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风，亦可如花。习惯于悄然把一些念想，绚烂成温馨，于回眸里，绕指成香，淡描过往和曾经；有关儿时的记忆总是美好的，有关过年的回味总是悠长的......
　　 ——题记
　　 （一）
　　 我对过年的记忆，是从腊月就无休无止地排队置办年货开始的。
　　 三、四十年前，松辽平原上的小镇人家大多都是很贫穷的。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也没有医学上的计划生育措施，完全符合人性的自然生育，所以，无论在那个院落里都可以看到成群成群的孩子，四处跑四处野，只有吃饭的时候，家长才站在自家门口喊自己孩子的名字，听到自己爸妈喊的孩子便跑回家，一会院落就静下来了。一般人家是五六口人，父母加上三四个孩子；五六个孩子的人家也不在少数，甚至七八个孩子的人家也是有的；记忆中有一人家十一个孩子。大多数家庭是双职工，也有单职工家庭的，其生活境况自然要苦一些。
　　 我家有六个孩子，三个男孩三个女孩，加上父母是八口之家，应当算人口很多的大家庭。平时都不在家不觉得人多，吃饭时满满一桌子人，碗筷的撞击声、咀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才深刻地感到我家人口好多呀！虽然是双职工家庭，但由于孩子多，与小镇的大多数家庭的境况是一样的，十分的贫穷！
　　 平时的饭菜，是清汤寡水的没有油水的，那是极其自然的，偶尔揭不开锅，需要找邻居周转一下也是要的。主食主要以玉米面为主，做法或者蒸窝头或者贴大饼子，我喜欢吃大饼子，尤其喜欢吃大饼子的那层硬迦，当然天天吃有时烦的要命。吃菜只有到了夏季时，院子里的蔬菜结果了，饭桌上才丰富多彩起来。漫长而寒冷的冬季，看都看不到绿色的蔬菜就别说吃到了，冬季里自然是白菜土豆当家以及用秋白菜做的酸菜，由于储藏量有限和方法不当，还要烂掉一些，白菜土豆也就够半冬的就不错了，酸菜在没有肥猪肉的情况下，炖得是索然无味的，即使这样也很快吃光了，余下的时光只有咸菜就饭，连咸菜也吃得空空如也，就只能抱着空饭碗吃了。虽然每月也供应几斤大米，那断然与孩子们是没有关系的，也与妈妈没有丝毫关系的，必须留给工作劳累又有胃病的爸爸熬粥吃的。
　　 那年代穿衣服，都是自己家女人做或者求人做，除了内衣以外，是不在商店买衣服的。我们家也是这样，即使是换季了也很少做新衣，旧的衣也是缝缝补补又三年，其实一般的衣服也就穿两三年，那时的衣服完全是棉线的，虽然是环保的，但是是极其不耐用的，很容易就被刮破或者磨破，尤其在膝盖和肘部的地方一定是最先被磨破的，那样就得补上一个同颜色的补丁，往往是很旧的衣服补了崭新的补丁，格外扎眼。无论做什么工作的，既使是领导穿带补丁的衣服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我们家不仅仅要穿戴补丁的衣服，还得一个一个往下传着穿，就是老大穿小了传给老二，老二穿小了传给老三，不分男女，如此循环，一直到衣服烂得实在穿不了。
　　 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也是极其单调甚至是枯燥的。平时除了学校组织的学唱样板戏和电影院里反复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看了无数遍的战争题材的影片以外，再没有什么文化活动了。即便在东北最有群众基础最受欢迎的东北秧歌，也只能在过年时扭上那么几天，锣鼓喧天地热闹那么几天。
　　 所以，儿时对年的盼望是实实在在的，是有具体内容的，有具体想头的。只有过年时才可以大口大口地吃上三两顿猪肉；才有新衣服穿，当然一定要第一时间穿上新衣绕圈显摆一番；才可以不受拘束地用扑克牌与玩伴小赌一番；才可以一路跟着秧歌队走遍小镇看个够，累且快乐着……
　　
　　 （二）
　　 那是物资极其匮乏、对城镇居民实行供己制的时代。大概在过年前的一个多月，食品公司、粮管所等一些掌管着老百姓日常生活物资的单位，便公布了过年的供应方案。其供应量大抵比平时多一倍，如豆油平时每人每月二两，过年为半斤；白面平时每人每月二斤，过年为四斤；大米平时每人每月一斤，过年为二斤；猪肉平时每人每月半斤，过年为二斤，这项涨幅的幅度最大，也最受百姓欢迎。还有平时不供应的也供应一些，如每人一斤瓜子，一斤红小豆，一斤大黄米，还按户供应大生产牌、迎春牌、新吉林牌香烟等等，总之过年了，凭票供应的物资，比平时多许多许多。猪肉和大米，是我和全家人的最爱，爸爸的最爱自然是香烟了。
　　 不要以为领了供应的票卷，拿着钱和凭着票卷，就可以轻易买到这些物品。无论是到粮店还是到食品商店，店里的人都是满满的，水泄不通的。爸爸早有先见之明，安排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一起去，三个人轮着排队。但是有时候排了很长时间也白排，总有人不管不顾或者夹楔或者乱挤，一旦排队的秩序被破坏，瞬间就演变成不甘示弱的争抢和侍强凌弱的战争，这时，我们或者奋力将哥哥挤到窗口或者奋力将我挤到窗口，充分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优势，也有时好不容易挤到窗口，可是售罄下班了，只能自认倒霉第二天再来。在食品店买肉是人最多最挤的，这好看谁身高力壮了，我们好不容易挤到窗口的时候，一定要和卖肉的李叔叔提爸爸的名字，因为爸爸与李叔叔相识可以照顾多割一些肥肉，那时肥肉是最受青睐的。
　　 排队的时候如果贪晌了，可以买面包或者麻花来充饥。面包是四两粮票二角钱一个，麻花是二两粮票一角八分一个。当然也可买光头、饼干、香蕉酥、炉果等食品，买了当即站着空嘴就吃，汽水不敢想，有凉水即可。那时感觉这糕点就是人间美味，美味不可多得，吃点就好，需要慢慢咀嚼、慢慢回味。
　　 还发猪头及红、白下水票。这些是不需排队的，因为有些人家不买。也是我和哥哥姐姐将猪头及红白下水买来，用筐挑回家。买来仅仅是第一步，巨大的工作量和繁琐还在后面。猪头上还残留着许多猪毛，尤其眼睛及边边角角的地方，我和哥哥把炉钎子在炉火里烧红，将猪头上的毛烫掉，烫的时发出“刺拉刺拉”的声音，屋里弥漫着刺鼻的肉被烫焦的味道。在操作时一定注意，一不小心就会烫到手，虽时刻提醒着家人和自己，但总是被烫到。白下水就是猪大肠、猪小肠，必须要洗得干干净净的。大肠和小肠要翻过来，翻出好多的猪粪，然后用水泡后多冲洗几遍。红下水就是猪的心、肝、肺，很容易洗干净的。
　　 那时，我家还要借前院老李家的推车子，到果品公司买来草袋装的国光苹果，用花筐装的冻梨，推回家里。苹果要放到箱子里锁上，等到除夕夜才打开。冻梨可以放在外面用雪埋起来，东北的冬天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雪，可以把雪堆堆得高高的。但是可不敢把猪肉、鱼等贵重的物品放入雪堆里，一是怕贼惦记去；二是怕耗子啃噬了。
　　 那个年代“磨刀霍霍向牛羊”是不可能的，向猪也是不可能的，向鸡倒是实实在在的。芦花公鸡是在集市上买来的，大概是退休的不能打种的被农民拿到集市上换些零用钱。公鸡的两只脚被绳栓着，买来后一般要在屋外养几天，随便喂点什么，拉得满地鸡屎。母亲将菜刀磨得飞快，在院子里直接将鸡头剁了去，没有头的鸡，仍能扑楞着翅膀跑出十几米，倒地后仍挣扎不己。老人们说鸡这一点比人有能耐。
　　 鱼也是不可缺少的。那时的鱼以冻的白鲢、胖头鱼或者海产刀鱼为主。家里人并非很喜欢吃鱼，所以虽有几条但是准备的不多，上桌后也很少有人动筷。大概是不会做，做的不好吃吧。
　　
　　 （三）
　　 小年前后，有一项重大的工程就是糊棚糊墙。那时家里是土坯房，四周是土墙，棚是用高梁秸秆吊的，每年都要裱糊一次，图个新鲜干净。裱糊的材料是要来或买来的旧报纸及书本，加上用白面熬的酱糊。全家人齐上阵，有的刷酱，有的裱糊，有的传递，一家人大小忙得不亦乐乎，干个通霄才能使家里焕然一新。新酱糊的香味，总能引来耗子啃噬，耗子是极聪明的，它总在关灯之后“咔吃咔吃”地啃，你打开灯它就不啃，与人捉迷藏。耗子与耗子之间打仗或者满棚乱跑时，我总担心耗子会突然掉下来砸在我的脸上。
　　 糊完墙后，就得去买年画了。新华书店是我经常去的地方，进了什么新年画早就了然于胸。那时的年画，以“八个样板戏”为主，也有南京长江大桥、东风号万吨油轮、天安门、毛泽东去安源、八一南昌起义等，而年年有余、寿星老、金童玉女等传统年画极少，如果进货是最抢手的。拿到钱，飞奔似地跑到新华书店，一定要选最近进的年画，最好是别人家没有的，这一点总也做不到。我千挑万选地买了如下几张年画《毛主席在延安》、《延安新春》、《石油凯歌》、《草原盛开文艺花》、《阳春三月采茶忙》、《草原盛会客人来》、《锦绣前程》等年画。
　　 母亲踩缝纫机的“哒、哒、哒”声，要持续好二、三天，才能将六个孩子的新衣服做好。那时新衣颜色、款式都很单调，无非黄、蓝、灰、黑等，女孩还好，可以用花布可做小花衣。男孩都是千篇一律的中山装。记得那年我的新衣刚做好，还没上身，邻居和我一样大的玩伴，随爸爸回山东老家就借了去，使得我整个年没有了“臭显摆”的资本。
　　 小年之前，增加了一项动土的活——立灯笼杆，这是以往没有的活，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原来家里没有灯笼杆，见很多人家立了灯笼杆，在高高的灯笼杆上挂一盏大大的红灯笼，很吸引人的眼球，也非常气派。孩子们就念叨，于是爸爸不知在哪弄了一根大约6米长的木杆做灯笼杆。要在冻得实实的冻土中挖一个直径为50公分、深度为1米左右的土坑是十分艰难的，大镐刨下去不大的一个小坑，斧子砍下去不大的一个小口，就这样一个小坑一个小口的重叠，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寒冬里，我和哥哥姐姐们干的满头大汗，终于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才将5米多高的灯笼杆耸立在东屋窗前，等到除夕夜，我们家将高高地挂起红灯笼，绝对不逊于别人家了。除了大灯笼还要准备小灯笼，就是手里拎着的小灯笼，一般就用罐头瓶栓个绳，罐头瓶里面放一个小蜡头。也有的人家比较讲究用四块长方型的玻璃及两块木板做成的灯笼煞是高贵，也有用细竹条或者高粱秸秆糊红纸做的等等。我只能自己动手，用罐头瓶做灯笼。
　　 那个年代，没有印刷好的精美春联出售，家家买来红纸大都请人写，自己写的很少。爸爸妈妈都是在解放前读过私塾的人，连做数学都用毛笔来做，所以毛笔字自然写得相当好。我只是听他们这样说，但是没有见过他们写的毛笔字，自然也不曾留下他们的墨宝。我和邻居们一样去前院找李叔写春联福字，春联的词是我在报纸上找的。去时要多带一张红纸留给李叔，以示感谢。李叔文化不高，据说小学没有毕业，写的毛笔字也很一般。回来后我反复看，觉得不太满意，就又买来几张红纸，自己来写。爸爸见我要写毛笔字，就教我如何拿笔、悬腕和毛笔字的书写方法等，我先在旧报纸上练了几百个字，见差不多了，就大胆地挥毫泼墨起来，把写好的春联和福字不知天高地厚地贴出来。记得我特别喜欢写“春光明媚”这个横批，写了好几个，贴在门上窗户上，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词，大概是期盼春天快一点到来吧。邻居们见了我写的春联都说“好”。第二年邻居们包括李叔都找我来写春联。我还特别喜欢看别人家的春联，我曾经漫步一个上午一家一家看，不是看书法而是看春联的内容，遇到认为好的春联我要驻足好久，细细品味其中含义，并记在心里。记得最常见的春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等。
　　
　　 （四）
　　 小年一过，按例要祭奠逝去的亲人。坟茔在小镇近郊的有一些人家直接到坟茔地上坟，带去许多的纸钱来烧，唯恐远方的亲人年过得寒酸，一时间近郊墓地烟雾缭绕。更多的人在自己家附近选一个十字路口烧纸钱，点着烧纸后，淋上酒，洒上烟，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诉说着对亲人的思念，祈祷着亲人的在天之灵保佑活着人。几天里，小镇上的许多十字路口都会燃起红红的火光，都会冒出呛人的浓烟。爸爸是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对烧纸钱的事情很不屑，多次说过：我死了不要给我烧纸钱，我不信。但是爸爸死后我们违背了他的意思，依照习俗照样给他烧纸钱。或许他在地下有知，但我坚信他一定不会生气的，因为他知道亲人们只是用这种方式，在表达对他的牵挂和问候。
　　 终于盼到了除夕夜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爸爸指着昨天的一盆剩饭说，过年了不能有剩饭，吃完了开始吃年嚼货。不容分说，大家你一碗我一碗，如风卷残云把那剩饭打扫得一干二净，这时七个碟八个碗大鱼大肉上桌了，摸摸肚子吃饱了，眼看着那么多好吃的，肚子也装不下了，我真怀疑是不是故意留的剩饭呢。没有办法干眼馋，只得等到晚上再吃。
　　 除夕夜的晚饭，自然是最为丰富的，以猪肉为主、附以鸡、鸭、鱼等，当然少不了东北人喜欢吃的猪肉炖粉条子、肥猪肉炖酸菜等。有一碟蒜苗炒肉格外显眼，这是桌上唯一的绿色，是后院邻居张叔在屋子里种的，他特地送了一捆蒜苗，给我们家做为过年的礼物。还有一盆爸爸妈妈家乡的名菜——川味回锅肉，其中的辣椒辣的刺激，猪肉肥得流油，吃到嘴里那叫一个香。米饭自然是难得一见的雪白雪白的大米饭。面对如此丰富的美味佳肴，我不止一次地幻想过，如此能天天吃上肉和大米饭，天天过年该多好，哪不就是共产主义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