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岁钱“三部曲”
　　
　　 每逢过年，大人给小孩子压岁钱，这是我国民间特有的传统。我家过年的“压岁钱”历史，恰似“三部曲”。
　　 我9岁时，便失去了父亲，全家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当时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料年迈的爷爷奶奶，又要抚养幼小的6个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母亲一年到头奔波劳碌，省吃俭用，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半。即便如此，生活也还是过得捉襟见肘，有时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因此，母亲最怕过年。每逢大年初一，母亲只发给我们每人1角或2角可怜的象征性的压岁钱，还要求我们留作学习费用，不许拿去买东西吃。此外母亲还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出去恭喜别人，因为母亲没有恭喜钱给人家的孩子。于是，每年春节，为了免发恭喜钱，母亲都不敢出门，全家人战战兢兢地躲在家里、惶惶恐恐地过年。那份无奈的滋味、那种凄凉的情景，至今想起来犹觉得心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的生活逐渐好转。我家人口多，分到的田地也多。母亲辛勤劳作，善于管理，每年出产的粮食除了养活一家人还有出卖，平时又种些蔬菜拿去换钱，母亲的手头渐渐的有了些余钱，一年下来便攒得一笔小小的积蓄。钱不多，既要过日子，又不能失面子，怎么办？有一年，母亲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办法：拿一张100元大钞去银行兑换成一大沓1元、2元和5元的零钱。过年时我们6兄妹便每人得到一张5元的压岁钱，而且凡是碰到别的小孩恭喜的，母亲都会毫不犹豫的递上一张1元或2元钱。从那时起，每逢过年，母亲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地躲在家里，而是大大方方地走出家门，去拜亲访友，谈笑风生，只因兜里有了钱。其实，在当时家庭经济普遍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这种化整为零的对付压岁钱的绝招，并非母亲独创！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经济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家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和妻子虽然只是普通教师，但每月都有几千块钱的工资收入，加上只有一个孩子，一个人的工资就足以养活全家，还绰绰有余。因此银行里的工资存折总有一本是一年到头几乎不动的，存款的数目与日俱增，逐年翻番——而且工资还在不断地提高呢。现在，我们给孩子的压岁钱不是10元、20元了，而是至少是50元了。这样一来孩子每年的压岁钱收入相当可观，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那么多钱，怎么处理？我们想：何不帮他存进银行，留孩子长大后使用？于是，孩子的存款便一年年攀升！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真是天渊之别、难以想象呀！
　　 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了。由“躲”到“兑”再到“存”，我家的压岁钱“三部曲”，可以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生动缩影！
　　
　　 异乡月更圆
　　
　　 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一晃，又是一年中秋节。中秋佳节，团圆之夜，游子思归，人之常情。然而，去年中秋，我们却有家不能归；异乡度中秋，别有一番感慨。
　　 2007年阳春三月，我们覃塘区支教队，肩负着自治区交给的对口支援教育落后县的重任，远赴百色市凌云县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我们一行七人，除队长驻守县城外，兵分三路，进驻三所偏僻遥远的乡镇学校。我和另一名队友进驻的是沙里瑶族乡中学。从县城到沙里，翻山越岭，道路险峻，实实在在是“山道十八弯”！“沙里最缺的是水，最不缺的是酒。”未到沙里，曾闻有此一说；及至沙里，果然言不虚传。“断炊因缺水，衣黄为水浑。”是我们在沙里支教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支教生活条件很差，但我们支教队员却不怕艰苦，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抱着“壮志赴凌云，沙里岂镀金？”的思想而来的，更何况还有“浓茶待远客，美酒敬嘉宾！”热情好客的当地乡亲？半年下来，我们没有辜负家乡人民的厚望，一直坚守驻地，出色地完成了自治区交给的任务：积极协助当地学校顺利通过国家两基检查工作，努力改善受援学校的办学条件及校园面貌，尤其在学校教学管理上，我们充分发挥来自教育先进区的作用，使受援学校的教学质量在短短半年内发生了质的飞跃——例如沙里中学，在我们支教队的倾力扶助下，2007年中考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扭转历年来仅有一两人考上市重点高中的颓势，一举考上了七人，从而夺得全县民族乡第一名的殊荣。喜讯传来，学校师生们喜出望外，从乡到县，从普通百姓到高层领导，一片赞誉之声！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凌云人民的认可。
　　 春去秋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悄然而至。“月是故乡明”、“每逢佳节倍思亲”，可是远在凌云的我们，为了更加出色、更加圆满地完成支教任务，全队一个都不少，人人坚守驻地，个个教而忘归。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中秋之夜，当地县领导竟盛情邀请我们到县城共度中秋。他们满怀感激地说：你们支教队员太辛苦了，为凌云县教育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支教硕果累累，却连中秋节都不能回家团聚，应该出来放松放松！其中家住外地的韦副县长在得知我们中秋节不回家的消息后，也特地留下来陪我们过中秋。她还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一个丰盛的晚宴，并与我们共进晚餐。席间，我们谈笑风生，其乐融融，举杯相敬，亲如一家。我们八个人中，四个姓陈、三个姓韦（包括韦副县长）、一个姓唐，合起来刚好“四人围成一堂”，那不是吉祥如意的一家人在团聚吗？这就是我们的“凌云支教之家”。有了这个家，远离家乡、久别亲人的我们不再感到孤独，思念之苦消散殆尽。宴罢，县领导本打算带我们去赏月，观赏夜景，后因天公不作美，下起毛毛细雨，无月可赏，他们便领我们一路游玩，一路品尝凌云的风味小吃，让我们在大饱口福的同时也大开了眼界。一路上，所到之处，摆摊赏月的人们都诚挚邀请我们去品尝他们的独特风味，并与我们一一碰杯痛饮，以表示对我们支教队员的感谢。盛情难却，酒不醉人人自醉，我们个个都被凌云人民的浓情蜜意灌“醉”了！最后，专管教育的陈副县长等县领导又带领我们直奔他们早已预定好的卡拉OK歌舞厅，与我们同歌共舞，一直狂欢到深夜十二点，才在一曲《难忘今宵》中徐徐散去。
　　 平生第一次在异乡度中秋，滋味自然特别不相同。虽然不能与家中的亲人相聚，共享合家团圆的天伦之乐；但远在他乡、身在凌云的我们，却同样享受着浓浓的团聚之情：凌云的父老乡亲，就是我们的亲人！凌云，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这无月的中秋，这有情的人们，给我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2007年，在凌云，中秋之夜，让我们深深感到——异乡月更圆！
　　
　　 难忘三位恩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在我求学生涯中，有三位老师最令我难以忘怀。
　　 一位是“传道”之师。小学时，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取得一点点成绩，就飘飘然起来。一次，放晚学后，我们的班主任韦锦明老师叫我去跳高。我莫名其妙，在他的监督下一次又一次地跳过那横杆。但随着横杆的逐渐升高，我终于重重地摔在沙池上，痛得直流泪。这时，只见韦老师把横杆重新放好，说一声“看我的”，先退后几步，再一溜小跑，一跃而过，成功的越过了那个高度。之后，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学习也跟跳高一样，只有不断超越自我，才能获得进步，要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啊！韦老师的话让我猛然醒悟。从此，在学习上我再也不敢骄傲。韦老师，堪称我的思想启蒙老师！
　　 一位是“受业”之师。刚上初中，对写作毫无感觉的我，每次作文总是东拉西扯、乱写一通。自从董世明老师教我语文后，作文就成了我的“强项”。董老师对作文写得好的同学总是特别青睐。逢年过节或放寒暑假，他都给我们布置一些开放性的自由命题作文，让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情。记得一次寒假，我写的两篇文章，一篇叫《春节见闻》，一篇是我胡诌的小说，不但得到董老师的好评，享受在班上当堂朗读的“至高待遇”，他还叫我修改好并誊写到稿纸上，由他投到当时的县级刊物《荷花》杂志。尽管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但这却激发起了我对写作的兴趣，让我对写作更加有信心！至今我能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些诗文，跟当时董老师的影响关系甚大。董老师，不愧是我的写作恩师！
　　 一位是“解惑”之师。高中时，由于数学成绩一直不理想，怕考不上大学，辜负了家人的期望，因此我一度心理上压力很大。有一年暑假，在家中彷徨不知所措的我，突发奇想，冒昧写了一封信向我的数学老师求“救”。收到回信后，才知道原来我寄错了信——我竟阴差阳错地把信寄给了一个毫不相干的英语老师：庞雪燕。意外的是，庞老师虽然不认识我，却“将错就错”，洋洋洒洒，给我写了满满六页的回信。信中，她为我解开了思想疙瘩，给迷途的我指点迷津，并热情洋溢地鼓励我，要相信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后来，我终于振作起来，发愤学习，如愿考上了大学。现在想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庞老师的那次“错爱”！庞老师，我人生迷途的引路人！
　　 教师节将至，谨回忆我求学路上的几位恩师，并以此文献给所有“传道、受业、解惑”的师者：谢谢您们！祝您们节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