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清明来临，或海边，或道口，更有甚者的是乡村野外，陵园公墓处，烟火袅绕，透着塑料味，烧酒的味道，哭声与风儿扬起的纸钱的灰烬，漫天飞舞，让人在痛失亲人的同时，感觉得透不过气来的污染，我在感悟大家悼念亲人的同时，偶然悟出一个道理：中国人为什么几千年民风不改，毫无进步，却步步倒退，使得国际反华情绪死灰复燃的根源就在于---中国人太喜欢钱了。活着喜欢，死后还要用纸钱来贿赂天堂亡灵口袋里的“拮据”。
　　 近日某地一副县长的儿子做了某局局长，纪委审查他的时候，吓得从四楼跳下，摔断了三节腿，让人不禁感叹：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作为官员，只要一到那个位置上，不贪不捞就不是好官，可想而知，官员都如此贪得无厌，何况黎民百姓？细细想来，假牛肉，毒奶粉，山寨机，毒饺子，见死不救，爱财如命等等国人特有的劣迹暴露在世界，无疑坑害了国人不说，甚至到国外去坑害别人，可谓祸国殃民。祸国殃民的民在国内祸国殃民情有可原，毕竟自家人坑自家人，那么怎么祸害到外国了呢？大概我们的官员正如过去的计划生育一样，只要给钱，什么商检呀，质检呀，海关啊，工商啊等等都是给钱就办事的人，哪里还有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所以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当前不是改革与否的问题，也不是体制的问题，更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一句话可以概括：中国人从奸商到昏官，他们缺乏的恰恰是社会责任感与品德的问题。
　　 从农村的筷子说起吧，一个老外评价我国的筷子是这样说的：夹个黄豆什么的也还差不多，TMD吃米饭米粒那么小，让我用筷子夹，我怎么夹呀？当然，本人在此闲话筷子并不是说筷子的不好，而是说筷子在中国已经用了几千年了，我们到农村去走访，一家人一把竹制或木质的筷子要用上几年或十年，筷头都黑了，比如南方夏天阴雨天多，筷子是霉菌更容易侵入的地方，长期使用这样的筷子，导致咽炎的可能性则比较大，更不必说2003年的非典，以及过去的肺结核与肝炎的传播了。家庭如此，饭店怎么样呢？我们记得卫生部门总是发个许可证什么的，然后不了了之。你听说全国的小饭店有几个厨师是经过正儿八经的培训就业上岗的呢？你见过那些造假的工厂、企业、公司、个体户是怎么拿到工商局营业执照上岗造假的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真的感觉到国人缺乏的正是一个社会公德的问题，安黎在《站立，中国之精神期待》中言及了诸多国人的好斗，畏缩不前，象蜗牛一样卷缩在自己的美梦里，不能放眼世界。在安黎先生的论剑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人缺乏的正是剑之品质。工作做的细致一点，为官勤快一点，不要跟上大人孔乙己似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副官老爷官太太的样子。中国人数千年来进步没有，从筷子就可以窥见一斑。中国官员进步了多少，从山寨机与小餐馆就可以窥见一斑。
　　 中国人历来就是喜欢装糊涂的人，主张和气生财，可见，国人无论是大小官吏还是百姓都喜欢用“和”来达到自己富裕，捞钱，发财，发家，升官等等的目的，正如最近的“和谐”二字的提出一样，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喜欢大笔一挥“难得糊涂”来形容对世事，官场的态度。和气固然好，但是一团和气那就失去了一个做人做官的准则与原则。你说清廉的官员要与贪官和谐吗？黎民百姓要与地痞恶霸和谐吗？诚实守信的要与奸商和谐吗？所以亮剑的时刻还是要时时牢记的。在鲁迅先生批评中国吃人的旧礼教的同时，又在《狂人日记》中指出国人的劣根性是“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人的兄弟。”之后说出，在中国讲真话是要倒霉的，是要杀头的。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国人在强调“和”字当头的糊涂劲，使得讲真话的对社会肩负责任的人真的面临灭顶之灾。曝光牛奶掺假的英雄“乳业打假者”蒋卫锁不是死了吗？回顾历史，凡是能倡导百姓改善民风民俗的例子不仅仅少的多，而且倡导畸形的教育多的多，自然也就能让国人去理解，为什么在这个中国，清廉的必死无疑，讲真话的必死无疑，捍卫正义的必死无疑，反对腐败的必死无疑了。春秋的管仲倡导娼妓制度，大家可想而知，新中国刚刚消灭了娼妓制度，改革的特色就出来了五花八门的娼妓馆，当然，人家换了名字美其名曰了，叫KTV，足疗，洗浴，旅社等等名目，官方还回避娼妓二字，名曰“性工作者。”这样一来，你能说我国还有娼妓吗？此一例。畸形的正统教育以及民风之效仿，却是坑害了多少的国人乃至妇女，说历史的国人之残酷以及当今的国人之冷漠一点不为过。
　　 孙膑膑足，司马迁阉割，古代妇女要缠足甚至下身幽闭，再到大清王朝政府入关要求所有汉人留辫子，于是大家就真的留了辫子了，汉人怕死呀，害怕杀头呀，不留辫子怎么行？这不就出现了鲁迅笔下的那个剪了辫子还哭泣的人吗？我们翻看教科书，畸形的教育仍然还能看到，比如卧薪尝胆的勾践，头悬梁锥刺股，胯下之辱的韩信，等等等等，在中国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屈辱与忍辱，就不会走出一个大将军，名人似的，这说明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古人也好今人也罢，缺乏一颗善良的心，非要用强权，强暴逼良为娼，逼夫就范，使得一些原本质朴善良的人们屈服于暴力与邪恶的力量之下，不得不用忍辱与含垢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也就难怪古代女杰象武则天，慈禧，杨贵妃等等女人要在男人统治的畸形社会里曲折地迂回斗争，直至头破血流甚至生命的代价。笔者以为中国本无四大美人之说，之所以出来了四大美人之说，只是彻底暴露了这个男人统治数千年来的畸形发展的产物。甚至至今仍然在男人的控制之下。男女平等也仅仅是法律意义与法律范畴的东东。女人，充其量也只是会议里的数额的代名词，以及半边天的作用。自然社会从政府到教育都是懒惰的畸形的，糊涂的，和谐的，难分白猫黑猫的，自然百姓也就失去了良好的教育与引导，自然就不分好坏，难分伯仲，见钱就捞，见利就冲，见官就贪，见民就打，见良田就征，见礼就聚财，见正义就打压，见美色就包养……既如此，则民风何日改善，国家何日能获得很高的国际威望?既无社会责任心责任感，则国民何日能抛弃旧风旧俗，何日能获得良好的教育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历史告诉我们，民风日下无不跟朝廷有一定的关系，特定的历史时期，就会出现特定的歹人把持朝廷，号令江山社稷，加之国民素质低下，效仿度高，所以才出现了许多古今之笑话。屈原是好人吧，屈原要选择投入汨罗江。岳飞是好人吧，却要被秦桧当政迫害。作家老舍怎么样呢？却要被逼投湖而死。多如牛毛的例子只能说明了我们的一句谚语：好人没长寿，癞蛤蟆过千年。确实，国人就是如此，在世界走向昌明与进步的同时，我们只能在夜郎的怀抱看自己的夜明珠，只能用狭隘的眼光欣赏自己皇帝的新装，赤裸裸地欣赏，还不许“他人”“外人”去评点，去“指手画脚”。
　　 “和”与“谐”原本指音律的协调，属于音乐范畴，我们用“和”与“谐”来形容社会的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的生活秩序，也合乎“礼”的范畴，“礼尚往来”“出礼而入刑”本身要求就是在注重和谐与礼仪的基础上，我们要合乎公益，公义，公平与正义，这就引申而来刑法概念“出礼而入刑”，让人感到这个社会畸形到哭笑不得的是，我们的刑法似乎形同空文的时候，社会到处都是黑暗，造假，贪得无厌，没有公德心公益心，大捞土地房地产环境乃至生命代价的淘金热的当今社会，基于改革若干年来的副作用，我们的法律似乎根本没有站在“出礼而入刑”的立场上，是什么原因导致今天这样的结果的呢？难道仅仅就是我们颠倒了“是”与“非”，“白”与“黑”的界限吗？仅仅就是因为一两个人的倡导，一两个人的昏头昏脑，就能使得整个社会拥有13亿人口的国人全部糊涂了吗？失去了立场与原则了吗？所以笔者以为这个民族是可怕的，是不可思议的民族，是一个效仿度极高的民族，正如造假与贪婪，攀高亲与拉帮结派，警匪勾结一样。
　　 一个社会的昌明与否，不得不与民风官吏的好坏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民族从高官到公仆再到黎民百姓，头脑里只有钱钱钱的话，试问苍天，这个民族还有谁能肩负“天下为公”之思想？还有谁每说出一句话，办一件事，生产一种商品，首先想到的是社会上有多少人受到坑害，外国人会怎么样评论中国？正如全国大搞旅游业，耗资惊人的浮夸风并没有给当地带来一点点的经济效益，恰恰是浮夸的思想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拜金主义疯狂到极点，而基于民生福利的医院、工厂、学校、养老院却没有地方官员去想到多建设点，却出现了荒唐的要把佛门、圣地、少林寺拿去上市公司，可谓钱，败坏了国家制度，损害了政党的形象，坑害了黎民百姓，也玷污了身为人民公仆的官员，金钱至上，直至处处于飞淫乐，载歌载舞，古代罗马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使得原本拥有战斗力的国家变得颓废与淫靡，直至走向倾覆的深渊。
　　 官不勤政清廉，民不抛弃恶俗，大家多点爱心，少点邪恶；多点责任，少点浮夸；多点公益，少点缺德；多点长远，少点贪得；这个民族还是大有希望的。假如长此以往，依然在拜金主义思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走向深渊的话，我们又从何而谈提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呢？从何谈起提高民族整体素质与提高国际威望，以及融入世界主流社会的希望呢？
　　 一个民族要进步，民风要带动政治的进步，同时政治也要促进民风民俗的改进。首要的原则就是，一切的行动准则都必须建立在善良，责任，公益与互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展望将来，我们不想看到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赌博王国，烟酒王国，鞭炮王国，暴力王国，卖淫与嫖娼王国，破坏环境与土地的王国，惰性执法与装糊涂的王国，拜金主义王国，不敢亮剑的王国，走老路的王国，造假的王国，没有公益心的王国，浮夸风极度严重的王国等等，我们期望看到的是一个敢讲敢当，实实在在有立场的国度，百姓是有道德观有公益心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度，是抛弃一切旧疯陋习，大家诚实、平等、自由、博爱与友善的国度。
　　 基于“德”，不在于你的官多大，钱多少，学历多高，漂亮与否，风度如何，排场多大？无德，则一切皆为虚无。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在此，窃曰：“为民以德，犹如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