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离开钟情的篮球生涯快十年了，每每想起过去驰骋球场的岁月，不禁自然而然地叹息：好汉难舍当年勇呀！
　　 结缘篮球始于孩提时代，当时的老家湖南湘乡县因出了个晚清重臣曾国藩而闻名遐迩，骄勇善战的湘军成了世人顶礼膜拜的对象，争强好胜的社会氛围让我对篮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个子高挑的我，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中锋、前锋、后卫三个角色都担任过，教练和队员们说我对篮球的悟性比较好，到时候应当有所成就。
　　 但自己却知道，诱惑我酷爱篮球可能更多的缘于每年免费发放、自己保管、退队上缴的那一套运动短裤和一双比赛用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家三兄弟和一妹妹除经常饿肚子外，几乎没穿过几件象样的衣服，更别说是标准的卡叽布运动球裤呢！我的衣服穿旧了给大弟弟穿，大弟穿不了的就给小弟弟穿，兄弟接力，补丁加补丁造就了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所以我的两个弟弟一直眼馋我能有这等好“待遇”，有时，我不在家时，他们会偷偷穿着我的球衣裤到街头巷尾去“显摆”。
　　 1968年2月底，“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各类篮球赛也停了下来，没去搞“复课闹革命”的我，除帮父母亲搞点家务劳动和做集体工外，就是上街看大字报和在县委会前坪那个叫召忠祠的地方打篮球玩。有一天，观众中突然出现了我母亲的身影，旁边还有几位穿军装的人，我吓了一大跳——母亲从来就不看我打篮球的呀！猜疑着我又有哪些事惹怒了她。母亲当时是县妇联委员、镇妇联副主任、大队妇联主任，风光得很，但脾气很糗。我胆怯怯望着她，只见她挥了挥手说，你打、你打，打下去，打好点。我才如接到圣旨般又和朋友们玩了起来。也许是由于突然间出现了母亲的身影和关注的目光，我那天发挥得很出色，“三人制”对抗赛，我和我的另外两位球友竟连续坐了6盘庄主，赢了个大满贯。我却不知道，站在母亲旁边的是广空部队来湘的招兵干部，母亲在武装部为我开了后门，让我这个在校高中生免除了体检和政审等手续，只看我打了一场球就破格征兵入伍了。后来才知道，所有政审手续是父亲为我代办了，体检表格是用的上一年我报考飞行员时的原始体检记录，身体健康状况棒棒的。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是篮球改变了我的命运。因为我是在校学生，按当时征兵的要求属可招可不招的角色。
　　 值得珍藏记忆的是，新军装发下来后，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单到棉全新两套，让全家人喜不胜收，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并叮嘱我：“换上军装，记得到队上各家各户走走，跟同伴们照张相。”我都一一照办了。却想不到，当我在武装部集合时，她悄悄将我拉到一旁说，“你还有一件事没做好呀!伢子。”我百思不得其解。只见她眼中禽着泪花喃喃地说，“孩子，你将你的球裤留下给弟弟他们吧……”我才恍然大悟，除了我打篮球赛时用的背心、鞋子都已留下了外，匆忙中竟忘掉了将那两条卡叽布短球裤留下来，有一条还穿在身上呢！大院那边，集合的哨声响了，情急之下，我赶忙钻到大院右侧的竹篱笆内，急匆匆换出球短裤递给了母亲，又飞一般跟上了整装出发的新兵队伍……望着远处一只手里还拧着我的球短裤、一只手挥舞着与我告别的母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现在回想起来，真还有点搞笑。也许命中注定我，除了那身军装，我得赤条条离开我的家乡，从此走上自我拼搏的道路。
　　 （二）
　　 来到部队才知道，我所在的广空通信站二中队几位主要头儿都爱篮球，中队长廖金义、副中队长谭恒发和李副中队长，他们几位都是站篮球队的主力，这次征兵虽说不是特招，但对凡有文体细胞的新兵是高看一眼的，我就是谭副中队长在湘乡征兵时第一个看上的苗子，所以，来到新兵排，立马给我加了一个新兵班班长的头衔，下连队就入了团，第一年还被评为“五好战士”，让我这个连队的“臭老九”好不自信。
　　 刚下连队时，驻扎在白云山下白云仙馆的我们没有篮球场地，条件艰苦的二中队，连一个完整的球场都没有，只在营房靠北比较宽敞一点的墙壁上钉了一个篮球筐，东南面是一片乱坟岗，西面就是我们的营房。单调的军营生活和严格的新兵训练让我们这些爱打爱闹的年轻人，只有在那半拉子球场上才能找回自己在家乡时的乐趣，每天傍晚，我们都会争先恐后地去霸占篮球场，于是发生过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同年入伍的常德兵，人虽然没我们湘乡兵多，但普遍的文体素质要比我们强，而且普遍的家庭背景都比湘乡兵好，还有几位是军区司令部领导的公子哥们。我和高中同学一中队的黄敬秋无疑就成了湘乡兵的头，因为黄除了能打篮球外，文艺细胞也不错，吹拉弹唱样样行。也许是所谓的“老乡观念”作祟，湘乡兵和常德兵，虽说同是湖南兵，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隔膜感，大家相互瞧不起，不时间还得为自己的霸道行径买单。我和敬秋也不时成了湘乡兵的“冤大头”，多次被叫到中队部作“检讨”或被训斥。站部组织篮球队时，我侥幸入选，黄敬秋被淘汰了。没有了合手的伙伴，我的篮球情趣一落千丈。好在我们还是同在文艺宣传队，沟通和交流的时间还是比较多。
　　 后来，部队驻地转到了白云山下的景泰坑，无论住房和球场都有了改善，在靠部队的山坡上，一、二中队的几位中队长带领我们挖山造坪，建了一个比较规范的砂土篮球场，远离了营房，也不至于打篮球时的喧闹声影响做晚班战友的休息。因此，我们只要能有一点时间就扎在篮球场上，不是吃饭睡觉和紧急集合是不会下“战场”的。有时甚至于是打“水球”、“泥巴球”，也要打上好几个小时。同入伍后来分配在炊事班的曹贵安、钟卫桥、杨维生是我的“死党”，我教从未摸过篮球的他们打球，他们隔三差五地为我悄悄开点“小灶”，相得益彰。而且他们不像我们一样要值班倒班，有的是时间去霸占篮球场地，而且别人惹不起。
　　 在站部球队，我担任二中锋和前锋的位置，与卢长生、汪湘衡他们一起对阵。在部队打球时，敢打敢拼，有“拼命三郎”之称，却从来不知如何保护自己。有一次，站部组织在白云机场的水泥坪举行篮球赛，我仍不改自己这个性格，一上场，就是一个远距离命中，紧接着就是接到同伴的一个妙传，又来了一个快速上篮得分，一下成了对手的“眼中钉”。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被对手紧紧盯防着像“贴了膏药”一般，很难施展身手。我只好化被动为主动频繁移位跑动，拖累得他们满场跑，伺机传接队友的球。这招果然有效，我多次摆脱了防守连连得分。这下，那位防守队员恼怒了，使出了最歹毒的损招，当我再一次接到传球正以雷霆万钧之势上篮时，他的右脚迅速向我的胯下伸出，然后向前向后一勾脚。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下被他绊倒，沉重地摔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向前滑行了4米多远！“嘟”！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他被判了“故意犯规”换下了场，我却躺在地上半晌动弹不得，身体的左侧从上至下都严重擦伤，鲜血和汗渍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划出了一条宽而长的弧线，化纤运动服被强烈的磨擦撕裂成一道道口子。
　　 受伤后，囿于当时的条件，站部的卫生员给予了简单处理，想不到因为当时我穿着的是化纤运动服，在摔跤时与地面磨擦，很多化纤丝和粉尘钻进了皮肤内，引起了发炎霉烂。在炎热的广州，这个罪可受得不轻。在卫生所久治难愈，卫生所将我送到了广空458医院，住了一个月医院，饱受了医院女兵们的精心治疗后才痊愈出院。
　　 也许是受了这次沉重打击与磨难，我对篮球运动的兴致也降到了最低谷，甚至于不想去打篮球、摸篮球了，虽然自己过去在学校打球时也曾多次摔过跤、受过伤。但那都不是有意伤害呀！我想，作为战友和大老乡，在球场上为了输赢尚能如此，如果在战场上呢？我有点不寒而悚！
　　
　　 （三）
　　 也许正如孩提时母亲经常说我是“只长身体不长心性”，集体化时，定量布票和定量粮食指标都不够，捉襟见肘的日子里我总要多吃多占父母亲和弟妹们的指标。高考被“文革”中断了，读清华、北大没有了指望，尽管当时我还是湘乡一中高中部的学习尖子和校学生会学习部长，但国家形势如此，任何人也奈何不得。这也可能是母亲为什么义无反顾地要我参军当兵的缘由吧——找个吃穿不愁的落脚点，顺便也发展一下儿子的特长。
　　 浑浑耗耗在部队呆了三年，除写满了9本日记、读了一些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选集、以排头兵参加过1969年国庆20周年阅兵、1970年通信比武外，其他竟一无所长。1971年年初，母亲借送表姨来广州结婚之机跑到了部队，与中队长廖金义、指导员陈国芝死缠蛮绕上了。本不在退伍名单中的我，被母亲强行要求部队加上了，要不，她就不回家！这些，都是我与中队长抱头痛哭分别时，中队长告诉我的。指导员陈国芝那张铁嘴也没抵挡住我母亲那老布尔什维克的暴风骤雨，她那“今年是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家乡正等着他们回家抓革命、促生产……”等等大道理竟无隙可击。当年送我当兵是她老人家，现在再从部队把我揪回来的也是她老人家，在强势的母亲面前，大家只有缴械投降、俯首称臣的份额。在同时“退伍”回家的火车上，我胆怯地问她：“您不是要我回家到生产队挣工分吧？”她笑容可掬地说：“哪能呢，蠢宝崽！你不是爱打篮球不？”
　　 噫嘻呼！剪不断、理还乱，谁叫我是她的儿子呢！儿是娘的心头肉呀。
　　
　　 （四）
　　 真还得感恩母亲，退伍不到两个月，我又和我的“死党”们一同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队伍行列，来到了全国赫赫有名的湘潭电机厂，而且都进了军工分厂。工厂自己有俱乐部、有学校、有医院，到处到有篮球场，而且赛事不断。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以湘潭八大厂矿为主体的各项体育活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亮点与焦点，也许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唱得最宏亮的历史时期。我有幸融入了其中。
　　 进厂不久，我就很快被挑选为1000多人分厂厂队队员，并和大家一道连续两届夺得全厂篮球总决赛冠军。那时的湘潭电机厂，职工人数达13000余人，各分厂、车间、工段都有自己的篮球队，曾号称有4000多人热爱这一项目，热心的观众就更是不计其数了。于是乎，总厂的篮球赛不得不分甲乙丙三个等级、60多支队伍。每年要将这些队伍分出个伯仲来，三个级别的比赛就得打大半年。因此，只要是不下雨雪，厂灯光球场总是夜夜灯光、天天有鏖战。受教练姚希成的影响，我双管齐下，一边打球一边练哨，很快进入了篮球裁判员的行列，而且连任五届湘潭市直机关篮球赛裁判长和25年厂篮球赛裁判长，曾担任过诸如国家男、女篮、香港皇家警察以及省、市、区级比赛的现场裁判员，各类比赛执哨达一万多场次。裁判员的经历让我获得了众口一词“湘潭一铁哨”美誉的同时，丰富了我的人生，更多的是在圆自己的梦，也在从中找到了不少的人生乐趣，现在回想起来仍余味未尽。
　　 究其实，当好一名篮球裁判员也跟做人一样，心底无私天地宽，心正就能公平，无私才能无畏，加上敏锐的洞察能力和果敢的判断力，你就能叱咤风云当好每一场篮球赛的导演和执行者，成为观众和运动员最喜欢的人。
　　 以下选择了一点点几十年来几个精彩的片断作为花絮，呈献给关心过我、支持过我的亲朋好友和热爱篮球运动的各界人士——
　　
　　 花絮之一力挫群雄功为本
　　 1984年8月，我接到市体委的通知到湖南永州的冷水滩参加晋升国家一级篮球裁判考级，机会难得，喜从天降，这可是恢复裁判员考级制度以来不可多得的机遇与挑战。按照篮球裁判等级申报规定必须符合三个以上必备条件才能有资格参加理论考试，理论考试合格后才能有资格参加实际临场考试，临场考验合格后才能进行综合评审。最后才是呈报审批。三个基本条件是：身高（男）1.75米以上，身体素质好；有参加过5次省级以上大型篮球比赛的资质纪录或临场执哨40场省级以上篮球赛的原始记载；有简单的英语交流能力。三个条件，我都俱全，我对自己充满信心。
　　 想不到的是，我来到冷水滩才知道，我们湘潭来了4位报考裁判员，但审批指标只有2名，按照我和上层关系的亲密情况而言，由于我这个人向来比较自信和自负，又不喜欢溜须拍马、请客送礼，无形中的排位是最后一名了，是个“陪葬品”了。4选2的角逐由此拉开了序幕。无意中，我还看到了同来的伙伴背着我在竭尽全力拉关系、走后门呢，我只付之一笑。怎样才能争得第一呢，我想，除自己努力拼搏已无回头路可走。好在我的基本功扎实，第一关理论考试，我的成绩名列第一。这一关我不太担心，因为我对《篮球裁判规则》已倒背如流，何况我历来是以理论考试见长呢！紧接着的是体能和临场考试，是安排执哨一场全国少年男子篮球比赛的执哨任务，由五位监考老师当场打分、合并得分。体能考试很顺利达标了，但临场执哨就非同一般了，何况这是正规比赛加上又是自己的晋级考试呢！我暗暗告诫自己，沉着、冷静、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也许是过去吹恶哨（裁判员术语：意喻比赛最激烈的场次，下同）、硬哨（敢于当机立断的判断）较多的缘故，一场比赛下来，我竟心平气静，我的综合评分又一次排到了前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