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乃至于一个中国人，很难不对孔子有所评价的，那么作为唐初大诗人王绩又是如何评价孔子的呢？探讨这样的问题，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对孔子大体评价的一斑，有助于了解王绩的精神世界。有意思的是，唐初是整个历史对孔子态度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孔子由人走向圣的起步阶段。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研读王绩对孔子的态度是十分有趣的。
　　 在王绩诗文中多处提及孔子，下面摘录诗歌中的三处加以研究。
　　 一：山夜
　　 仲尼初返鲁，藏史欲辞周。
　　 脱落四方事，栖遑万里游。
　　 影来徒自责，心尽更何求？
　　 礼乐存三代，烟霞主一丘。
　　 长歌明月在，独坐白云浮。
　　 物情劳倚伏，生涯任去留。
　　 百年一如此，世事方悠悠。
　　 二：赠薛学士方士
　　 昔岁寻周孔，今春访老庄。
　　 途径丹水岸，路出白云乡。
　　 窈窕开皇道，浮沉指太方。
　　 物情争逐鹿，人事多亡羊。
　　 月明看桂树，月下觅扶桑。
　　 寄语悠悠者，谁知此路长？
　　 三：赠程处士
　　 百年长扰扰，万事悉悠悠。
　　 日光随意落，水势任情流。
　　 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
　　 不如高卧枕，时取醉消愁。
　　 第一首诗写孔子周游列国后，老子辞去周朝的藏史官后的生活状态，其实是诗人自己辞官归隐的情况。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孔子和后代许多失意文人一样，耽玩典籍，游戏林泉，这样的孔夫子形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
　　 第二首写自己年轻时有志于儒学，怀抱济世的思想，后来遭遇种种挫折，只好终老田园。这里的孔子是儒学的代名词。
　　 第三首中的孔子、周公差不多是受到礼乐诗书束缚的令人同情的弱者。这里颇有任自然非名教的魏晋风度。
　　 总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孔子是某个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是一个仕途不得意的文人，是一个平常人，而没有后来的什么“大成至圣”“圣人”“宣王”之类的光环，当然同样没有“开历史倒车”“孔老二”的丑恶嘴脸。
　　 视孔子为平常人，这便是王绩对孔子的基本态度。
　　 既不神化也不魔化孔子大概是唐朝及以前人对孔子的一贯态度。李太白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也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句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和前文王绩的“诗书缚孔丘”都直呼孔子的名讳，在古代称人名字的不是尊敬的表示，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孔子名字没有心存敬畏。
　　 王绩有个哥哥叫王通，是隋末大儒，他仿照孔子的六艺而作《六经》，仿照《论语》作《中说》，被时人称为“当世夫子”，可见当时人一点不以为孔子有多神圣，至多是学有所成的人。
　　 唐以后，孔子的行情看涨，被读书人奉为圣人，被皇家封为这个公那个王。蒙古人、满洲人入主中原后又祭出孔子，作为笼络知识分子统治汉人的工具，有点像日本人在占领区找个有名望的人做维持会长一样。
　　 孔圣人的造神运动在具体形式上是造孔庙，在精神层面神化儒家典籍，文人写文章只是代圣人立言，不能有自己的思想。
　　 孔庙始建于唐初，武德年间在国子监塑有周公和孔子的塑像供太学生膜拜，贞观年间去周公而留孔子。宋朝年间陆续有独立的孔庙出现。元朝是全国普及孔庙的阶段，这是上文讲到的蒙古人的统治需要。六合孔庙建于元大德年间，与北京孔庙时间上差不多，规模比北京的还大，是全国继山东曲阜、江西吉安之后的第三大孔庙。清人的尊孔几近变态，科举考试和一般读书人写作不能出朱熹注的四书五经。
　　 或许是巧合，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唐以前是上升期，唐以后是下降期。上升期人们对孔子是平常化看待，下降期是神化。这二者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顺便说一下，唐以前人们提到儒学是周公孔子并重，王绩的“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就是一个明证。我推测，唐以后的统治者因为神化了儒学，只好用“素王”作为典范了，不能让有摄政王身份的周公继续受人尊重了。而周公只好沦为民间帮人解梦去了，所以到现在周公解梦一直很发达。
　　 好在我们的王绩先生生于唐初，还没有后来儒家的诸多藩篱束缚，所以他的思想是自由的，由此而成就了对诗歌发展的较大贡献。
　　 还有一点很值得关注，王绩的“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在一些版本里变成“礼乐因姬旦，诗书传孔丘”，这一看就知道是后人改的，很可能是元以后孔子登峰造极的时候。王绩是长于用动词，讲究对仗的，而“因”是形容词，笔力既弱，与“传”也不对仗。不过这改的也有趣，“因”与“囚”，“缚”与繁写的”传”都很形似，腐儒把功夫用在这个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