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母亲出国赴朝鲜
　　 1950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出兵朝鲜，将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畔。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同年11月8日，16岁的母亲叶茵作为志愿军60师文工团的战士，随部队赴朝鲜参加了第二次战役.
　　 这场战役送下来的大量的伤员使师卫生队难以支撑，师领导决定文工团全体人员帮助师卫生队工作。当时战地医院就设在离战场不远一个很大的山洞里，隆冬季节，朝鲜的气温在零下40度，滴水成冰。山洞虽然寒冷，但洞内护理着伤员的文工团员们热血却沸腾着，送下来的伤员个个都很顽强，无论伤情轻重，都听不到伤员战友叫痛的，这让文工团员们深受感动。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忘却了少女的羞涩，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尽心尽责地护理着每一位伤员，就像对待自己亲兄弟一样：端水、喂饭、翻身、擦身，清洗伤口------。伤员小便解下来马上就结成了冰，要倒掉都很困难，必需火烤一下才能倒掉。伤员大便一解下来很快就与接便器冻在一起，也要在火堆上烤很长时间才能化开，我母亲和她的战友们不怕脏不怕臭，把大便化开了去倒掉。
　　 我母亲认真负责协助护士做好各项基础护理工作。当时伤员纱布用量特别大，必需及时把用过的纱布清洗出来，这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在零下40度天气，先要在寒风中敲开结冰的河面才能清洗纱布，洗纱布的双手被冻的发麻发僵，我母亲和她的战友们都咬牙坚持着，沾满鲜血一块块的纱布在我母亲和她的战友手上，在冰冷的溪水中清洗得干干净净。洗净的纱布离开溪水立即变成了一块块的冰条，我母亲和她的战友拿回到山洞放在火堆边烤干。
　　 新的战役开始了，母亲的文工团随军出发，跟大部队行军非常艰苦，鞋子、裤子都结了冰，磨得腿脚生疼．特别是在战场上，女同志来了例假是件非常尴尬难受的事情，为此母亲的二边大腿被磨出了血，母亲仍然坚持跟上部队步伐。朝鲜是个山多河多的地方，部队要经常躺溪水过河，文工团有许多女队员因此落下了妇女病。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文艺兵和奋勇杀敌的战士们一样，常常战斗在最前线，给战士们带去精神上的安慰与力量。每次战役结束，文工团还要下部队收集战斗中的英雄事迹，到连队阵地去演出，利用说唱、快报、大鼓、二句半、歌舞等形式表扬战场上的好人好事，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战士们的斗志。文工团还要帮助战地修工事、修防空洞、砍木头、加土，文工团成为了一支师部能拉得动的机动部队。
　　 第五次战役打响了，我军英勇奋战从战场上下来了不少伤员，由文工团组成的救护包扎所在山洞内没有几天，敌人飞机就在山上不停地转圈侦察。女文工团胡副指导员感到情况有异样，就让团里男兵上山去观察。他发现黑鸦鸦的南朝鲜伪军正向山上爬来。于是飞奔下山，向领导报告说“快走！敌人爬上来了”。领导决定轻装撒退追赶主力部队。轻伤员跟部队一块走，走路有困难的伤员扶着走，重伤不能动的伤员大家轮流背着走，就这样在敌人没爬上来偷袭之前，文工团带着伤员轻装跑了一百多里，追赶上了主力部队，保证了全团与伤员的安全。为此师领导给60师文工团记了集体三等功。
　　 战场就是磨练人，战争教会了我母亲吃苦，把我母亲锻练成为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让我母亲从此没再觉得什么是苦，什么是难。我母亲共获得解放60周年纪念章一枚、集体三等功纪念章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全国解放（除台湾）纪念章各一枚。
　　
　　 二、我赴南疆救伤员
　　 1979年也是我当兵的第十个年头，当时越南政权三番五次地挑起边界事端，严重地骚扰了我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我国政府一再提出警告，越方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我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南进行惩罚。
　　 1979年2月18日晚上8点，紧急集合的号声在我们部队驻地寂静的夜空中响起,我们迅速打好背包，带上平时演习所带的医疗器械，跑步来到礼堂前的大操场上集合，陈政委宣读了上级的作战命令，我们要上前线了！1979年2月22日早晨，军列到达南宁车站。我们在此下车，按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到市郊西乡塘集结。在一个能够接收大量伤员的“五七”干校改装的临时战地医院里。开始了我们的战地救护工作。
　　 1979年2月23日凌晨4点我们开始接收伤员，送下来的伤员每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牌子，上面标有部队番号、姓名、血型、有无药物过敏及破伤风注射情况等，重伤员在师部战地医院做过哪些治疗都有记录。院领导给三个所的所长、教导员和护士长下达了死命令。按事先安排好的工作由各个所派专人分诊登记。一楼收重症伤员便于抢救，其他相对较轻的伤员就安排在二楼。这天送来的伤员都比较重，有单下肢、双下肢炸伤、胸腹部枪伤、肢体弹片伤等，伤势惨不忍睹。这些伤员虽然都已在师部医院经过初步处理，但广西天气炎热，许多伤员的伤口出现了不同程度感染，护士长给我们每个人都分配了任务,有专管伤员登记的,有专门配制药水的,有专管伤口换药的,有专管注射的,有专做青霉素皮试的。军医根据伤员受伤程度决定手术和开出医嘱。我们在和时间赛跑，抓紧处理好所有的伤员伤口挽救其生命。
　　 在攻打谅山的战斗中，我军官兵的伤情主要以枪伤为主，大多是贯穿伤，伤口很深，伤口周围皮肤已经烧焦，治疗时必须清理掉坏死的组织，而清创引流和换药都是非常痛苦的。但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是肢体伤残还是身中数枪的伤员，在接受治疗时，他们都能忍着剧痛，一声不吭的坚持着，积极地配合我们治疗。特别是在处理被炸伤的残肢时，看着都让人心疼，实在不忍心下手除掉伤口的坏死组织，反倒是伤员安慰我们，让我们放开手脚为其治疗创伤。在病房里我们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比起阵亡的战友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记得有一个重伤员，胸部被子弹打穿，包扎过的伤口有明显的渗血，意识虽然清醒，但由于失血过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抬担架的是南宁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们小心地把他搬到床上，我首先给他测量血压与体温，发现血压偏低并伴有低热。经过军医检查，万幸的是虽然子弹穿过胸部但没有引起气胸，如果子弹再偏一点就打到心脏了。军医紧急下了医嘱，我迅速开通二路输液通道，一路输葡萄糖盐水抗菌素，一路输林格氏液补充因失血而造成的体内液体失衡。卫生员和地方上一位中年大嫂过来要给他擦洗身体，我告诉她们这个伤员伤势比较重，尽量少搬动身体。于是，大嫂拿来一把大剪刀麻利地剪开了伤员浸满血水与泥水的军装，并为他里里外外清洗干净后换上了新的军装，顿时，一个清秀英俊的小伙子呈现在我们面前。
　　 对这位伤员，我们医护人员都非常担心，一是怕伤口继续渗血，说明胸内还在出血。二是怕体温继续上升，伤口感染恶化。按照医嘱我每半个小时为他测量一次血压，一个小时测量一次体温，时刻关注着伤员的生命体征。那位大嫂和卫生员也一直陪伴在伤员左右，像照顾亲人一样尽心尽责。在军医的正确治疗和我们精心护理下，伤员的血压逐渐回升，体温也下降了，伤口再没出现新的渗血，可爱的战友终于摆脱了死神的威胁转危为安。
　　 由于下来的伤员都是外伤,敷料用量特别大。为保证治疗，根据伤情，需要裁剪大小不同的纱布，工作下来直累得手腕发麻后背酸沉。但大家都毫无怨言，想想负伤和牺牲的战友，这点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每天休息的时间很少,一直处在精神高度集中状态。当时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让死神从我们手里把这些可爱战士的生命夺走。虽然我们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天天救治血肉模糊体无完肤的伤员，早已感同身受，仿佛瞧见战友们在阵地上奋力拼杀的情景。让我深受感动的是，收治的伤员们个个都很勇敢、顽强，为了国家的安危和民族尊严，他们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其中有一位重伤员，腹部遭越军枪击，肠子已露出体外，他自己用急救包包扎一下，仍继续坚持战斗，被战友发现后强行抬下了火线。送到我院时已高热不退。军医非常担心，怕感染引起腹膜炎进而危及生命。
　　 那时没有B超，一时无法确诊伤员腹内真实情况，而腹部探查术必须要在没有感染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于是遵照军医医嘱，滴注两种抗生素抗感染，结果仍不见好转。那天正好我上护理班，给他测体温时已接近40度，我立即用纱布蘸着酒精在他四肢内侧擦试，再把蘸满酒精的纱布放在额头上做物理降温，由于伤员体温太高，薄薄的纱布很快就干了。我急忙跑到学校小卖部想买些棒冰，结果也没买到。情急中回到护士站，拿起毛巾浸湿后放在他的额头上。我不停地更换着毛巾，希望通过物理降温让伤员的体温尽快地降下来。其间军医让给伤员打退热针，只维持了两个小时体温又回升了。我把测量结果告诉了军医，几个军医经过商量后决定，马上做一个抗敏试验，有针对性的应用抗菌素，再适当加上小剂量的“可的松”经过我们全力抢救，伤员的体温逐渐趋于正常，于当晚12点紧急转送到后方医院。
　　 在前线的紧张战斗和恶劣环境中，伤员初期的死亡率相当高，主要问题是后送困难，引起伤口恶化感染，原本不该终结的生命，却像花儿一样慢慢枯萎凋谢了，令人痛惜。一般作为打穿插的部队，尖刀连一路渗透向预定位置开进，缺乏后勤补给保障，伤员要靠自己就地处理，甚至连烈士遗体都来不及掩埋。可想而知，能够活着下来转到我院的伤员有多痛心。
　　 今生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广西兵，在我给他换药时，恰逢他所在部队的参谋来看望他，当听参谋说到他们班除他以外，其余战友全部牺牲时，堂堂七尺男儿竟然嚎啕大哭,同病房四个其他部队的战友也泪流满面。那悲痛欲绝的哭声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也让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痛苦不在受伤的躯体，而在内心。当得知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时，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痛。没有亲历过战场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这种难言的痛。至今我都无法忘记那撕心裂肺的一幕，他那悲痛万分的表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也让我生平第一次深深的体会到“战友”二字的真正含义和分量。至今我忘不了那张被痛苦扭曲的脸，他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这些官兵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环境，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从1979年到现在34年一晃而过。而战地救护那段亲身经历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在我的记忆里，始终忘不了那些被我们救治过的伤员战友，他们就象我的亲兄弟一样。母亲抗美援朝的经历和情感，拍打着我的心灵，冲刷着我的思绪，我沉浸在感动之中。在我从军十多年军旅生涯中母亲的一切，都几乎潜移默化地溶在了我的血液里。我和妈妈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女兵，在战争这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全心全意护理着我军将士的心是一样的，阶级感情也是一样的，对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感情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在不同战场我们共同走过了一生中一段最难忘的艰难历程。
　　 感谢母亲给了我生命，也传递给了我一种精神，一种为祖国而战、勇于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我们要传承发扬这种精神，让这种精神代代相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