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人类已跨入到二十一世纪，而在历史长河当中，一些人和事没有留下什么记忆，或许早被人们遗忘了。可历史终归是历史，一些遗忘的记忆终究会被人找回的。我不止一次在梦里看到伯父那张慈祥的笑脸，而且常常听到他老人家的问话：“你现在过得怎么样，为国家做的贡献大不大？”是啊！如不将深藏在心中的怀念对人讲出，我会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痛不欲生。
　　 我的老家在陕西省礼泉县城东的尖张村，祖父王建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在彬州师范、同州师范（今大荔师范学校）任教，并兼任教导主任。后来他出任西安教育局督学，先娶南堡子（礼泉城南）杜蒲英为妻，生有三子。后在西安与小其二十三岁的学生陈桂芳女士结婚。
　　 伯父王泉当时正在西安上中学，得知祖父要与陈桂芳结婚的消息后，悲痛欲绝，急忙从西安跑回了礼泉。见到母亲（我的奶奶）后，他与慈母一起哭了不知多少天，经常不吃不睡，一个人独自痴痴发呆。乍看起来伯父两眼圈发黑，脸色苍白，无精打采的，全然像是变了个人似的。终有一天伯父离家出走，不知去向。父亲王勤政也从西安跑回老家尖张村，向母亲道别。母亲给了他两元银圆，作为出门的盘缠，他一直舍不得花，独自从礼泉出发，徒步要饭走到了陪都重庆。父亲报考了黄埔军校并通过了文化课考试，终因身体不合格，未被正式录取。在国难当头时刻，父亲响应蒋委员长“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头颅十万血”的号召，弃笔从戎，毅然参加了中国远征军。父亲曾任国民革命军新一军《精忠日报》战地记者，拍摄了包括史迪威将军、孙立人将军、郑洞国将军在内，中国远征军将士与日寇鏖战于印缅战场的许多珍贵历史照片，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内。
　　 伯父到底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终有一天，家里人收到了一封来自山西的信件，方知伯父与好友符浩一起去了延安。前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回陕考察时，在陕西省委党校一次谈话中提到，自己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与王泉一起去延安参加革命的。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伯父加入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先后参加了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抗战期间一直在山西太行山打游击。抗战胜利后，伯父随大军从胶东半岛出发，挺进东北，先后参加了四平战役和四保临江战役，曾任第四野战军机关秘书长。后来伯父追随林彪、罗荣桓元帅，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两广战役，一直随部队打到了海南岛，解放后出任中南军区机关秘书长。
　　 由于伯父戎马倥偬，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直到一九五二年春节过后，即将奔赴朝鲜战场前夕，才与在中央军委电影放映队工作的黎娜结婚，伯父当时任三十九军一一六师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二年六月，一一六师在金川郡右城里召开军事会议时，遇到了敌机轰炸。伯父临危不惧，指挥大家紧急转移，躲入防空洞。一架敌机突然朝伯父扫射，他的警卫员扑倒在他身上，他用力一滚，警卫员得救了，而伯父却永远长眠于朝鲜的土地上。他是陕西在朝鲜战场阵亡的团级以上干部级别最高的烈士，现葬于沈阳北陵公园志愿军烈士陵园内，实际上是一个衣冠冢。一九八四年五月，《西安晚报》记者在其《朝鲜纪行》一文中，写到“让我们记住在朝鲜牺牲的团一级以上的陕西乡党名字吧”，提到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王泉”。
　　 叔父和父亲得知噩耗后，悲痛欲绝，忍不住放声大哭。礼泉县政府决定要在村里唱大戏，悼念伯父的在天之灵。叔父和父亲得知后硬是不肯，生怕让多病的奶奶知道后，痛不欲生。为了安慰奶奶，叔父和父亲隔三差五就买回一些水果糖、糕点、水果，说伯父在云南当军长，工作忙顾不上回家，这些东西是伯父托人捎回的。可怜的奶奶，一直到死，也不知伯父的死讯。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段历史记忆的颜色渐渐发黄，也许早被人遗忘了。一九九三年七月，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的领导来到了礼泉县尖张村，询问了家中的情况后，取走了许多当年伯父的家书，存入烈士陵园档案馆内，供后人瞻仰。在我追寻婶子下落时，烈士陵园的领导说：黎娜一直在中央军委工作，后与农业部一副部长结婚。那段被遗忘的记忆终究会被找回，那个久远的历史钟声终究会被后人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