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愈来愈对在中国能否直截了当静下心来思考并做出一件事情失去信心。李洁非同志的《反思八五新潮》（1）之发表使笔者的这种悲观平添失望。如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年轻的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是不够融洽的”，并且，近几年特别是近一、二年来文学（包括批评）思潮的发展更令人忧虑。就创作方面而言，年轻作家已经不满足于传统批评的“千篇一律的虚伪的辩证口吻”；从批评说，就连“一度朝气蓬勃的新批评如今确已变得老化，因为这些批评家居然放着可能孕育革命因素的文学不闻不问，却抓住创作上这样那样的次要的缺点纠缠不清。”
　　 笔者十分佩服李洁非同志的立论，并对该文所提起的命题将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反应感激不尽。当然，作为一个对当代文学殊感兴趣的批评者，我们不单是对“反思八五新潮”这一论题的提出深表敬意，而且对于该文作者似乎与自己的立论完全相悖的逻辑论证及其结论未敢苟同——同时，对于牵涉八五新潮所必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颇多关怀。这里，陋见直陈，谨此就教于李洁非同志并学界方家。
　　 其一，何谓八五新潮？
　　 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八五新潮即指新时期当代文学1985年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为旗帜的先锋派文学，和郑万隆、韩少功、李杭育领衔的寻根文学（或称地域文化小说）新潮小说，包括郑万隆《我的根》、韩少功《文学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宣言，以及面对如上两股创作潮流，以吴亮、李劼、李洁非、王晓明、朱大可、刘晓波、张陵、夏刚、王干、李陀、谢冕、陈晋、何新、程培德、黄子平、南帆、李书磊、吴方、丁帆等青年批评家，何满子、刘再复、鲁枢元、陈辽、张绍振、林兴宅、宋耀良、汪崇元等新潮批评弄潮而起的新文学潮流。八五新潮（创作）的特征，是以非传统、非历史、无意义之非理性文学思想和传统回归、历史追寻、文化重铸之纯理性审美情致的二律背反之奇特组合。而八五新潮批评则除应该包括“多元化”新现实主义讨论，文学主体性理论发动、张扬以及编辑出版部门之改革、开放、搞活外，主要是以被称为“方法年”的——“系统论”、“信息论”、“价值论”的“新三论”为特征的。就创作看，一方面，传统观念，诸如纪律、主题、理念、图腾，乃至人的异化已作为创作者深恶痛疾的非理性对象如弃敝履，大加嘲讽、调侃、揶揄；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诸如信义、守诚、性善（或恶）、性、原罪与欲在大多数作家笔下得到忠贞执著的描写与表现。媾成这两者截然相反的审美立场之奇特组合的是中华民族当时代历史的同一文化背景、全民族深层次文化反思，和当代学人强烈的而近乎执拗的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它基于自伤痕文学发轫的新时期当代文学反思性品格的文学基础。
　　 1985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最富于运气的一年。从宏观看，自1976年的乾坤初正，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紫气东来……直至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春风化雨，使中国当代文化勃发出薄天撼海的盎然生机。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前无古人的豪放、旷达一展芳容：蝙蝠衫、牛仔裤、FDK磁带、迪斯科舞潮……这些微不足道的现实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文明信息无疑不啻当代文化海洋频频绽出绚丽海花。就微观说，电影艺术界《黄土地》、《一个与八个》、《猎场扎撒》、《盗马贼》的拍摄，美术界北京、上海、天津等地青年现代派艺术画展“85美术运动”，音乐界胡晓平等国际获奖，文学界以杨牧、周涛为代表的西部诗群，北岛、舒婷的北京诗群，傅天琳、叶延滨的巴蜀诗群三大诗群形成为标志的新诗的探索，短篇小说的繁荣，中篇小说的崛起、影视文学的勃兴及其新潮批评共同掀起1985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文化（文学）大潮。
　　 正如李文所言，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注定要和八五新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回避这一切显然是徒劳的，还是让我们来回顾一番八五新潮文学的历史吧——
　　 1985年3月，人民文学发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这新人新作的推出，一如石投苏水在中国当代文学八五新潮初涨的海面激起一片令人不胜炫目的涟漪。今天我们回首这一文学景观，也许比之当是时的贸然感应要从容得多，客观得多。即是说，八五新潮先锋派文学的出现，从它的问世于其它文学样式的共时性说是偶然的，然而就当代文学发展的历时性看自有其脱颖而出的十年文革、八十年代中国变革、开放之必然性社会背景，时代背景。文革期间文化价值颠倒，社会生活荒诞，八十年代人的信仰迷失，改革进程中的治末不治本的刀枪不入的官本位，和恶的金钱杠杆作用下的人性失落、体脑倒挂直至导致现实社会人的尊严、权利和人格力量的丧失，导致民众历史主动性的丧失。此与西方世界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中世纪骑士精神、文艺复兴理想主义、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思想的死灭，与西方后工业社会之荒谬感、孤独感和末日心理有惊人的相似性。尽管十年文革与两次世界大战无法比拟，尽管至今仍不能摆脱的农业经济前工业社会与物质极度文明的西方世界后工业社会无法比拟（之所以被刘晓波称为“洋的翻版”），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所搅起的人类文明演进的罡风对于陈腐的“奥吉亚斯牛圈”（2）的清扫而必然带来的“类文化”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当然，这种形而上类文化意识领域精神裂变就当时代而言仅仅局限于少数作家、新潮作家率先感受并借助新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大多数批评家从旧文学概论式角度、从传统庸俗社会学角度批评对这种裂变视而不见一样，大多数作家对此尚缺乏感受。尽管早在几年前李陀已发表《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十月，82、5），高行健发表《谈小说观和小说技巧》（钟山，82、6）同年出版《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李陀、刘心武、冯骥才通信就“现代小说思潮”发表看法（上海文学，82、6），尽管高行健的《车站》、王蒙的《蝴蝶》等小说先期推出，尽管当时电影、戏剧、美术、音乐、建筑界早已现代主义成为滥觞，而在文学界却表现出如此姗姗来迟。理解了这些，那末先锋派文学的问世就不会被认为是出之偶然，不可理喻和不被接受的了。与此同时，也不能不让你困惑于古老民族在外来因素浸淫面前不愿失其纯洁与贞操的守身如玉的传统羞涩、腼腆与矜持。因此，在1985年的新潮文学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体现我们民族艺术传统和思想情绪的文学思潮。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仍然不得不面临“早熟的挑战”。（蔡翔语）
　　 鉴于如上，先锋派文学自有其产生的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也最先富于真正先锋的新潮意义，然而在现时代中国以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能成为当代文学的支流。而代表民族艺术传统和思想情绪的寻根派文学则作为八五新潮中的主潮流猛烈冲击着当代文坛并持之既久。考察这一文学潮流的酿就与发展，则可以看到，它一方面起源于传统文化、传统思维（之所以被为“复古的文学”），起源于汪曾祺、刘绍棠、，起源于马烽、西戎山药蛋派等乡土作家的一贯风格、追求，起源于这一年度郑万隆、韩少功等的寻根文学探索与宣言，始有寻根文学之称，以致酿成后来的汹涌之势。若换另一个角度看，则寻根文学的问世又与西部文学之鼎出密切相关。今天我们对于八五新潮的回顾就再也不能无视人们零星谈起而在当年却是甚嚣尘上的西部文学。就这一方面说，舞蹈艺术《丝路花雨》的成功，“敦煌艺术”的发掘，电影《人生》的爆响，西部片的倡导，乃至85年初《当代文艺思潮》率先推出“西部文学”。至此，西部文学豁然新嫁娘般引起整个文学界的瞩目。张贤亮、张承志包括王蒙在内的许多内地作家之西部文学创作倍受青睐，直至导致声势浩大的西部文学——寻根文学的东渐。整个中华东西南北中趋之若鹜于各自安身立命、俛仰于斯的故土，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孔捷生的《大林莽》、郑万隆的《野店》、郑义的《老井》、王安忆的《小鲍庄》、马秋芬的《山里山外》、李杭育、贾平凹、赵本夫等的乡土文化系列……均以自己的作品标志着西部文学未暇专利的空前文学大普及（这类作品我们可以信手列出很长很长的一串，它甚至也许可以关联到1985年中国文坛上的每一位作家）。民族历史文化意识在1985年的文学创作中分外走俏，甚至寻根文学逆向迎接西部，最终完成西部文学——寻根文学的全面东渐。至此，寻根文学大潮冲天而起，汹涌神州……
　　 先锋派文学和寻根文学（包括西部文学）共同构成新时期1985年当代文学的宏伟景观！考察这一文学思潮的源头，不难发现，新潮批评与新潮创作自始至终互策互生，共荣共进。1985年整个批评界一反过去时代老气横秋、居高临下、斯文辗转的傲慢，特别是以青年批评家为主阵营的新潮批评对于八五新潮创作不吝鼓吹，推波助澜，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1985年《文艺评论》第一期，吴亮发表《反应的艺术，还是反映的艺术？》；
　　 1985年《当代文艺思潮》第一期发表石天河的《<蝴蝶>与东方意识流》，首先对现代派文学予以承认；
　　 1985年《当代文艺思潮》第二期发表李子奇的《迎接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等“学习贯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精神”一组文章；
　　 1985年3月10日《文艺报》发表贾平凹的《世界需要我们睁大眼睛》；
　　 1985年《当代文艺思潮》第三期，张陵、李洁非发表《从英雄到普通人——论我国当代文学观念的转变》；
　　 1985年4月号《作家》发表韩少功的《文学的根》；
　　 1985年《中国》第四期，刘晓波发表《迟到的反思》；
　　 1985年《上海文学》第五期发表郑万隆的《我的根》，指出“远古和现在结构并存”；
　　 1985年5月10日《青年评论家》，陈晋发表《论一种放大的文艺观念》；
　　 同日，该报发表李锦屏的《为创作方法多样化鼓吹》；
　　 1985年《诗神》第六期发表苗雨时的《试论诗歌的创新与突破》；
　　 1985年7月6日《文艺报》发表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
　　 1985年7月12日《文艺报》发表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层》；
　　 1985年9月号《作家》发表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
　　 1985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李清泉的《强化民族意识琐记》；
　　 1985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李书磊发表《乡土观念的弱化与强化---评<人生>到<老井>的主题变迁》；
　　 1985年《当代文坛》第十二期，吴方发表《文学认识论的前沿思考》；
　　 1985年吴亮出版包括《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李杭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王蒙小说思想漫评》、《并非难解之谜》等文学批评专集《文学的选择》、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上）》发表，杜书瀛的《文艺创作美学纲要》出版，赵增锴的《艺术辩证法枝谈》出版，蔡仪的《新美学》改写本第一卷出版……
　　 以上就笔者阅读所及，无疑挂一漏万，但仅此足以标明八五新潮（批评）潮生潮涨的发展衍化轨迹。当然，如此新潮批评与创作和编辑出版界的敏锐发现、美学共识及文学启蒙分不开的，他们在八五新潮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八五新潮的又一个形式特征——
　　 1985年1月17日《文学报》报道：《“西部文学”将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内容》；
　　 1985年1月17日河北人民出版社在京邀请当代文学评论家座谈，中宣部文化局、人民日报文艺部、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学评论编辑部等派员出席，会上提出“创作、研究、出版”三开放；
　　 1985年1月10日《文论报》易名《青年评论家》，第一期该报编辑部就改刊致读者：《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战士》；
　　 1985年3月《当代文艺思潮》组织“西部文学笔谈”；
　　 1985年《诗神》第三期推出“青年诗人专号”；
　　 1985年9月23至27日中国作家协会在丹东召开中篇小说讨论会，肯定其空前繁荣及突出地位；
　　 1985年《当代文艺探索》（福建）、《文艺新世纪》（广州）、《中国作家》（北京）、《诗神》（花山）、《小荷》（河北）创刊……
　　 1985年新潮文学以其特有的青春活力，飒爽英姿、昂扬亢奋的生命情致，铮铮百折的革命精神，以其辉煌的文学实绩载进当代文学史册。期间，伴和着新潮批评家们的由衷欢呼和热情礼赞。这种欢呼和礼赞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使人激动不已，感奋不已。李劼在1986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发表《刘索拉小说论》由衷赞叹，“不得不承认即使她有一百个不是也已经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上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并指出：“刘索拉小说发表的八五年，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头。且不说文学在其他方面取得的种种进展，仅仅是小说创作，就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颖独特而又百花竞放的局面。”夏刚在1986年第二期《当代作家评论》发表评高行健话剧文章中说，“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迷信被打破后，刻板的齿轮开始变速，当它的转递进到一定程度时，也许会出现沧海一夜之间化作良田的奇迹。”费振中、王干在《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二期上发表《论“文化小说”》评价新潮文学为“社会群体的铸造”、“审美境界的升华”、“民族文学的建设”，“使民族文学的建设推向新的更高的历史坡段”，展望“走向世界的民族化史诗型小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长远的幻景！”86年第三期《当代文坛》发表向荣的《并非偶然的恋旧》认为：“由于‘寻根文学’自觉地把审美价值作为主要追求目标，相对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它是一种更为成熟的艺术。”本人在86年第四期《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拙作《难产前的阵痛——1985年文学批评訾议》中也谈到，“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大地上自从粉碎“四人帮”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具有我们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真正的‘中国文学’。”程文超在为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撰文中谈到寻根文学时称：“我们找到了一种被称之为‘文学’的东西。”（《现象世界的文化审美与文化现象的审美世界》，《江淮论坛》87、2）有的批评家还把文化批评同“五四”新文化的方向、同鲁迅一贯坚持的价值尺度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这是为了民族振兴而进行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民族自我认识，它可能孕育着中国文学更为光辉的进展。（沈敏特《民族心理结构大调整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87、2）李劼承认：“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被批评界成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派小说。”（《现代派小说思潮与新时期文学的形式追求》，《当代文坛》88、1）曹万生指出：“以一九八五年刘索拉的出现为标志，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现代主义的正式出台，富于革命性与建设性，标向未来的开拓，预示着变革时代的来临。”（《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主义》，《当代文坛》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