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的过往，仿佛发生在昨天，留在记忆中感觉又是那样的遥远，仿佛两个世界，两个时空……
　　 大集体时的山区农村是没有托儿所、幼儿园的，大的照看小的，小的跟着大的，如果实在没人给照看，只能用绳子或布带一头捆着孩子的腰，一头钉在靠炕的墙上，然后出去把屋门上锁，扛上农具扭头上地劳动，身后任凭孩子哭得死去活来，竟然硬着脖子铁了心肠，头也不回。
　　 现在已经记不起当时是怎样焦虑地等待着的，只是透过窗玻璃看到母亲把肩头扛着的锄等农具一放，便急匆匆地走进家门，这样的时刻是儿时留存最温馨的记忆，也许焦急的等待，静听着来至门外的各种声音，细心辨别着那些动静，期待从中发现中间最为熟悉的声音，有惊喜，有失望，即使母子也不是每次心灵的感应都很准确，也许是和自己毫不相关的风儿吹过，就会以为是母亲轻微的叹息。一阵模糊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就以为伴着母亲心脏跳动，在慢慢向自己靠近。等再细听那种声音又由近渐远，最后消逝的无影无踪，心也会像波涛一样的起伏跌荡。
　　 那时的记忆虽然是一鳞半爪的，哥哥姐姐对自己的照看已经全然不能记起，但姊妹们爬在窗玻璃上盼望母亲从生产队下工回家，那种望眼欲穿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好长时间，每当躺在被窝里睡觉的时候，总是看到母亲坐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绱鞋帮，穿针引线，经常等睡醒一觉起来、下地尿尿，依然看到她仍在灯下忙碌，以至于好长时间都认为大人晚上是根本不用睡觉的，只有小孩子才肯这么贪睡。细细想想，这才多少年？现在的人决然想象不到就在几十年前，一个家庭所有人口的穿戴几乎全靠女主人一个人纺花织布、漂染缝制，即使每天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如果家里人口多，且上有老，下有小，也很难把一家人的穿戴收拾齐整周全，那个时候应该很少人穿衣服没有缝补丁的，而且没有几件衣服替换着穿的可能，孩子们就更没有那么多讲究了，泥里土里，一身衣裳老大穿了，后面的弟弟们挨个穿，我是我家老四，所以在小的时候几乎没有穿过新衣裳。想来我那时肯定脏得厉害，一定是流着两道脓鼻涕、黑嘴黑脸的土行孙模样，因为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姊妹们给我起得外号——讨吃的。那时最怕哥哥姐姐们骂我：烂领烂褂讨吃的。在我十岁的时候，好像是过年，母亲第一次为我做了件新衣服，母亲给穿上，我就脱下来，母亲再给穿上，我再脱下来，母亲箍住让穿，我哭着喊着就是不穿。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其实当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不穿新衣服。现在想想，一种生活状态持续得久了，想要改变会是很困难的，也许这种改变让人觉得不适应，不习惯，甚至不舒服。
　　 后来母亲经常给我们讲，有一年爷爷病了，母亲到镇里给爷爷抓药，等抓到药，原本计划回镇上姥姥家的，但走到院子里自己竟然无缘无故地摇晃起来，根本站不稳，再看看周围的人，都从屋里拼命跑出来，一边吆喊着：地震了，地震了！人们都跑到开阔的地方。而母亲却死命地原路往回赶，因为老的老，小的小都还在家里，她觉得应该尽快地见到他们。
　　 母亲说，她一路走着很吃力，感觉走一步倒退半步，咋样使劲走也走不回去（这样的感觉应该是因为心里紧张造成的，地震原本没有那样强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回去了，地震也过去了，空阔的院子里没人，推门进去，几个孩子都在炕上蒙头钻被子里了。等母亲拽被，吆喝着让跑出院子后，大地已经不再摇晃了。十来岁的孩子，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也许觉得躲避灾难的地方唯一的就是家了，回到家，用被子蒙住头应该是最为保险的方法。
　　 那时顶撞母亲是犯大忌的，我记得有一次是真的惹恼了母亲，现在只记得我不知道说了句什么“忤逆”的话，母亲就很气恼地要追着打我，那时母亲正怀着三妹，腆着个大肚子，手里握着笤帚疙瘩，从家里撵了出来。我们村原本是个小村子，但村子中间有一道沟把村子一分为二，人们叫西头、东头，我家那时住在西头，从村子西头过村东头，有条小路，总得下个比较陡的坡，然后走十几步平整的路，然后再爬个较陡的坡才能到东头。我基本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跑的，我在前面跑，她在后面追，我那时八、九岁的样子，如果不是她怀孕，我想她追我是根本不用费这个劲的。当时感觉很害怕的，知道母亲是真的生气了，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只能使劲奔跑，原以为我从西头那道坡上跑下来他就不会追了，所以下坡的时候我没有回头去看，等到跑到沟底的平路上，本打算松口气缓缓，猛然发现她居然已经追下坡底，心里一惊，便又加快速度跑了起来。等要爬到东头半坡时，我用余光看到母亲在我的身后大口大口地喘着，这上坡路，我在她前面感觉她在后仰，于是我不敢再用劲跑了，几乎站在原地，让她顺利地抓住我，举起的笤帚疙瘩最终又无力地垂落下来，站在那里直喘粗气……
　　 家里人口多，吃饭的时候是很讲究的，即使窝头、黑蒸、煮疙瘩、炒面，那也属于“干硬的”，饭做熟了，就由母亲给在地里干活的大哥、大姐、二姐每人盛一碗，然后才可放开让我们自己去舀，所以那时不存在不想吃饭的时候，只要动作慢点，锅里经常剩下的就只有清汤寡水和胡萝卜屁股。干硬的大多分配给了“动弹”的劳力，剩下点就看谁跑到前面，其他的人就只能“清汤灌大肚”了。那时一日三餐基本就是和玉米、高粱面较劲，变着花样做也就那么几种，似乎也很少炒菜，一碗酸菜，几根老咸菜几乎能对付一年四季。锅里熬着的红薯是抢手货，其次红山药，其次胡萝卜，最让人厌恶的是胡萝卜屁股，我记得三哥吃饭是很挑食的，捞到碗里的胡萝卜屁股他是绝对不会下咽的，但也不能当着大人的面给扔掉，就会趁人不注意跑出门外，扔给鸡或猪毁尸灭迹。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那时感觉难以下咽的玉茭子面、高粱面，现在居然成了饭桌上的香饽饽，竟然比白面的价格都要高！那时一般人家是很少能吃到一顿白面的，多数时候会隔三差五地做顿“三和面”面条，算是改善生活。改善生活的时候是很害怕有亲戚们来串门的，事实上经常会碰到最不愿意碰到的事，等白面面条捞到碗里，就会有亲戚适时而来，于是手里端着饭碗，笑盈盈地，嘴里说着最为慷慨的语言：他表叔吃吧，刚刚捞出来的！心里那个痛啊！其结果最终会有人少吃，饿肚子的事是很难熬的，最难熬的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还要在地里干活，饿得心慌手软的时候，手里拿着的锄头或大镢好像有千钧重。
　　 我的姑姑家住在邻村，要到姑姑家村子，如果走近路需要爬过一座岭，几乎全是山路，按我母亲的说法，姑父很“能受”，又特别勤俭，所以是村子里出了名的殷实户，我和哥哥、姐姐们去了他家几次对这位姑父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家里姑姑是做不了什么主的，每顿做什么饭、擀多少面都要姑父安顿，感触最深的是吃午饭的时候，我们端着碗在院子里吃饭，当然家里有客人到了，给吃白面面条是比较高的待遇了，我端着碗用筷子在碗里搅搅，只能看到很有数的几根面条，大多是些红薯、红萝卜、茴子白等蔬菜和汤，就这样的情况，会看到姑父把那几根有限的面条用筷子挑出来，扔给鸡吃，看着争抢着吃面条的鸡们，他喃喃自语道：给鸡吃了还能下颗鸡蛋，人吃了有什么用？一点用处也没有啊！多少年后就是这个姑父因肠粘连差点丢了性命，之后看到他高大的身躯消瘦了许多，吃饭的时候依旧微笑着会把面条扔给鸡吃……
　　 考入师专以后，临上学前母亲给我做了件的卡布料的绿色上衣，等到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上了一年班以后，才感觉衣服太肥大，穿着很不舒服，也不美观，于是回家让母亲裁剪得合身一些，那时两个水袖般的袖口已经磨成了毛边。
　　 这些过去了的事已经不能连缀成线，仿佛成为散落在天空的碎片，只要让风一吹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也像自己朦胧而若有若无的影子与自己相伴相随，好像一觉醒来世界就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只有日出日落用慈爱温馨的目光收藏了他所目睹的一切，而作为个体的人，这种高级生灵，有谁不是在懵懵懂懂中日复一日，犹如生活在不可控的梦境中一般，像幽灵一样在天地间随意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