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手机的时间，才不过十来年的历史。
　　 刚参加工作那会，我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晚自习补贴，挣不上一百块钱。看见单位同事有人拿着大哥大，按在耳门上，喂喂地喊，只有羡慕的份。那个时候，能使得起大哥大的人，都是社会上有面子的角。一部大哥大薄一点的，一万块钱打底，稍厚一些的，差不多得两万元。打电话时，脑门子上伸出根寸把长的天线，说是多远的地方，都能通上话，不用时，立在桌子上，跟立块砖头似的。
　　 砖头有一两万块的么？金砖还差不多。
　　 每次见到社会上的大哥，拿着手提电话，哇哇地在我跟前走过时，总让我想起：上初中时，也有同学穿了新皮鞋来上学的，老是提了裤脚挑干地方走，同学的目光很自然地从黑板转移到锃亮的皮鞋上来。
　　 初三那年，爸妈省了钱，买回一双三十六码的皮鞋让我哥俩爱惜着穿，新皮鞋买回来的头半个月，前脚趾倒是风光，可后脚跟却磨破了皮，着了好多天的罪。
　　 到了高中，班里戴上海表的男同学，每过十分八分，就将自己的胳膊伸出去，在自己面前划上一个大大的圈，衣袖褪到胳膊肘，白皙皙的手腕上，一块崭新的表儿在太阳光底下，熠熠发着光。偷眼望去，那表盘子跟我们平时自己用钢笔画在手腕上的差不多大小，只是人家的能走字，还能传来“嘀哒、嘀哒”的声。
　　 一节课下来，这样的圈，“上海男”能划上好几次。
　　 参加工作后，平时给家里打长途电话，都是去找大舅哥，他在电话站上班，单位里负责接线的小姑娘跟他熟，每次我都能跟家里通上半个小时的话，说话时也用不着背人，南方话，大舅哥的同事听不懂。
　　 电话打到爸妈以前上班的单位，负责厂部接线的是我初中的同学，姓李，他爸在厂子里当车间主任，李子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时跛脚，厂里为了照顾他，给了他电话接线的轻闲活。每次我打电话过去，他知道我的意思，寒暄两句后让我这边先放下，一会再打过来，李子踮了脚去叫我父母。我能想象到父母在前边跑，他在后面撵的情形。
　　 估摸好父母在路上跑的时间，二十分钟后，我再打过去，父母急促地拿起了听筒，先是父亲喘了粗气问我工作怎么样？领导同事关系处得好不好？后是当妈的问我在这边冷不冷？新织的毛衣收没收到？寄出来有些日子了。
　　 十分钟的电话，父母来回跑的时间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后来再打电话，前一次说完，就约好了下一次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省得同学上家里去喊。过去报信，是要拿银子出来打赏的。
　　 有一次，因为跟朋友喝酒喝过了头，到了约好打电话的日子，我把这事给忘到了脑后，害得父母在同学那干坐了两个多钟头。后来我跟母亲解释，母亲只是告诉我喝酒时，一定要少喝，别太实在，“能喝二两的量，绝不要超半斤”，喝多了伤身体。我听了母亲的话，媳妇怀孕前的好几个月，我在家养精蓄锐，滴酒未沾。
　　 再到后来，我工资开到每个月四五百的时候，家里装了一部电话，当时托门路，找关系，花了一千六。关系是我的一个学生家长，他在邮政局上班，是外线班的班长，正管我们家那片。电话号码也是他找人要的，这个号码，用了七八年，有感情，媳妇现在用的淘宝号，我玩的QQ，家里装的WIFI，密码都是用的它，好记。就连毕业十五六年的学生，在路上碰见我，说起家里的电话，他们还都记得。
　　 中国的通讯，发展得很快。六七十年代，普通老百姓人家都没有电话，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那种带手摇的，有了紧急事情，得走好远的路，去邮电局发电报，一封电报顶多三五个字，能省则省，一封电报，连标点符号算上，都是要钱的，值一天的工钱。条件稍好的，也有去邮局打长途电话的，先是去柜台登记，告诉业务员你所要通话的地方，然后在一排长条椅上耐心地等着，等叫到名的时候，立马去一个转不开身子的小木屋里接听电话，长话短说，语速惊人的快。当然，那个时代，能够得上紧急事情的，也就是家里有人老了或者病危之类的，其它火上房的事，都算不上。
　　 到了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初，不少人都用上了传呼机。我用的第一台传呼机，是摩托罗拉的，大显示屏，两寸厚，能写汉字，可以留言，比起那种只显示数字的，要贵好几百。机身上还有一个卡扣，别在腰眼上，就象是别了把枪，牛气得很。
　　 每天早上起来，就盼着它象窗外的小鸟，欢快地鸣叫几声。我的业务少，接触的人不多，BP机挂在身上，大多时候是摆设，大庭广众之下叫得少。下班时，偶尔也“嘀嘀”两声，紧忙着低头看内容，无非就是“记得下班后买点菜回家”之类，听口气就能听得出来，是媳妇大人发的指令。
　　 叫得少，有叫得少的好处，省得跑十里八里路，还要去找电话亭，立马回人家。回迟了，人家不高兴，上了牛劲，他还会十遍二十遍地呼，直到应了为止。
　　 二十一世纪初，媳妇出资给我买了第一部手机。还是摩托罗拉的，花了七八百块钱，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树脂的外壳，光滑圆润，刚买来时，爱不释手，生怕别人抢了去，唯一缺陷是有点长，我又没有走到哪里，手里都夹包的习惯，大老板的派头，我是万万装不像的。只能鼓鼓囊囊地揣在口袋里。夏天时，不管长衫、短袖，衣服全都掖进裤腰里，手机贴身，正好。
　　 每次来电话，震得我肉皮子发紧，紧忙从上衣领子处，弯腰往里掏，生怕自己手脚慢了而耽误了国家大事。那情形象是刚生完孩子的小媳妇，只要听到婴儿的哭闹声，立马就会去怀里掏奶子。
　　 这手机差不多用了四年，每个月的长途费跟我的市话差不多。一到月底，就去上邮局查电话单子，单子长的两三米，短的一米。这些年电话便宜了许多，接听电话免费，打单子的事，懒得去邮局排队了。
　　 兄弟姐妹间，通话最多的是桂林的表哥，他条件比我好，我给他打电话，他先是挂断，然后再打回来，谈些工作、家庭方面的，泡电话粥，两个大男人，家常里短的有聊不完的话题。
　　 挂电话这招，后来我也学会了。有时候爸妈打电话找我，我也是把电话先挂断，然后再拨过去。爸妈给我打电话，其实也没多大事，告诉我：电视里天气预报说东北降温了，要记得加衣服，记得给孩子打卡介苗，打乙肝疫苗，我也嘱咐他们几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再到后来，电话交费下调了许多，长途一分钟一毛五，便宜得很，打半个小时，使劲说才几块钱。问候年迈的双亲，身体怎么样，兄弟姐妹干啥，随便拉拉家常。有时心里烦恼，就把家里的事儿，单位的事儿，给父母说说，给朋友说说。远隔的距离，似乎一下子拉近了。
　　 问完了这个，问那个，家里的亲戚朋友问个遍。表弟的孙子上个月办了满月酒，我也跟着借光，做了爷爷。几个表弟新盖的房子，差不多四百多平方，比我住的房子要大得多，在城里叫“别墅”，表弟说了我将来退休回老家，想住哪间就腾哪间。
　　 2004年，爸妈家也装上了电话，再也不用麻烦李同学跛了脚去家里喊，想什么时候聊，就什么时候聊。有时候洗完了澡，光了身子，躺在被窝里也能聊十块钱的。
　　 爸妈家的电话是8字头的，七位数，念起来特别顺口，有段时间，媳妇研究双色球入了迷，把家里的电话号码打乱，重新排序，好几次还真中奖了，只是大奖没有，小奖却不断，都是几十块钱的。
　　 前些年回老家，老爸私下里跟我说：你们几个都有手机，我也要一个。
　　 很快老爸手机的事，得到了落实，是媳妇给老妹邮的钱，老爸手机震铃调到了最大，分贝超过了厂子以前用的高音广播。屏幕上的“数字健”，斗大一个。妹妹帮着存进去的电话号，全都是家里人的，彩铃用的是我熟悉的曲子：“让世界充满了爱”。妹妹教老爸用手机，就花了一个下午，到头来，老爸还是不太会用，我给他打电话，十次有七次接不起来，只好再打过去，电话接通后，老爸总会自己表扬一下自己，“嘿嘿，一个红坨坨，一个绿坨坨，我这次摁中了。”开心得象个孩子。
　　 老爸一口的南方话，媳妇、孩子跟他交流时，还得我在一旁边当翻译。老爸最愿意跟我说，从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到中国的反腐倡廉，从奥巴马到本拉登再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从昆明火车站行凶的新疆暴徒到延寿的高玉伦，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老爸无所不知。老爸的政治思想高度、历史知识水平，做儿子的望尘莫及，他老人家要是参加高考，指定能打八九十的高分。
　　 娘亲舅大，舅舅这边万万也不能断了联系。
　　 原本我是有四个舅舅的，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大舅走得早，走的时候可能不到六十。我记得小时候，大舅进城，贩两箩筐干鱼回去卖，都是我陪他在街里上的货，赚点换柴米油盐的钱；06年夏天，小舅打电话给我，说是临走前，想见我最后一次面，我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回乡下去看他，那个时候，小舅病得已经脱了相，目光暗淡，没有一点精气神，我和他在一张床上睡了三个晚上，每天晚上说话都要说到后半夜，我劝他想开点，他也哼哈答应我好好地活下去，可过了年，小舅到底没有抗过病的折磨。
　　 小舅的电话号码，我一直没有删，头些年我试着打他的号，语音总是提示：“不在服务区。”没人接。
　　 二舅、三舅身体不怎么好，七十五六的人了，耳朵背，必须大声地喊，路人听了以为我们是在吵架。双方的意思，只能猜出个大概，没有多少实际内容，无非就是二舅、三舅嘱咐我：“在外边发财，一定要保养好身体。”我这边自然也少不了要他们保养好身体，到时候我回去看他们。
　　 老爸这边的亲戚，通话多的是大爸和梅叔，头些年大爸忙着修家谱，话里话外，全是家谱的事。后来大爸又在张罗修祖坟，我和媳妇举双手赞成，几个叔伯家的弟妹也踊跃集资，这项工作差不多历时一年。这一年里，八十多岁的大爸和七十初头的梅叔没少往山里跑，大爸顺带连自己的坟地都看好了。上次我带老婆、孩子回老家，大爸指着一块长满了野菊花、苍耳的坡地，告诉我这边风景独好，准备百年后葬在这里，我看那块地，周围种了不少碗口粗的松树，树的下面还落了不少的松榛，下面是一眼水塘，应该算得上一块风水宝地。
　　 那天晚上，大伯妈做了不少的好菜，还喝了不少的酒，酒是农村自家烧的红薯酒，度数不到十度，酒不醉人，人自醉。我想起白天大爸跟我说的话，心里堵得慌。后来儿子惊奇地发现，在大爸家卧室的木板门上，密密麻麻地用粉笔记着我们这些后生的手机、座机号，就连我单位以前办公的号也记在上面。大爸的粉笔字，苍劲有力，在我看来比王羲之的还要强。
　　 叔叔大爷、舅舅舅妈，全都在湖南，每次通话，几个老的，都劝我：“长途电话要钱哩，少说两句。”离我最近的是我二大娘，在沈阳附近的一个县城里，逢年过节地，我打电话过去，二大娘哪次都要扯着唠，问我这问我那，完了还会附上一句：给你岳父岳母带好。其实二大娘跟我岳父岳母一次都没见过面。
　　 我跟家里人通电话时，一会说家乡的土话，一会又转换成普通话，两边混合着用。舅舅家的新邵话，我也会说几句，那地方说“走”，不说“走”而说“行”，“行军打仗”的“行”，而“行”却又不读“xing”，而非要念“hang”，都是二声，有些古汉语的意思；“鸡蛋”不说“鸡蛋”，而说“咯”，因为鸡下蛋时，总会“咯咯”地叫不停；去街里“玩”，不说“玩”却说“嗨”，现在的00后，在一起玩时，问玩得怎么样，都说：“嗨不嗨？”每次我用新邵话跟舅舅、舅妈说时，几个舅舅、舅妈都非常高兴，那意思是我没忘本。
　　 宁乡话口音不重，没有什么特点，岳阳话，因为出来的年头多了，反倒说不太好了。
　　 常年通电话的还有孩子他太姥，她住在媳妇的大舅家，今年九十四五了，身体看上去比我老爸还要好得多，耳不聋，眼不花，牙又好，里屋供着菩萨，照样盘了双腿在外屋炕上，大口地吃肉。姥姥八十多岁时，每天能在佛面前一气磕一百零八个头，从不偷懒。现在岁数大了，磕头打五折，每天坚持给佛爷磕五十四个，多一个也不磕。我在电话里，跟她说了不下二百次，让她在佛爷面前替我多多美言，替我们全家多求些福报。姥姥心善，不光在佛爷那说我好话，还没少当了众多乡亲的面，表扬我。弄得十里八乡，好象都知道我这个外孙女婿。
　　 姥姥阅人无数，说我这人：“有趣”。今年中秋节，我打电话给跟姥，表妹家的小子接的电话，我和他开玩笑：“我是送外卖的，你家订的饺子到了，快来取。”表妹家的傻小子问都没问，紧忙地告诉了他外婆：送饺子到了村头。大舅妈也真是实在，顶了雨出去，连雨伞都没来得及拿，淋了雨回来，连饺子皮也没吃到。
　　 还是姥姥智商高，看来电，知道是大庆的号，猜出来是我搞的鬼，在电话里又是批评又是教育，要我诚实做人，坦诚做事。说得我眼泪，哗哗地往下趟。放下电话前，姥姥的结束语千篇一律：“阿弥陀佛”。我也跟着：“阿弥陀佛”，还在后面临时加了一句：“多吃肉”。连起来读，就是：“ 阿弥陀佛，多吃肉”。姥姥头两遍可能没听得太清楚，后来发现了问题，紧忙帮我纠正，说吃肉也只能是在心里边想，不要念出声来。
　　 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