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如潮的游人，慢步行向太平桥。俗世之人行俗世之事，一则为了祈求今岁的太平和顺，二则为了见识盛世太平之美景。
　　 一路漫行饱赏新年之盛景，也没有忘记用手机记录着路边的繁华。正拍得起劲，眼睛余光里忽然出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我不敢肯定那就是他，记忆中的那张面孔没有这样苍老。犹豫着向前走，又频频回首盯着他看了几眼，分明有记忆中的模样。对，是他，是长辈们说过的那个不争气的浪子，我的堂姑爷。
　　 对于这个堂姑爷，我拢共只见过三次面，因为平日里听邻村的二奶奶念叨得比较多，见第一面时我就记住了他的模样。中等个子，一头乱糟糟横竖交错的浓发，枣红色面膛，大圆眼睛亮亮地闪烁着光，高鼻梁大鼻头，一嘴大白牙撑着一张薄嘴皮子鼓起来，一张口说话，一嘴的牙齿连着肉红色的牙龈一下子全跑了出来。我在母亲跟奶奶们聊天的细节里搜寻着他生活的轨迹，是的，我这个堂姑爷不同与正常人的生活方式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丰盈了我单瘪的想像力。我认真地想像着他行走江湖的模样：乱发如草，孤身一人，后背如山背包，手提帆布大包，就像电影里那些赶考的穷书生一样，赶着日头，匆匆而行。但他的目的地不是京城的考场，而是一个又一个能卖东西的大小集镇。卖些什么东西呢？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这个问题让我困惑了许久未找到答案。但我后来又释然了，他又能卖些什么东西呢？一个浪子，无非是靠卖一些不上提的东西维持生存。没钱了就风餐露宿，有收入了就歇住在最差的小旅社。人情世故似乎与他无关，或者说，他的人生，只与行走和江湖有关。
　　 据二奶奶说，她的这个女婿是家里的老幺，从小娇生惯养，游手好闲。结了婚，依旧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我的堂姑嫁了过去后，独自承担了农田的一切劳作，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罪。但我母亲口中叙说的堂姑爷远没有如此地糟糕。母亲说他虽然不会干农活，相比较那时候农村爱劳动的男人们来说，他是有一点懒散。但是他身上没有什么恶习，不抽烟不赌博，偶尔喝点小烧酒，最重要的是，他脑子好使，且喜欢动手制造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东西。市场上缺少什么，他就能捣鼓出什么来。六十年代末，村里的大喇叭整天喊要除四害，他在家里自配了老鼠药，造出了捕鼠器。还配制出一种能黏住苍蝇的纸，他的黏蝇纸比后期出售在市场上的苍蝇纸要早许多年。一到逢年过节或者周边集镇赶集的时候，他就带了他自制的老鼠药鼠夹子和黏蝇纸到周边的市场上卖，当然，卖也是偷偷地卖，六十年代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还没有吹过去。他惯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就是那样躲着，还是被抓了好几次。
　　 第一次被抓是在一个春节前，他刚刚将布袋子铺开，东西还没有摆上去，纠察队的人就尾随而至，几个人一拥而上将他死死地薅住，喊他是资本主义尾巴，要铲除。堂姑爷第一次被抓，吓得脸发白，腿脚发软两股战战，平时能言善辩的嘴巴也哆嗦着语不成句。当然，堂姑爷害怕的样子是我想像出来的，我母亲的话是这样形容的：“你三姑爷真吓死了！”
　　 那年的大年三十，他是在一个乡公所的旧房子里忍饥挨冻抖抖索索度过一天又一夜。三堂姑那个时侯刚刚生下我大堂姐，一听说堂姑爷给抓了起来，一时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大堂姐一路就哭回到娘家。后来，堂姑爷的老鳏父去央求村里的队长，村大队长就带了大队的保证书赶到乡里，队长说他家三代贫民，与资本主义丝毫不沾边，卖老鼠药老鼠夹子黏蝇纸也是为了响应国家除四害的号召。再三央告，终于给放了出来。有了第一次被抓的经历，第二次第三次被抓就没有那样慌张了，无非是被饿了几顿后，就给放了出来。但从此他的名声在他那个村子里就彻底地坏了起来，他只能越跑越远，远到没有人再认得他的地方去卖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去的时间也由十天半月拉长到了两三个月，他的江湖生活自此拉开大幕。
　　 有道是：江湖风险，起落有时。八十年代末，堂姑爷的时代来了，或者说，是一代堂姑爷们的江湖来到了。改革开放如一缕春风，吹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国家政策开始放开，江湖里的鱼虾们开始活跃了起来。据我二奶奶说，堂姑爷就是在那个时候小小地发了一笔财。用我二奶奶的话来说，哪怕是狗屎，经过他的手摆到街面上，一吆喝，都会有人来买。“三女婿开笑脸了，三女婿变得勤快了，三女婿知道顾家了。”我的二奶奶如是说。二奶奶少说了一句话，她的三女婿装钞票的腰包鼓起来了。腰包鼓起来让我的堂姑爷的腰杆挺得比任何时候都要直。这时候的堂姑爷跑得更勤快了，他彻底地恋上了行走江湖的生活，他带着他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走到哪里，兜售到那里，东西卖完了，或者回家拿货物或者就地进一些零散东西再到下一个驿站转手卖出。一年下来，积攒了不少的散碎银子，年底的时候，即使外地的生意再好，他也要赶回家里，将银子交给堂姑，也算是男人对家庭的交待。小年十五一过，雨打不改，他准时背起了他的背包，重出江湖，继续他已经熟悉了的生活——流浪。三堂姑一家人早就习惯了他的这种生活，就像风的脚步，谁也不拦他，谁也拦不住他。
　　 一转眼，世纪已经翻过去了一页。我们这一代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长辈们也就不再谈到他，我也没有再见过他，仿佛他从地球上消失一般。满头白发的二奶奶开始改口谈论他的儿女，二奶奶说他的大女儿争气，做事踏实稳当，嫁了人还知道孝顺她妈妈。说他小女儿脚步不稳当，总是挣一天工资吃两天饭，丁吃卯粮，多大了，还没有嫁人，跟她老子一个样，我们听了都一笑了之。时代不同了，即使堂姑爷的小女儿再丁吃卯粮，也不至于会像她的父亲那样，因为生计而走上流浪之路。
　　 我在如水的人流里站定，又看了看堂姑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今年也六十大几了吧，常年的四处奔波流浪，使得他的皮肤由记忆中的枣红色变成了眼前的绛紫色，蓬乱的额发下，刻着三道横纹，眼睛里的亮黯淡了许多，大鼻子大嘴巴耷拉了下来，像两只桨橹在他的嘴角边划开两道深长的波痕。此刻，他蹲在他的地摊后，表情麻木，一副隐入尘世的模样。藏蓝的冬装上扑满了浅白的灰尘，像落下了一层浅冬的雪。他看着路人，也不吆喝，仿佛他卖的不是东西，而是他沉默的表情。
　　 他不再流浪了吗？他回归故乡了吗？彻底回来了吗？我问。
　　 也该回来了，老了，且如今的日子这样地好过起来了。我想。
　　 可是，那颗习惯了漂泊流浪的心，能安定下来吗？我忽然就哀伤了起来。也许他曾经无数次地幻想着，远方，远一些，再远一些的地方，有他需要的光明、自由，有他的天堂。然而，远方有多远，他又到了多远的地方？他获得了自己渴望的自由了吗？他看见了自己向往的天堂了吗？这样的疑问，曾给过我儿时无限的惊喜和遐想，如今却令自己心慌。
　　 我不想流浪/生活却将鞍架在了我的背上/一根鞭子指着我说/你要奔赴远方/去找生活/去流浪/我行走在姿色丰润的山水旁/骚客们对我投来了艳羡的目光/他们把我夸成了一位游吟诗人/而我只顾着低头啃我的麦草/他们不知道/这辈子/我只为我的人民币而奔跑和寻找/或者，还有自由/和远方/他们叫我流浪者/我不爱流浪/却被流浪爱上。
　　 这不是我写的诗，这是我的堂姑爷，一个老流浪者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