永恒》创作于1931年，……画面展现的是一片空旷的海滩，海滩上躺着一只似马非马的怪物，它的前部又像是一个只有眼睫毛、鼻子和舌头荒诞地组合在一起的人头残部；怪物的一旁有一个平台，平台上长着一棵枯死的树；而最令人惊奇的是出现在这幅画中的好几只钟表都变成了柔软的有延展性的东西，它们显得软塌塌的，或挂在树枝上，或搭在平台上，或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这些用金属、玻璃等坚硬物质制成的钟表在太久的时间中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都松垮下来。
　　 首先，对百度致以谢忱！
　　 然后言归正传。之所以感到震惊，是因为我几乎同时想起一个广告：一支燃烧殆尽的香烟，耷拉着一长条烟灰。广告的出处已无从查找，自然我不是以这个创意来获取某种利益，所以也无关紧要，更因为我想在第一时间表达观感：没想到坚硬、昂扬的东西竟会变得这么疲塌、萎靡。我的脑海里突兀地闯进一个词：阳痿。这让我很惊愕，也无措于和人表白在高雅的艺术面前，我，其实很庸俗。
　　 这是我把画家和钟表匠、艺术和钟表混搭起来的一次心路历程。
　　 之后的一次经历，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前年，我去了一趟景德镇。瓷都，更是艺术之都，只不过载体不是画布而是陶瓷。初到时，什么都好看，什么都想买，那种感觉像孩子走在沙滩上，看见所有的贝壳都是漂亮的，临回昆明了，我只买了一坨：连着窑土窑砖的碎瓷。虽然是宋代的，但那是烧制时塌了窑，连废品都算不上的垃圾。之所以买，有两个原因。一是，当你知道什么是元青花、康熙五彩时，想买的都是天价；买得起的，嘿嘿，都是赝品不说，连我这门外汉都看不上。就算你俗，买一套餐饮陶瓷吧，回家一研究，那是广东佛山的骨瓷，拜托，逢人你千万别说，这是你千小心万小心从景德镇扛回来的。二呢，是这一坨垃圾样的碎瓷又让我想起了“柔软的有延展性的”钟表，我断定，我和艺术又遭遇了。因为陶瓷是挺括、坚硬的，是有金声玉质般清脆悦耳的声音，破碎的陶瓷却更像歇斯底里的锋利和尖锐。但这一坨碎瓷，感觉完全不同，器皿在高温中被外力毁灭性地挤压后，器型扭曲，失去了原有的张力，它变得像水一样柔软，这种质感的柔软能让感性思维瞬间崩溃、错乱；同时它又将时间凝固在极隐忍、极委屈的一刻，即便从南宋算起，至少八百年了，我甚至能听到它潺潺地倾述。
　　 我确定画家等同于钟表匠时，也是在景德镇。景德镇很多前店后厂式的商铺，在欣赏了琳琅的艺术商品后，我愿意和作坊的画家聊些陶瓷的话题，品味青花的素雅，窑变的绚烂，感叹珠山八友这些前辈大师们的造诣。最后，我问：“听口音你不像江西人。在这画几年了？”
　　 “十多年了。”
　　 “不回家乡发展吗？”
　　 “没办法啊，得在这熬大师。”
　　 这个“熬”字我懂。有个做酱的女子，熬了一辈子，把自己熬成了阿香婆，她的酱也卖遍了全中国，只有熬，媳妇熬成婆婆，才能坐享福寿；熬，就是时钟嘀嗒嘀嗒，一点一点的消失，像画家一笔一笔地描摹。一刹那，我觉得画家和钟表匠，再像不过了。
　　 虽然在画家和钟表匠、艺术和钟表之间，我心里确定是“等同”的关系，但我仍然明白，这是个错觉。也因为这个混搭的错觉，此后我开始热衷于收藏钟表——这种将时间用金属齿轮来分割的机器。我由此发现，时间变得精巧，是只能用金属镊子才能小心翼翼捏住要害的滑头；它纷纷扰扰、吵吵闹闹，一刻不停，原来，时间里藏着的并不都是独自徘徊和令人忧伤的寂寞。
　　 三
　　 或许是命运使然吧，我终究没有从事艺术职业，然心向往之，让我对艺术家始终怀有敬意。所以，隔三差五，我愿意到铁蛋他们的画室，看他们画画，是一种享受。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怀抱着又白又胖的米粒，神气活现的人。
　　 去年到古都洛阳观光，回到昆明就忙不迭地邀约铁蛋他们吃饭喝酒，分享我一路的收获——唐三彩、龙门石窟。讲了一晚上盛唐艺术，最后在伟大与钜制的震撼中醉倒。醒来后，疯言疯语全不记得，只隐隐约约地想起某甲、某乙说过，中国古代没有雕塑家什么的；而一旁的铁蛋呢，好像心情一直不好，就那么忧郁着。
　　 说起铁蛋的忧郁，其实和家家那本难念的经类似。我曾打趣他说，囊中羞涩是泛艺术家的特色。加之铁蛋骨子里有股冷峭的气质，所以我总结“冷峭的忧郁”成为铁蛋有别于其他艺术家的气质内涵。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以他的气质流诸笔端的农夫、农妇竟是一派笑容可掬的喜悦色彩，那些郁结于心的忧郁是如何镀上了一层欢喜的包衣？
　　 在铁蛋的画前，我问某甲，他却和我讲了一个故事：
　　 好像是1858年的某一天，有个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被那些深邃的数学命题搞得头昏脑涨，于是他放下手头的试验，散步来到一片玉米地，扭曲成圈儿的玉米叶子，给了他灵光一闪的发现：把一根纸条扭转180°后，两头再粘接起来做成的纸带圈，具有魔术般的性质。这种纸带圈被称为“莫比乌斯怪圈”。
　　 据说，当年莫比乌斯做好这个纸带圈后，他捉了一只小甲虫，放在上面让它爬。结果，小甲虫不翻越任何边界就爬遍了圆圈儿的所有部分。也就是说，一张纸条的正反两面，在莫比乌斯怪圈上变成只有一个面，一个连续不断，永无终结的圆圈。莫比乌斯无比激动地说：“公正的小甲虫，你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圈儿只有一个面。”
　　 “不带这样玩的。我想回家！”可怜的小甲虫在这条永远没有尽头的怪圈路上失声痛哭起来。
　　 我一边听一边笑一边抽了张稿纸，撕成条状，扭转，再把两头捏在一处，目光沿着纸圈游走了几遍，可不是吗！这个怪圈里里外外成了一个面，一个连续不断的圆圈。
　　 不知道生活像不像一个莫比乌斯怪圈，就像俗谚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者怪圈“魔术”般性质能把看似对立的情感弥合成一个整体，就像在平面上讨论三角形和圆形是多么的不同，而在拓扑学看来，它们虽不是“全等”的图形，但都是“等价”的图形，它们的拓扑结构是完全一样的；甚至生活里就藏匿着不止一个两个这样的怪圈，还有结构、形态更为复杂的超出了我们认知和想象的界限。
　　 “显然！”某甲着重了语气，又总结说：“在铁蛋‘冷峭的忧郁’背后，一定藏着不为人知的幸福生活。”说完，还神秘兮兮地退开3.5米，打量起正在作画的铁蛋。
　　 我想，姑且不论这个数学怪圈是不是能合理诠释艺术现象，但我情愿相信善良的莫比乌斯在和小甲虫同学一起见证了这一时刻之后，一定会帮助它回家。即使事后它觉得莫同学太过强横地利用了自己的公正，并且整个数学界在命名这个怪圈的时候几乎把它遗忘，它简直应该出离愤怒！但此时此刻，它惊魂甫定，瘫坐在自家包厢的那个没有阳光的旮旯里，它太疲倦，太需要眯盹一会儿，哪怕就一会儿……在梦里，它竟觉得它和数学离得很近，很亲，甚至有些爱。虽然它极不喜欢“爱”这个字，那种羞答答的慌乱，近乎于焦虑的欢喜……慢慢地，在冷峭的甲壳大氅下，它的心满满漾开了人们叫做幸福的那种感觉。
　　 “像铁蛋这种科目的甲虫，在画画的特定情景下，内分泌会紊乱，情绪波动异常，不适合语文、算数、经典物理来讨论。”某乙也来插话。
　　 我看某甲、某乙都在，就想起他们说的“古代没有雕塑家”的话来，问为什么？
　　 “不是没有雕塑家。不过，”某乙反问到，“你知道那些石窟造像是谁雕刻的吗？”
　　 “先不问是谁雕的。”铁蛋看了看表说，“现在铁甲虫胃酸分泌紊乱，必须整碗红烧肉。”
　　 晚饭时间到。冒着胃酸求知很痛苦，调和紊乱的内分泌却很容易，何况听见红烧肉，我满嘴的溶菌酶也很“涌”跃。只是令我不曾想到的是，对这寻常一问的深究，竟回眸了中国文化千年失语的尴尬。
　　 四
　　 所谓古代没有雕塑家的问题，实际是指中国的传统艺术观，一向将雕塑摒除在艺术范畴之外，那些雕梁画栋、神像石狮、木石竹陶等工艺，则被视作“雕虫小技”、“巧匠所为”，何谈“雕塑家”？翻开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说得更明白：
　　 我国言艺术者，每以书画并提。好古之士，间或兼谈金石，而其对金石之观念，仍以书法为主。故殷周铜器，其市价每以字之多寡而定；其有字者，价每数十倍于无字者，其形式之美丑，购者多忽略之。此金钱之价格，虽不足以作艺术评判之标准，然而一般人对于金石之看法，固已可见矣。乾隆为清代收藏最富之帝皇，然其所致亦多书画及铜器，未尝有真正之雕塑物也。至于普通玩碑帖者，多注意碑文字体，鲜有注意及碑之其他部分者；虽碑板收藏极博之人，若询以碑之其他部分，鲜能以对。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
　　 然而艺术之始，雕塑为先。盖在先民穴居野处之时，必先凿石为器，以谋生存；其后既有居室，乃作绘事，故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