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战友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首亲切的歌词在我耳际响起的时候，毛张苗伯伯慈祥的音容笑貌即刻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由衷赞叹老一辈人亲如手足的战友情谊。
　　 我的父亲和毛张苗伯伯是老乡同是宁波人，父亲是宁波鄞县人，我爷爷早已去世，靠奶奶做手工活养活全家，1944年父亲参加革命。毛张苗伯伯是宁波奉化人，出生于贫苦农家，1943年8月参加革命，和我父亲同在谭启龙领导的三五支队，他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抗战时期浙东解放区敌我形势非常严竣残酷,为应付敌伪顽军大清野大扫荡,浙东区党委决定主力部队以连为单位与敌人周旋,当时敌我力量悬殊有许多三五支队战友被敌人枪杀在枪口下。在三五支队最困难时候,我父亲和毛张苗伯伯随着部队转战在四明山区，历经无数次生死的战斗，一直到1945年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19日中央和华东局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9月底我苏浙军区二纵队奉中央命令北撒,9月20日电令驻浙东苏浙军区二纵队何克希,谭启龙一万五千余人撒离浙江星夜北上。部队接令后立即分批从三北经钱塘江杭州湾到达苏北，当时部队集中在鄞县鄞江桥,四明专署组织部长召集排以上干部进行动员,说明北撒意义和要求,当地鄞江区政府立即组织力量用粮食兑回群众手中的抗巾（一元换半公斤）,对地方干部也作了安排。三五支队在地方上召开了告别会,张贴了《告别浙东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书》。当地百姓万分留念三五支队这支人民的队伍，为了革命需要，我父亲和毛张苗伯伯被编为新四军一同北上。
　　 1945年11月部队在涟水整编，中央华东军区组建成立华野第一纵队宣布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政委赖传珠、副政委谭启龙，贺学敏参谋长，何克希为一纵副司令员，张文碧为主任。在山东当地的党政领导为了照顾南方入鲁作战的新四军，把大米面粉小米供给新四军部队,山东八路军部队自己吃杂粮吃煎饼。山东人民对人民子弟兵的厚爱深深感动了新四军的干部战士们。在山东，我父亲和毛伯伯学会了吃煎饼大葱。在解放战争我父亲和毛张苗伯伯随着部队打了一个又一个战役，虽然我父亲和毛伯伯是同一部队却不在一个连队，但每次战役下来都在关心着对方的消息，时刻牵挂着对方安危直到全中国解放。
　　 1950年1月我父亲担任20军60师178团二营副政指，毛张苗伯伯也在178团担任第五连连长职务，那时178团主要的任务是水上练兵准备解放台湾。直到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盗用16国联合国名义任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侵朝总司令,此时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并叫嚣要到鸭绿江过感恩节。为保家卫国，党中央决定抗美援朝。
　　 1950年11月初我父亲和毛张苗伯伯随着部队坐上了火车赴朝参战。在朝鲜我志愿军共打了五场战役，1951年5月中旬，在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中，我父亲与毛伯伯的所在的178团的主要任务是过昭阳从美山里直插王马寺，截断伪79二师结合部切断伪39二师退路。在我炮火掩护下我军仅用9分钟突破昭阳江前沿，当时60师是一个尖头178团二营是尖刀营。60师参谋长蔡群帆政治部主任徐放随队指挥前进，可见师部对这次战役是何等重视。178团二营刚开始四连为尖刀连，由于歼敌心切追敌而迷失方向，营长唐妙根是二级战斗英雄，他命令六连为尖刀连派通信员召回四连随队前进，结果六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迷失了方向。时间已经一秒秒地过去了三分之一，营领导们心急如焚，那时五连是营预备队，营部最后决定把这个攸关全局的重任交给五连去完成，时任五连连长的毛张苗伯伯临危受命带领五连一夜奔击120里路直奔穿插王马寺。
　　 毛伯伯带领的部队在异国作战不像国内可以找向导,只能靠手上一个指北针带领部队前进．朝鲜山多地形是相当复杂的，曲曲弯弯的一条又一条的山沟很容易迷失方向。毛伯伯在军用地图上找到了部队前进的方向——东南，队伍肃静地迅速地搜索前进。而敌人在亭子里（去五马峙中途的一个村子）周围山上布置了一个团的兵力堵击我军。毛伯伯的连队抛开两侧敌人，猛插入敌人的心脏。几位炊事员与敌人遭遇了，毛伯伯指挥六班增援，炊事员配合六班打垮了惊慌失措的敌人，活捉敌人十八名。这时，正面与侧面都打起来了，毛伯伯五连是三面受敌，敌人的炮火封锁了五连的前进道路，情况十分紧急。而这时我父亲带着队伍靠着军用地图和指北针，向柏子洞前进。柏子洞西边七○○高地有伪三师一个营在守备。部队搜索组已扑到铁丝网边，敌人到这时还未发觉我军已经到了他们眼皮底下。
　　 深陷重围的毛伯伯判断敌人是不了解情况的，是在恐慌地盲目地打枪打炮，只要部队动作迅速，插进敌人核心地段，就会造成敌人的更大混乱。“插到敌心脏，就是胜利！”毛伯伯下定了决心，立即进行攻击部署。布置六○炮班长崔登山对敌人重炮位置射击。班长崔登山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我军的火力位置，机动地边打边前进。为了动作快，他不用炮脚炮板，把炮筒抱在手里打，连打十五发，敌人的重炮阵地被我六○炮压倒了。毛伯伯又命令七班插入敌人侧后解决敌炮兵阵地。七班长包志唐率领全班以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三十余名，直插敌人炮兵阵地。毛伯伯率领八九班火力猛击正面敌人，在五连两面夹击下，敌人狼狈地溃退了，毛伯伯带领部队很快占领了亭子里。在这里共活捉敌人三十余名，毙伤敌五十余名，并缴获三门化学迫击炮。五连一直插到五马峙中心。
　　 这时我父亲带着队伍也赶到了,敌人再也没能阻挡住我军的前进的步伐。五马峙西边是六百公尺的高地，下面是由此向南的一条宽广平坦的公路。在我各路大军攻击下向西南奔逃的敌人，汽车炮车乱作一团，我军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使本来已经残乱不堪的敌人更加混乱了。此时按照师部战略部署，二营到达了指定地点，一排二排迅速占领了公路两侧的高地，二班长冯玉安率领全班与敌混战，活捉美国顾问三名。我父亲率领三排迅速插到六○○高地南端，惊魂未定的敌人再也没勇气抵抗了，丢掉大批辎重，纷纷南逃。最后一股敌人逃跑方向和我们一致，在部队尾随追击无形中，敌人却无意间成了我军的向导。
　　 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志愿军会有这么快打到眼前。伪戴兴军团长听了部属报告我军已经到了王马山寺，他将信将疑：昭阳江距离30公里，难道是天兵天降？而且一路上都有阻击部队，这个结局使他难以置信，这是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五连的奔击起到了出敌不意的效果，先后击溃敌军13次阻击，打垮敌军一个化学迫击炮营和号称“精锐之师”的“白虎团”大部，歼敌百余人，切断敌军两个师的南逃之路，为部队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围歼敌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此毛张苗伯伯荣立一等功，获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出席全军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五连立集体一等功，获“尖刀连”光荣称号。1953年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三级国旗勋章。在这次战争中我父亲也立了一次三等功上级颁发一枚三级勋章和一枚军功章。
　　 1955年1月毛张苗伯伯在第178团任副团长，我父亲在16旅和毛张苗伯伯共同参与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１月18日8时，我军开始火力准备，14时29分，我60师178团二营首先从乐清礁北山湾登陆，迅速占领滩头前沿，接着向纵深发展，随队指挥毛张苗伯伯副团长命令二营快速登陆。14时33分，180团二营也在胜利村西侧田岙湾登陆，并向纵深发展。接着178团二梯队一营登陆成功，登陆后均遭敌顽抗。２０３高地是一江山岛的核心，固守的都是最顽固不化敌军分子，敌人炮火密集得如同筑起一堵围墙。我连长当场牺牲，举旗手毛坤浩接近到敌战壕时第三次负伤倒下，这一幕都被指挥所里负责解放一江山岛的张爱萍将军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我军红旗从视野中消失。
　　 张爱萍将军命令强击机向２０３高地轮番俯冲，并以海上舰炮封锁敌火力点。强烈炮火轰击造成的巨大气浪让敌人站立不稳，根本无法反抗。待烟尘散尽，红旗再一次竖起来向顶峰冲刺。在张爱萍将军的望远镜中，它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出现，牵扯着指挥所内所有人的心。张爱萍将军深知军旗是军队的灵魂，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只要它在胜利希望就存在，最后一个举旗的旗手是五连通讯员陈寿南，突击组冲上主峰时只剩下３个人，一面旗帜烧成焦片伤痕累累。张爱萍将军见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满目焦土，尸横遍野，征战了几十年的他内心里也不禁惨然。师参谋长王坤报告，第一梯队各营已转入防御，第二梯队各营正在肃清洞穴内残敌清扫战场。这时主攻团副团长毛张苗伯伯上前报告，登上２０３高地发现对面１８０高地上有一伙人举着红旗突击，而根据协同作战计划，参与解放一江山岛友邻部队包括我父亲所在的16旅，在胜利坡方向登陆应该由西往东打，这伙人怎由东往西冲。况且攻打一江山部队所举红旗应该与这边红旗大小一致，绝不会是小旗子。他断定这是敌人耍花招，伪装我军突围，当即组织两挺重机关枪封锁逃路，一番扫射，没被打死的敌人又逃回山洞。张爱萍将军当场表扬毛张苗伯伯，并叮嘱大家要彻底做好肃清战场的工作。
　　 一江山敌人的表面阵地在飞机轰炸、喀秋沙猛烈轰击下大部被我军火力摧毁，但暗堡里敌人未消灭，使我父亲16旅和毛伯伯部队遭受到一些伤亡，牺牲了不少战友。这时二营营长孙荣、二营政教平涛两人商量后用决定分小组动作、采用喷射器将敌暗堡逐一加以消灭。两小时后岛上枪声平息。此役威震中外，也是我国解放后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的一次实弹演练。在张爱萍将军统一指挥下，此战役俘敌中校王辅弼及下属567人，岛上蒋军无一漏网，我伤亡几百人，付出了很大代价。一江山战役结束后，我父亲16旅留守大陈岛、在工作间隙，我父亲登上山顶，站在一江山岛解放烈士山上，我父亲看到那些熟悉的战友名字心潮起伏，他深深地知道，今天的胜利是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我们活着的人要继承他们的遗志，保卫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来之不易的胜利。
　　 1960年1月2日，我父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备第81团副政委，1963年为守备81团政委。我父亲在东海前哨大陈岛工作长达4年之久。我父亲和毛张苗伯伯虽然分开了，60年代我父亲任独立一师副政委毛张苗伯伯任20军60师任副师长，但他们之间友谊却一直延续着。
　　 记得有一年我父亲带着我到住在长生路上的毛张苗伯伯家，我只记得毛伯伯家住在西湖边，父亲牵着我的小手走进一个石墙门的院子里，在我的印象里毛伯伯家好大，地上是地板。对我们得到来毛伯伯非常高兴，他把我抱到一个大藤椅上。那时候没有电视，我静静地座在藤椅上看着父亲和毛伯伯交谈盛欢，他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低声细语，在不知不觉中已近晌午，毛伯伯喜欢饮酒，挽留我们一起吃中饭，饭后，父亲带着我向毛伯伯告别，临别前毛伯伯希望我们多来他家玩。以后我长大参军后也经常从父母口中得到毛伯伯的消息。
　　 1985年12月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家看父母，一进门我就觉得跟往常不一样，原来我每次回家父亲一定坐在客厅间等我，这次却没有看见父亲。母亲告诉我你毛伯伯走了。我走进父母卧室，看见爸爸低着头坐在书桌前眼晴湿润了，这世界上没有比失去最亲密战友更悲痛的事了。
　　 转眼间，毛伯伯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毛伯伯和我父亲友谊不会因为毛伯伯去世而中断，因为毛伯伯还活着，他永远活在了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