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引起古人的注意和观察是很早的,在两千五百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蟋蟀》之篇。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观察到秋季转凉，蟋蟀入堂的规律，留下了“蟋蟀在堂”、“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类的诗句。
　　 汉初成书的《尔雅》，把蟋蟀释解为蛬，亦写作蛩，音琼。蛩，是指蝗虫一类的昆虫。蟋蟀似蝗虫但比蝗虫小，汉魏人又细分之，称蟋蟀为吟蛩，即善于吟叫的小蝗虫。魏晋时代，则常称蟋蟀为促织，亦称之为趋织。其音皆与今俗称之名蛐蛐儿相近。
　　 看起来促织、 趋织、蛐蛐儿的得名，都是因为蟋蟀的鸣叫之声而起的。从训诂学角度考虑，促织、趋织、蛐蛐，皆为同音转化而来。
　　 人们从蟋蟀的得名可知，这小小昆虫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起初并非因其好斗，而是由于它那悦耳的音乐般的鸣声。这小虫的鸣声，在不同境遇的古人心中，往往能引起不同的感受。妇女们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就会想到秋气转凉，仿佛虫声是在催促她们赶紧织布，缝制寒衣了。故古代幽州地方有谚曰：“趋织鸣，懒妇惊”。深宫佳丽、异乡游子听到蟋蟀的鸣叫声，就不禁会感到其声如泣如诉，切切凄凄，若孤雁哀鸣，若幼鹿失群。杜甫就曾经感叹地吟咏道：“促织甚细微，哀音何动人！”
　　 人们是何时开始畜养蟋蟀以听其声的，已经难以稽考。今日可见的著述、可资考证者，最早的是五代人王仁裕写的《开元天宝遗事》，书中有《金笼蟋蟀》条曰：“每至秋时，宫中妇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人们在玩赏蟋蟀的过程当中，终于发现两只蟋蟀（即雄性者）具有好斗的特性，于是一些官宦之家就率先兴起了斗蟋蟀的游戏。尔后，又发展成为赌博。
　　 宋代人顾文荐《负曝杂录》中说：“镂象牙为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斗蟋蟀之风是否是从此开始的呢？顾氏又说：“其来远矣。”远到何时？他没有作详细的解说。
　　 现在，有些昆虫学家、文化史家，认为斗蟋蟀当始之于唐朝的开元、天宝以前，虽然不见著述，但也未必就没有。因为从当时长安斗蟋蟀的盛况来看，不可能是在短期之内就发展起来的一种游戏。因此可以说，斗蟋蟀迄今至少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了。
　　 南宋，在斗蟋蟀史上是著名的时代。那个时候斗蟋蟀已不限于京师，也不限于贵族。一些市民，甚至连一些僧尼也喜欢斗蟋蟀。
　　 相传，济公曾经为了他的一只名叫“铁枪”的蟋蟀之死而伤悼，为之安葬，并作悼词、祭文，以为纪念。甚至，一些喜欢养蟋蟀的人，自己养的蟋蟀死了之后，把养蟋蟀的用具一起埋葬。镇江南宋古墓中就出土过一些蟋蟀笼子。
　　 当时文坛画场，以促织为题之作，连篇迭踊，盛况空前，足观一代之风尚。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藏有一幅儿童斗蟋蟀情景的中国画，就是南宋的遗物。
　　 南宋出了一位有名的“蟋蟀宰相”，即南宋将亡之际的权相贾似道。此人曾以右丞相之职领兵救鄂州（今湖北武昌），但他畏敌如虎，踌躇不前，私向蒙军统帅忽必烈求和，答应称臣纳币，尔后诈称败敌凯旋，从此专权多年，封太师要职。贾似道不以军国为重，政无大小，都在西湖葛岭的私宅里裁决。襄阳被蒙军围攻数年，他隐匿不报，又不派兵全力援救，就成天在葛岭私邱率闲堂与群妾踞地斗蟋蟀。贾似道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他作为斗蟋爱好者，却总结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堪称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贾似道的《促织经》原著现在已经失传，现在见到的是明朝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全书洋洋万言，详细地介绍了捕捉、收买、喂养、斗胜、医伤、治病、繁殖等方法。“论斗”一节，有“促织三拗”之说。拗者，不顺常情也。三拗是：“赢叫输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过蜑有力，三也。”蜑，即精囊。过蜑，精囊肥大。其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尤其对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更是发前人所未发，颇足称述。在今天，对于昆虫学史的研究，亦不失为一份难得的史料。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三年，斗蟋蟀之风经久不衰，尤其以明朝宣德年间为盛。其间出了一位酷好斗蟋蟀的皇帝，岁岁有征，民不堪扰。为进贡一头蟋蟀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不在少数。可谓中国蟋蟀史上的血泪篇。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曾将这一血泪篇章写成一短篇小说，名《促织》。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堪称一篇蟋蟀佳作。
　　 贾似道的《促织经》问世以后，明清两代有关蟋蟀的专著又相继出过多部。除前已提及的《促织经》和《畜促织》之外，还有明代刘侗著的《促织志》，清代更有金文锦的《促织经》，石莲的《蟋蟀秘要》，朱翠庭辑的《蟋蟀谱》等。这些著作大都以贾似道的《促织经》为基础，增益而成。
　　 近代的李文翀于1930年出版了《蟋蟀谱》一书，同年，李石孙、徐元礼等又编辑出版了一部集大成之作《蟋蟀谱》，全书十二卷，为盆图一卷，卷首一卷，谱十卷。此书卷帙虽繁，内容仍未突破前人窠臼，故亦可视为明清文献之余绪。
　　 纵观历史，北京斗蟋蟀之风可谓源远流长，在明清文献中即屡见记述。明袁氏《畜促织》中说：“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为市易之。”
　　 清朝的王公贵族，是在入关后才开始嗜好斗蟋蟀的。每年秋季，京师就架设起宽大的棚场，开局赌博。牵头的是织造府，因蟋蟀有促织之名，也就隶属于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了，织造府为此发表告示规条，兴师动众，一时北京城成了以蟋蟀胜负而相角逐的一座赌城。
　　 北京平民百姓斗蟋蟀，与之不同，多属游乐性质。据一些老人们回忆，早年规定以二十四罐为一桌，即一组。斗前先比较双方蟋蟀的体型大小，如同现在的拳击比赛，非同一等级的不相斗，大小相当的才能放入盆中一决雌雄。多数以月饼、花糕、水果为赌注，胜利一方的主人及围观者均可大饱口福，以求一乐。
　　 解放前，北平庙会上的蟋蟀市场，摊贩少则几十，多则数百，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入秋来，京郊草丛废墟中，觅蟋者成群结伙，或为三五少年，或为两三白头老翁，其兴致之浓，不亚于嗜猎垂钓。然而比起往昔，这情景只不过是斗蟋蟀传统的残风余韵罢了。
　　 斗蟋蟀约源于唐，著于宋，而盛于明清，延续至近代，由于外敌入侵，内祸连绵，人民涂炭，自顾不及，何暇于蟋蟀。故至1949年前夕，斗蟋蟀之俗已渐近绝迹。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化，民间斗蟋蟀之风复起，上海已出现上万人参与的蟋蟀市场，天津等一些城市已建立起了蟋蟀协会，组织斗蟋蟀大赛，大有盛况空前之势！斗蟋蟀已不是少数人的赌博手段，它已经和钓鱼、养鸟、种花一样，成为广大人民彼此交往、陶冶性情的文化生活，或可称之为具有东方特色的蟋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