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十余载，学生如流云溪水般更新了一批又一批，而今，再接两个班级的语文课，面对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在月余时间里，竟然还不能将名字与人面认全，大约自己的记忆力真的衰退了。QQ里有我的初中、高中、大学同学群，唯独没有小学同学群，想来小学于我太过遥远了，幸而小女尚在小学四年级，对小学的怀念可以借由她所在学校得以慰藉。而当我的初中同学们闲聊时说起某某老师的时候，我竟诧异，他们口中说的李老师，张老师，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是我的无情，还是记忆的消亡？再和高中同学叙话时，聊起高中的刘翔老师，我模糊的思绪只记得他是我的班主任，现在还在一中教书，至于在高中阶段到底发生过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师生故事，我仍是一脸茫然，只任由他们在群里畅快地说着过往的快乐高中。同事们常常感慨说，现在的学生们，成绩好的，一读高中和大学，就会把你这初中老师忘得一干二净；反倒是那些成绩很差，读不上去的调皮捣蛋生，还会记得当年你对他的教诲和批评指责，对你无限感怀。这方面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曾经一位我早已淡忘的学生，突然在网上找到我，向我承认学生时代的错误，希求我的谅解，并承诺一定抽空来看看我。我起初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道出自己的名字时，我才稍微忆起我的历届学生中，的确有过这个叫“朱桂霖”的名字，记忆中的他是个黑黑瘦瘦的孩子，生性调皮，常常在课外搞些恶作剧，我也曾多次单独批评和教育他。他承认自己犯下的过错：在墙壁上写过骂老师的话，偷偷拔过老师单车气门芯等等，听过之后我只觉得好笑，原来师生之间感情的牵系，竟是靠这些恶作剧带来的深刻印象。陆续有一些后进生都在QQ上与我联系，向我问好，而每一届的那些尖子生们，他们散布在这广阔天地之间，却好像人间蒸发一样，与我再无任何联系。我是理解他们的，毕竟我也淡忘了我的初级老师们，甚至连大学老师，能记住的也寥寥可数。如桀骜不驯的青年书法老师曹院生先生，我在长篇小说《酸涩浪漫》里的主人公凌云翔身上多少也有他的影子。气概豪迈的文学女导师汲军先生，当年写一首长诗《杞人的梦》，在她的指导下，重新修改押韵，才成就了诗歌创作上自己永远无法超越的巅峰，而另一短篇小说《隐私揭秘》再请她指教时，却因她的否定，一度成为我文学之路上浓密的阴霾，长久挥之不去，自甘沉沦。张扬个性的文学社团导师程国栋先生，予我极大的信任和支持，一手将我提拔成大学里中文系中流文学社的社长兼主编，锻炼了我社交方面的能力。而其他诸多老师，却如过眼云烟，转瞬而逝，再无些许印象。
　　 然而，对于我的大学期间的班主任，笔名常自乐的王维汉先生，我却是永远记念，无法忘怀，因为我对他，怀有一份无法弥补和偿还的愧疚之情，这份愧疚，也将永世缠绕心头，难以抹杀。
　　 王维汉先生有一长串的头衔，百度百科里有对他的介绍：上饶师院中文系教授、书法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西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上饶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担任《现代汉语》和《书法》等课程。曾于91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94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教师奖”。对我而言，先生就是一位普普通通平易近人的长者。每每想起要写他，却总迟迟不敢下笔，因为愧疚，我甚至常常刻意避开日后与先生会面的机会，乃至于每一个教师节的日子里，我都试图说服自己不要想起先生，以免被先生问及我的专业素养到了何种程度。而这专业素养，正是我对先生有愧，并且抱愧终生的我的所谓书法。
　　 论及书法，我的愧疚从进大学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当我经历完令人心悸的黑色七月高考后，随即等来的是一纸上饶师院中文系书法班的录取通知书。我首先惊异的是自己的高考分数如此之低，居然连省城大学都未能通过，而后见到中文系三个字，内心少许安慰，毕竟文学是我的最爱，对于当年的上饶师院的中文专业，已经开设了一个本科班级，我是有了解的，我确信自己虽不太高的分数已然超过了本科班设定的分数线。然而，我的厄运却因为书法班三个字而彻底降临了。非但未能被本科班录取，反而沦落到中文系的偏门班级——书法班。天哪！书法班是个什么东西？我的前二十年生涯里从来没有拿过毛笔，蘸过墨汁，居然要我后二十年与毛笔为伍，与大字为伴？我实在想不通，这个班级成员是怎么挑选的。大学开课的第一天里，对班主任王维汉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还没有较深的印象，我和另一位有着相同委屈的学友就幻想着找院系领导询问是否可以换班级，至少不在这所谓的书法班。我已经忘却了到底找了谁，总之得到的结果可想而知，被委婉地劝退了。大致的理由是书法班是个新开设的一个班级，未来的就业上很有竞争优势，请我们放心。无奈之下，我也劝说自己，接受现实。这才心安地关注起我的班级同学和班主任王维汉先生。
　　 抛开我对书法的成见不谈，起初知晓班主任的名字，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按老家的论字排辈，我正好是“维”字辈，如果不是家人嫌这字太难写了，而改为“卫”，恐怕我的名字就是“王维龙”，与先生之名只一字之差。这偶然的机缘也令先生对我另眼相待，尤其是换班事件之后。我不知道先生对我的另眼是否是别有成见，总之是不一样的眼神。长时间的疑团笼罩心间，使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原因，我寻得一个契机，单独找先生询问：“为什么将我招入中文系书法班？”先生坦言：“其实书法班的学生是我一手选择的，我看你们在志愿表上填写的字体，发现你的字不但写得还行，而且也有练习书法的潜质，所以就把你钦点到书法班来了。”从他的言语中仿佛感觉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我便释然了，再看先生，年近五十，面色圆润，身形魁伟，气质儒雅，说话字正腔圆，刚直有力。寥寥数语，我似乎已然被其仙风道骨般的文人魅力所折服了，甘心成为他的麾下一员。
　　 我深知自己在这三十人的书法班里的录取分数是最高的，也便对自己被选为班干部而胜利在望。然而，出人意料的，我竟然并没有被先生授予任何一项班级职务。这令我此后的一周里一度消沉，耿耿于心。先生最擅洞察人心，他适时注意到我的不佳情绪，私下里将我叫至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了一番话，具体内容我大抵忘却了，只记得大意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第二日的课堂上，当着全班三十号人宣布，由我出任本校唯一官方社团组织——校书法学会会长，并委任令两位同学为副会长，从旁协助我开展学会工作。这突如其来的重压让我浑身一震，我似乎明白了先生刻意安排的良苦用心，然而我的愧疚感却由此生根发芽了。
　　 先生教授我们古代文学和楷书行书课程，我们这一届所有新生首发的第一本《大学生字帖》正是先生所编，里面的每个字，每句详解，都是先生的心血铸就，而先生并非教我们这本他自己出版的书籍，而是要求我们照临古帖。从楷书的颜、柳、欧、赵，到行书的苏、黄、米、蔡，跟着先生的学习，我们一一涉猎。不止如此，先生还亲口跟我们讲述他从小习书的经历故事，从他的书法学习经历来看，真正应验了这样四个字——“天道酬勤”。
　　 王维汉先生自儿时学生时代开始，对文字的间架结构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由于成绩优异，原本可以顺理成章地一直就读上去，但那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再无课堂学习的机会。乃父为了让儿子将来能有个安身立命的技能，便将其送至一位山里木匠师傅身边，令他潜心学习木工手艺。先生初中一毕业，就学起了这粗重的技术活。砍木、抛光、磨皮、塑形、安卡等等一系列的工序，在稚弱的年岁里，先生一定受了常人无法体会的苦楚。而先生并没有觉得苦，反而越挫越勇，最终学成木匠手艺，成为不到二十岁的年龄阶段中最优秀的木匠。短暂而年轻的木匠生涯里，先生没机会拿起毛笔，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文化知识，尤其是他钟爱的语文。我记得曾在央视的《艺术人生》里，朱军对冯巩的采访，提到冯巩也是木匠出身，因为学习木匠的经历，这才有了冯巩日后辉煌的成就。想必是一样的。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学习木匠的生活，对我而言并不是一种人生的荒废，反而锻炼了我的臂力、体力和毅力，让我在日后习文习书的过程中，能够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也最终取得常人无法企及的成绩。”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制度，王维汉先生作为首批自学高中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的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此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习文习书之路。大学期间，他在书法上的痴迷程度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只要一有闲空，他就独自一人扎在学校宿舍里，勤加临摹练习古代书家字帖，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当大学同窗们青春萌情，互诉衷肠的时候，他在临帖；当同窗们促膝长谈，闲话时政的时候，他在临帖；当同窗们驰骋球场，挥汗如雨的时候，他在临帖；当同窗们苦学英语，准备出国深造的时候，他还在临帖。就是这样的虔诚之心和习书若渴的精神，使他在书法上成绩斐然：在八十年代初一场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中荣获二等奖，随后又参加江西省书法竞赛获得第一名，并应邀参加首届全国中青年书法家作品邀请展，这些历练与战绩令他在中国书法界声名鹊起。以后的日子里，王维汉先生在中国书法界所获荣誉不胜枚举，而他终究是从事教育的，也便将教育的重心由文学方面转向书法方面，开始扎根于上饶师范学院中文系，从事高校书法教育和书法研究工作。
　　 此后，他便萌生了在上饶师院中文系开办第一期书法班的念头。而我们这班新生，则是首批勇于试吃螃蟹的幸运儿。作为幸运儿中一员，我欣然领命，赶鸭子上架地出任我此前从未想过的隶属于我们书法班的官方社团社长之职，在半学中文半学书法之余，更腾出时间来，在先生的指导下，与社团骨干成员一起，为扩大社团影响力，去各个学系宿舍招收对书法有兴趣有研究的同好，共同打造上饶师院最大的官方社团——书法学会。在先生的支持和影响下，我们陆续请来教授篆书的韩顺任老师、教授篆刻的曹院生老师，以及当年的吴长庚副校长和维汉先生先后亲自给学会成员授课讲座。一时间引发了全院习书热。根据先生的指示，我们又有序地组织了全学会成员前往上饶书法之乡广丰，参观在那里举办的全省中青年书法展览。另外，在学会成员共同努力与配合下，我们成功出版了第一期学会内部书法报《翰墨苑》，报名也是先生的亲笔题名。要知道，在2000年左右，先生在全市的匾额题名题字，就已经是千金难求了。
　　 就在书法学会的创建与发展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我的一个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让我彻底愧对先生，乃至于无颜面对。但这种感觉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渐渐加深，而当时的我，却没有丝毫无颜惭愧的感觉。我因投稿一篇散文在系刊《中流》获奖，而得到了竞选“中流文学社”副社副主编的机会，在那场文学社颁奖会和竞聘会上，除了新任大二社长付远清和主编高翔之外，就属我成了全场最耀眼的文学新星，因为我是整个新一届中文学生中唯一获奖的作者，我也丝毫无惧地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成了年青一代副社长。据此，书法与文学之间的矛盾纠葛像两条争抢营养的藤条缠绕在我面前，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必须有所取舍。那时的我仿佛三国里的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对文学的热望让我最终选择了放弃书法学会，我甚至很想放弃书法，但书法已经是粘在身上，渗入皮肤，我所能放弃的，只是书法学会会长这样一个虚名。但由于书法班学生的特殊身份，我依然是书法学会的成员。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我不敢想象先生当初是怎么看我的，也许我在他心里成了个半途而废难当大任的学员。可当时的我头脑发热，根本没有考虑什么，只是兴奋地将更多时间放在了文学社的协管上，就此淡化了对书法的研习。
　　 以后的日子里，我理所当然地从“中流文学社”副职转入正职，兼任《中流》社长和主编之职，带领着一帮学弟学妹们打理“中流”，创办《中流》后两期文学期刊。而我本人，也成了书法班的“传奇人物”。这传奇与书法无关，却是抢占了其他同届纯中文班级的风光，变成中文系名副其实的所谓文学才子。而书法学会，则因在我之后接任的同班同学的升本考学，而完全荒废，沦为院校曾经辉煌的历史。我不知道，如果当年我选择的书法，而放弃了文学，书法学会将会是怎样不同的境遇，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与维汉先生之间的师生之情，定然是非同寻常的。而我至今无怨无悔的这个选择，则让我与恩师的交流越来越少，情感越来越浅，以至于现在根本不敢见他。
　　 维汉先生不止教授书法，也善于发现提携书法高才。有一位当时年纪轻轻，大约30岁左右的曹院生老师，生性桀骜，不守礼数，然而其对书法的热衷与痴迷之深，令先生想起青年时期的自己，曹院生此前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乡村教师，人也长得高大帅气，因为某个契机，与先生相识，并拜先生为师，在先生的指导下，书法创作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参加市级书法大赛后拔得头筹，最终被先生慧眼识珠，特聘到学院艺术系，成为一名专职青年书法老师，兼任我们书法班的石鼓文教学。但石鼓文那种艰深晦涩又缺乏美感的古旧字体，我是怎么也提不起兴趣。那时我最喜欢的书法字体，是被誉为书圣的晋代王羲之的行书和灵秀如画的清代邓石如的篆书，行书是维汉先生亲自授课，篆书则是艺术系韩顺任先生所教。遗憾的是，因为没有太多学书的定性，对王羲之书法的研习也只是流于表面，却对实用性不强的篆书略生好感，在同学们专攻先生所教行楷书体的同时，我却另辟蹊径，专注于对篆书的读帖练习。以至于在结束三年大学书法学习之前，我意外地因特立独行创作了一副篆书条幅作品，而被评为全班仅有的七幅优秀书法作品之一，并因此获得先生“一得阁”宝墨和一沓纯白生宣奖励。我不知道自己的篆书作品获奖否能够聊以宽慰我对先生的愧疚，但在书法班毕业作品汇报展前的海报设计作品选择上，维汉先生一眼相中了我独立设计的海报作品，并最终选定将我的海报作品，交由艺术系进行相应比例扩大呈现，这总算是我唯一没有愧对先生谆谆教诲的一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