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
　　 一双瘦而有力的手一把薅住醉汉的衣领，老鹰抓小鸡似的，三拖两拽拉到了一边。四周漾起一片哄笑，混在喧嚣的音乐里，依然有些刺耳。
　　 抓他的是刚提拔起来的村官，管文化生活的刘克乐。昨天下午我和哥哥赶回老家的时候，正碰上他去找父亲写重阳节活动的贺词。可惜他刚才把那句“萧瑟秋风今又是”，读成了“萧琴秋风今又是”。我暗笑了一下。
　　 那醉汉确实煞风景。他的出现，如同好端端的一锅粥喝出一粒老鼠屎，让人犯恶：大姑娘小媳妇跳得正欢，他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窜到队伍里跟着乱扭起来，灰不溜秋的，像个活鬼。这方榫头硬要插到圆铆眼里，横竖不顺眼。
　　 活鬼半点没抵抗，灰溜溜地被拎出了场子，踉跄着，嚼鼓着什么东西，嘴边淌着一溜墨绿色的水，混着涎液，眼看要坠到地上跌一个土花了。
　　 “这不是招财吗？”哥小声跟我嘀咕着，“他竟然改脾气了。”
　　 招财？哦。我又仔细看了两眼，是他，还是瘦巴巴的，穿一身脏乎乎的黑衣服，虽然岁月早已把他的脸雕刻得像干涸的东荒一样，但幼时的印象依稀还在。
　　 这是个真正的酒鬼。村人说他是七天一个“疗程”，无一日不醉。哥曾亲见他坐在晒粮食的平房顶上，面朝东荒，两腿丝瓜一样当啷下来，晃悠着，左手攥一棵白菜心，右手攥一个酒瓶子，嘎吱咬一口白菜，仰脖灌一口老白干，然后骂骂咧咧地不知道谁又倒了霉。
　　 老婆孩子是不敢惹他的，虽然怕他一个跟头攮下去，但谨记教训不敢吱声，平日里说话声高了都轻则挨骂，重则挨打，喝了酒，更是不论鼻子不论眼了。眼看着一夜南风吹，地里的麦子变黄，再不收割就好掉穗了，家家户户大人孩子齐出动，挥动镰刀撅着屁股抢麦收，在那堪比掉头的紧急时刻，招财却四仰八叉躺在天井里，酒气直喷到天上，隔老远就得捂鼻子。
　　 据说有一天和村里某人打起来，他占了下风，滚了一身土。第二天那人哭咧咧地从地里回来，说一亩大葱一夜之间全被人腰斩，满地狼藉，葱横遍野。
　　 横竖是没人敢惹他的，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我和哥是来找寻童年记忆的，招财的出现，又把记忆的触角往纵深里拉了拉，那些模糊的印象似乎清晰起来。
　　 东门外是我们儿时的天堂。
　　 北边路旁一条苇子沟，一汪水长年驻守，长满芦苇，褐黄色的蒲棒，一根一根插在苇丛里，像极了香肠，看看便直流口水，嫩的时候，哥哥的死党占山还真摘了吃过。再有就是苇喳喳了，那是一种小水鸟，因为叫声而得名，人从沟旁过，便惹起一群，惊叫着扑棱棱飞去，同时惊起的还有一种神秘感，村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后，这神秘感便加剧了。
　　 南边的东荒是很好玩的，虽然不过是村东一个大一点的水湾。北方水少，大人孩子见了水格外亲。每到夏天，几场雨过后，东荒的水便晃潋晃潋的，白花花地耀眼，到了中午小孩子便下饺子似的，扑通扑通跳下去，一荒里便全是光腚猴子了。有的拿个塑料脸盆当漂浮，趴在水面上扑腾，有的扎猛子捉弄人，噼里啪啦的打水声，嘻嘻哈哈的笑声，响彻东荒。只消一个晌午，就晒成了小黑猴。一直玩到上秋，上得岸来，便会冷得蹲在地上抱着身子打寒战，上下牙齿咯噔咯噔碰得山响。
　　 东荒南岸有棵臭椿，就是庄子笔下的樗树，俗称“樗疙疤”，耐旱，抗寒，庄户人叫耐实，长得快，却贱得很。不像香椿，春天一来，冒出的新芽又好闻又好吃。臭椿树如其名，掰一个叶子下来，臭烘烘的味道顶风飘十里；长得又直又高，但没啥用，除了挡个阴凉，便是任小孩子们百般折腾。
　　 洗完澡后照例是比赛爬树，肚皮常拉得一道一道红杠子，搞不好裂了裤裆回家还要挨骂。小孩子可不管那一套，爬上去找叶子上的樗蚕，看那蠕动着的青绿色大虫子卷了半边叶子正做春梦，便悄悄地折下，屏住气息溜下树，冷不丁放到谁的脖颈子里，引发一阵尖叫和狂笑，那便是极大的快乐。还有樗蚕变的大蛾子，褐色的翅膀上长着大眼一样的黄色斑纹，谁抓到了简直是一种荣耀。
　　 当然，还有更好玩的事，便是可以爬上树，孙猴子一样，手搭凉棚，向远处看，顺便瞜候（方言“侦察”）一下武文的动静。
　　 武文就住在东荒南岸，几个大草垛后面一排草坯房，是九队的场院屋，边上的已经坍圮，当中那一间，便是武文的住处了。他有时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捉虱子，有时候倒腾讨来的东西，有趣得很。
　　 “武文的腿，老安的嘴”，这是幼时的顺口溜。两人都是村里的名人：老安是供销社的，歪嘴；武文是光棍，腿不好，其实嘴也不利索。他是大街上一景，也是村里茶余饭后极好的谈资，就像大蒜这佐料一样，用石头蒜臼子镩黏糊的大蒜泥，闻着臭且辣，但吃饺子不蘸点，总觉得寡淡无味，不过瘾。
　　 小孩不听话，大人们吓唬的招数通常有二：一个是“红眼老子，扁担爪子”，暗夜里一说，夜哭郎立刻噤声；一个是“再哭，武文来啦！”小孩子立刻惊惶地睁开挂着泪花花的眼，四下瞅瞅，早忘了哭。事实上，这招数也就吓吓三两岁的娃娃，稍微长点心眼的，就失灵了。
　　 东门外，远远地看见那个歪歪拉拉的人一出现，一群拖着鼻涕的小子立刻便扎过去，乌泱泱围了，一边跟着跑，一边嗷嗷叫着起哄：武洪夏，没有牙，放个屁，往里爬。
　　 武文正拧着身子走得费劲，好像有个无影人跟他玩摔跤似的，趔趄着，踉踉跄跄，磕磕绊绊，一路打着醉拳而来，见小孩子耍笑，顾不得脚下不稳，挥起胳膊，作势要打，黝黑的脸上青筋暴露，两眼一瞪，含混不清地骂：“妈了个巴子，滚！敢欺负老子——”鼻涕虫们立刻哄笑着跑开，片刻又聚拢过去，活像夏天傍晚扎堆的蚊子，嗡嗡叫着，赶也赶不走。武文便只好不情愿地带着几只苍蝇和浩荡的仪仗队，一路骂骂咧咧、歪歪拉拉地迤逦前行了。对小孩子而言，他不过是个纸老虎，自己是个绊不倒子（方言：站不稳的人），缺了腿的凳子一样，不等打到别人，早就把自己先打倒了。
　　 可是，那年夏天，武文却无比蹊跷地死了。
　　 他要是活着，该是和父亲差不多年纪，也得七十多岁了。
　　 武文，大号武洪夏，出身烈属家庭，爹被国民党杀害，弟兄俩。哥哥春一只眼，娶了个俊媳妇不安分，后来武大郎一样被毒死了。媳妇被抓走又放回，后来便不知去向了。武文小时候发烧，得了乙型脑炎，那个年头小孩子得了这病凶险得很，俗称“闯关”，武文命大，终于闯过关口，却落下后遗症，走路不稳了，但是思维很正常，不傻不呆，不过这毛病也足以害得他干不了农活，娶不上媳妇。60年闹饥荒，老娘饿得头晕眼花，穿着个大红褂子在街上晃荡了两下，便倒毙街头。此后，武文便孑然一身，成了村里有名的光棍。原来的祖屋早已破烂不堪，再也支撑不了老弱的身子，苦撑了一个雨夜之后，轰然倒塌，幸亏武文正在圈里解手，躲过了一劫。眼看他头顶再无片瓦，村里便让九队腾出一间场院屋给他住，每年接济几百斤粮食，但是日常花销却没有着落，于是，武文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叫花子。
　　 吃住解决了，还有穿的问题。武文还是很有办法的。那天他又出现在东门外，依然蓬着头，黑红的脸，却穿了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呼呼啦啦地晃来，雄赳赳气昂昂，很是拉风，拿今天的话来说，典型的“犀利哥”。
　　 墙根下的一群人见了，直勾勾地盯着那大衣，那年头，这身行头可是稀缺物资啊。
　　 武文走到眼前，神情里也添了些不同，比平时硬气了许多，挺胸腆肚，得意得很。
　　 墙根拎着酒瓶子的招财白瞪了他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哼，还不是火葬场里扒下来的！”那一双双红红的眼睛立刻收了艳羡，登时恢复了鄙夷：“哦，穷汉得了个毛驴子啊。”且不管来路如何，横竖人家是冻不着了。据说他家全是新被褥，堆了好多呢。
　　 再后来，武文要饭竟然发达了。
　　 他有时候在村子里要，一到吃饭的点，便听院子里一个含混且洪亮的声音叫：“大爷大娘，打发打发我吧！”母亲便让我拿一块干粮给他，他笑眯眯地接过去，塞到肩上的破褡裢里。村里人可怜他孤身一人，基本上都会给他点什么，一天下来，地瓜饼子、豆包干粮的要了好多，家里便堆得冒鼓尖山的，到了冬天，没多久就能攒一装篓。他本家的一个弟兄——后来的村支书很是长眼神，给个十块八块便买了去，把一圈猪喂得滚瓜溜圆。
　　 干粮不好放，后来武文长了心眼，改要粮食，再后来干脆要钱。过年的时候，当老师的四叔给他印了一些纸条，写上“过年好”“春节愉快”之类的词，他回家一张张剪开，挨家送。就像买卖人抢时间，一年就这么几天好日子，武文年前便疯了一样，带了护身符一路踉跄着，挨家挨户要钱。庄户人平心静气等着过个好年，谁也不会去跟一个要饭的光棍汉过不去，多了给不了，五分一毛还是拿得出来的。武文跑遍了周围十村八乡，因为脚下不稳，滚咕噜磕跌的，弄得脸上有皮没毛，青一块紫一块，但却笑嘻嘻地。要了钱却从来不用，就这样，他的腰包渐渐地鼓了起来。
　　 墙根下的一族早就盯着他嘁嘁喳喳地议论，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那是一个苇子沟里的谜。
　　 村里有个退休的老师，总爱逗他，有一天，又套他的话：“文，你老大不小了，得说个媳妇啊，是不没钱说不起？”
　　 “谁说的？我有钱，八千块！”武文经不住诱导，手指头比划着，终于说出了谜底。七八十年代，那可是一笔巨款。但是真是假，到底没见着。
　　 熬到将近四十岁，武文当真找了个媳妇。
　　 媳妇是城里湖岛的，精神不大好，男人常骂：“就你这样彪呼呼的，没人要！”
　　 她气嘟嘟地反驳：“胡说，一定有人要！”说完了，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坐上火车，找要她的人去了。
　　 巧得很，女人刚下火车，便碰见去赶集的武文，王八看绿豆，两人不知怎么就看对了眼，武文欢天喜地地领着女人回了家。
　　 那是个春天。东荒的水还不满，臭椿已经迫不及待地发芽，扑闪着长长的大叶子，开了白绿色的小花，散发着一种熏人的味道；樗蚕蛾正在茂密的叶子间追逐嬉戏，准备瞄准一处新居繁衍生息，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别样的气息。
　　 武文领回媳妇来啦！
　　 村里顿时炸了锅，比自己娶了媳妇还高兴，成群结队去看西洋景，破场院屋的门槛都快被踩断了。那女人倒挺勤快，进门便开始忙，刷锅洗碗，挨着擦家具，把个破家收拾得井井有条，黑洞洞的屋子竟然亮堂起来，武文乐得手舞足蹈，羡煞了好些男人，回到家里立刻骂自己的婆娘懒。
　　 哥哥和占山等一群小伙伴去看时，女人正在院子里按着武文，给他洗头发。
　　 女人约摸三十来岁，白菜帮子头，面皮寡净，胖乎乎的。穿一件枣红褂子，袖子挽得老高，抓一把洗衣粉抹到乱蓬蓬的“草窝”里，擭上水猛劲搓，第一遍不起沫，黑水顺着脸淌，大约是叫洗衣粉蛰到眼睛了，武文杀猪般嚎叫：“杀眼，杀眼！”女人便拿一根看不清颜色的破毛巾，伸手在他脸上胡撸一把，捺住了头，换盆水再来。又抓一把洗衣粉抹上，这次是一头雪一样的白沫沫，女人洗着洗着便嘎嘎大笑起来，吴文竟变得乖顺，不再嚎叫。
　　 旁边看热闹的婆娘们吃吃地笑：“这武文，倒享受……”
　　 “怎么跟秃噜猪似的……”
　　 “哈哈哈……”人们终于憋不住了。
　　 女人没听见似的，哼着小曲继续洗。
　　 洗完了再看，武文竟然还浓眉大眼的，有几分英气。
　　 当天晚上，父亲一出门，便碰见了武文。他正从供销社买了东西一跌一撞地走着，怀里抱着大前门烟和花花绿绿的糖块，脸上挂着笑。一见父亲，便伸手递过来，父亲推辞着不要，他大声嚷道：“不！这不是一般的糖，这是喜糖！”说着，硬生生地把糖塞过来。
　　 一路上，武文逢人便给糖递烟，逢人便嚷。
　　 很快，村里便流传开了一句武文名言：“不是一般的糖，不是一般的烟。”于是，大伙都说武文交了桃花运，要过好日子了。
　　 那天，有明白人告诉他：“文，你得去镇上登记，要不这媳妇就是违法的，迟早要跑了呢。”
　　 武文立刻警惕起来，第二天便携了媳妇，跌跌撞撞到了镇上，要求登记。
　　 那办事员例行公事，询问一番，看着大舌头的武文，再看看眼睛四处撒嘛的女人，便警觉起来。三问两问，女人便交了底。一个电话打过去，武文便失魂落魄了。
　　 湖岛的男人很快便找来了，拽了媳妇便走，女人一步三回头，舍不得走。武文踉跄着追到院子里，眼巴巴地看着，嘴里嘟嘟囔囔不知道说啥，却没有办法扭转局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那天看热闹的很多。父亲当时正在农中教学，他不好意思去看，有个好事的同事跟在腚后头听究竟。走到农中，便听男人叱道：“你看他家有什么好留恋的……”
　　 “他家有张狍子皮。”女人小声咕囔。
　　 原来，武文家炕上真的铺张狍子皮，平时又当席子又当褥子，夏天晚上出去风凉，也常常拿出去铺到地上。
　　 但是狍子皮软和和、毛茸茸的诱惑也终究失效了，媳妇一走，如泥牛入了东荒，再也不见。不过后来那男人又来过，据说因为武文待他媳妇好，有感谢之意，带了礼物回来，住了三五天才走。
　　 武文又成了光棍。
　　 臭椿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日子便如东荒里的水，冬瘦夏满，饱一顿饥一顿地过着。
　　 忽然有一天，邻村来了一个好心人，说要收养武文。他高高兴兴地去了，感觉终身有托，把自己攒的钱悉数给了对方，但不知道是水土不服还是怎么回事，不到半年就打道回府了，钱也要了回来。那时候没有存折，武文是拐着个篓子装了钱回来的，人平安无事，钱也安然无恙。不少人亲见，钱真的不少，十块的，五块的整钱，一毛五分的角票，用麻绳扎了，板板整整地摞了一篓子。
　　 乖乖，武文真的有钱！
　　 不料，回来的第三天，就出事了。
　　 那是个夏天的早晨，下了一夜的雨，到处湿淋淋的。一大早，就觉得空气里味道不对，呛得慌。忽然有人喊：“东门外起火了！”跑到大街上一看，东门外果然浓烟滚滚，伴着一股焦糊的味道，人们杂沓地往东跑，连空气都顿时不安起来。
　　 消息很快便传来：武文的场院屋着火了！
　　 东门外围了个水泄不通，屋子已经烧塌了，浓烟还在冒。哥跑去看的时候，武文刚从灰堆里被扒出来，已经烧得面目全非，被用塑料薄膜卷了拖到路上。
　　 他本家的兄弟进去找了半天没见人，一个胆大的看着西南角有一大堆灰烬，用二齿钩子上去一扒，果然是。
　　 村里议论纷纷。有的说是因为下雨打雷，草坯房起了火。有的说是图财害命，乘月黑风高的雨夜，劫了财，发了火，烧死了他。
　　 火是从里面着起的，他家平时就堆着好多草，加上被子褥子堆得多，烧得格外猛。最蹊跷的是，门被从外面反锁了。
　　 至于他那攒了一辈子的八千块，早已不知所踪。那棵臭椿，靠南的一边已经烧卷了叶子。
　　 彼时，招财正拎了酒瓶子，坐在平房上醉醺醺地骂。
　　 派出所来了几个人，转悠了两圈便走了。
　　 这事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谜案。
　　 随着岁月的流逝，东门外的苇子早已不见，苇喳喳飞回到《诗经》里去了，那棵臭椿也不知被谁砍去，当了烧火棍，武文和他的故事便连同那几缕青烟袅袅上升，慢慢地随风而逝了。
　　 重阳节，太阳却一直不肯露脸，风倒刮起来了，玉米叶子哗啦哗啦响。四下瞅瞅，招财早已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我和哥再看一眼东荒，当年那令人无比亲近的水，只在底部聚了一汪，像一只凹陷的眼睛，幽怨地看着天。四周围起了铁栅栏，岸上立了一块“水深危险”的警示牌。怕塌土，四围用绿色的水泥块箍了一圈，大概是准备植草的，远看去，恍惚如古罗马的斗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