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实说，我不大相信这世上有鬼。
　　 我的胆子从小就大，同龄的小伙伴对棺材连看都不敢看的时候，我就敢坐上去。我七岁那年，村里一位长辈死了，我们一帮小孩子去玩。到了晚上，院子里没人，腥红色的棺材在几盏黄色灯笼的光影里显得格外刺眼。伙伴说他愿意用他那把漂亮的木枪赌我没有胆子坐上去，结果我坐上去了。这没什么了不起，死人的能耐比不上一只蚂蚁。
　　 我十五岁的时候，一个同学的爷爷得了怪病，整天躺在炕上。我有时去他家玩，若正巧屋里没有别人，他会指指旁边的水壶，让我给他倒杯水，或者帮他把枕头往里掖一掖。可是事有不巧，有一天下午我又去了，屋里没人，老人的喉咙里咕噜咕噜直响，我走进一看，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全是黑眼仁。我以为他要说话，就问他，爷爷你要什么？他一直咕噜咕噜，我觉得不好，跑出去喊人，没人回应我。我再回去，他只剩下噜噜噜地响，我又跑出去，他的一个小儿子正往院子里走……
　　 老爷爷死了，我听到的那最后一声，用当时的话讲，是他咽气了。我后来有点害怕，在他最后的时刻，我没有帮他，他会不会晚上回来找我？我才十五岁，刚上初二，我问物理老师，她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说不会。老爷爷埋掉那一天晚上，我发了高烧，被连夜送去镇医院，大夫说，晚来可能就没命了。
　　 我毕业后，在一个边远的小镇做科研工作，每天开着一辆没有灯的拖拉机，往返于基地和实验站。晚上回基地的时间一般都在天黑以后，我胆子大，没灯也不怕，我熟悉那条路，有时借着星星月亮，一样开得飞快。
　　 第二年水稻插秧结束后的一个雨天，那条路上有一个地方撞死了一个人，听说是个年轻媳妇，法医就在路边给她做的解剖。那些破烂衣物，一连几个月都扔在路边的荒草地上，远远都能看到。科研所的每个人坐我的拖拉机经过那里时，看都不敢看，只有我不怕。
　　 两个月后，也就是到了九八年八月初，洪水几乎肆虐全国。科研所地处两大河流交汇处，老天又雨水不断。眼看实验站有被水淹的可能，我们决定把实验站的一些重要设备和粮食拉回来。那天夜里，天黑得像一块油布，我拉着一车设备和粮食赶回基地，只有一把手电，车上还有一个同事。
　　 走着走着，车子突然熄火了，柴油是早上加满的，机油也新换过，以我的经验找不到任何熄火的原因。两个人轮番起车，刚起着，走不上两米又灭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在荒郊野外，天又下着雨，没办法，只得钻进拖车底下躲雨，希望能等到一辆经过此地的机动车帮一下。
　　 我们没有等到一辆车，当我们等到天亮钻出车底，才发现那堆死人的破烂衣物就在我们旁边。被寒冷和疲惫折磨了一夜的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只是觉得太巧了。我们试着再次起着了车，居然可以走，于是冒着雨回到了基地。
　　 那时实验站还没有安上固定电话，我们在外面冻了一夜，基地以为我们在实验站没赶回来，实验站以为我们当晚已经回到了基地。我们把这一夜的遭遇讲给大家听，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那个死过人的地方闹鬼。从那以后，我每次开车经过那里，心里都有一点不自在。
　　
　　 二
　　 我在初二的时候，有一篇作文被语文老师大加赞赏，成为“模范作文”，从那以后，我就梦想将来成为路遥那样的作家，他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我至少看了两遍。然而直到我毕业，我的作家梦一直只是个幻想，我没有真正为此付出过行动，像路遥在艰苦条件下依然有的创作激情，我也没有过。
　　 工作以后，我又开始了所谓的写作，偶尔有一两首打油诗被同事们“传诵”，却成了我的笑料。然而我心里并没有退缩，有梦想总比没有好。我开始找机会阅读大量的经典短篇小说，后来模仿各个名篇开始写。
　　 那次雨夜莫名其妙的遭遇之后，我壮着胆子把一篇自认为很得意的短篇小说投到一个熟悉的文学杂志社，得到的回复是：“主题不明确，人物不鲜活，还需继续努力。”不管怎么说，编辑还是看了我的小说。我第三次得到的回复是“还需继续努力”，我心里有点退缩了。我想我至少应该知道我的不足在哪里吧？阅历不够？基本功太差？抑或干脆告诉我不是这块料，我也就彻底放弃作家梦了。
　　 也许老天故意捉弄，当我第九次把小说投给那家文学杂志社后，很快得到了回复，说可以发表，但要进行较大的修改，特别是结尾要有个明确的结局，而不是原来那样给读者留个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一时不懂编辑为什么这样做。我问主管玉米杂交工作的张教授，他说，想继续写小说，就先听他的，不想写就收回来自己看，没什么。于是我同意了，过了一个月，我收到了样刊。高兴的同时，也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发表出来的那篇完全不是我的风格，拿去给《故事会》倒还合适。
　　 心里的不快，使我把所有准备写的稿子和已完成的小说都付之一炬。我一边烧炕（北方人在炕上睡觉，睡前要把炕烧热），一边把那叠厚厚的稿纸一张一张投进火里，我想我得把它们忘了，我不是这块料，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呢。
　　 烧完了炕我就先睡了。
　　 我梦到了那个湿冷漆黑的夜晚，我们两个人在拖车底下紧挨着互相取暖，雨还没有停。我突然看到远处的草地上躺着一个人，我对同事说，看那边有个人，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躺着吗？他说你是不是发烧了，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啊。不一会，那人站起来了，走到我们车旁，浑身水淋淋的，看不清面目，一说话，听声音是个女的。她说她太冷了，想借个火，我说我们也没有火，再说天正下雨，有火也没有干柴呀。同事问我，你在跟谁说话，我说你眼不好使啊，这不是个人吗？我又对女人说，我同事喜欢开玩笑。同事急了，说真的没看到啊，我说那好吧，你自己出去看看是不是一个人，我就把他往外推，边推边喊他出去……
　　 同事把我推醒了，说我：“疯了，你喊谁出去呢？”我们当时四个人睡一铺大炕，他看完电视先回来睡觉，正要进他被窝的时候，听到了我的梦话。我坐起来愣了半天才明白是个梦。我把梦里的事跟他讲，他说不用担心，可能是你的小说被人家改得面目全非，心里不高兴，脑筋又沸腾了。
　　 过了好久我才睡着，梦里那女人又出现了，她厉声问我，为什么把纸白白烧掉了也不给她取暖。我再次醒来时，天还没有亮。
　　 我想我曾说过不怕鬼的话，也许现在收回来，为时不晚。
　　 我把晚上做的恶梦讲给张教授，他脸上现出一丝笑，那笑容很让人费解。张教授在是福利院长大的。他给我们讲过，福利院旁边有个坟场，他小时候，那坟场就是他们玩耍的地方，采蘑菇，捉迷藏。福利院旁边的养老院里经常死人，死了也很简单，没有吹吹打打，也没人来烧纸，拉到旁边的坟场一埋了事。有时若遇上某个死者的家属上坟的时候摆些供品，他们小孩子就等人家走了，好去抢，当时也比着看谁第一个抢到。
　　 张教授说，“我们抢了死人的供品都不怕，你只不过路过那里，怕什么？”我对张教授的话感到很意外，因为我从未说过我害怕路过那里，况且大家也知道我胆子大。看来张教授早就看穿了我，我的胆大与小时候的胆大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我表面上不害怕，潜意识里还是害怕的，于是，梦里就出现了那个场景。“心理作用罢了”，张教授最后说。
　　 既然得到了“合理”解释，往后的日子里，再也没有做过类似的梦，也许这就是张教授所说的心理作用吧。只是再路过那里，无论白天黑夜，心里都有一点不自在。
　　
　　 三
　　 一直到九九年的四月份，我没有再写小说，一切都是老样子，花开花落，似水流年。我想我真的一事无成了，在偏远的科研所里终老一生，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转念想想，生活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吧。
　　 普鲁斯特曾是富家子弟，他那时的生活好吗？不能算好，他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时候，生活更糟；卡夫卡呢，相比普鲁斯特，他应该更不幸吧，从他的《变形记》和《判决》就可以看出，他心里很痛苦。
　　 我仅仅因为未曾相识的编辑的主观意见，就把自己的写作梦想付之一炬，怎么想怎么亏。也许杂志社的编辑早就换了人，我开始遇到的和最后遇到的是两个人，可能一个认真，一个较真儿，也可能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阅历、视角、文学修养、审稿时的心情等等，都可能影响我的小说“质量”。
　　 过了五一劳动节，我终于决定再写小说。那时水稻正忙于大棚育秧，接着又是大田插秧，每天从实验站回来，累得连上炕的力气都没有。别人吃完了晚饭，洗洗就睡，我却要在办公室里写小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精神头儿，也许因为我还年轻吧，我才二十四岁。
　　 插秧的时候，所里临时雇了几个当地的年轻人，其中有个小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发，大眼，一说话，脸蛋上现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别看她年龄小，插秧可不比别人差，秧分得匀，线走得直，深浅合适。插完一个小品种（大约四分之一亩），大家要休息几分钟，不然腰是受不了的，可她偏不。到吃饭的时候，她的笑声又最多，她唯一不足的就是没有上过学。
　　 插秧结束后，我决定以她为原型写一篇短篇小说。她生长在偏远农村，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然而她对生活充满了热忱和乐观；没有文化，生活却比我们幸福；我虽然算个“知识”分子，有点文化，可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迷茫。这种鲜明的对比，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于是我就准备写小说《秧田里的姑娘》。她当主角，“我”当配角，她的故事是明线，“我”的故事是暗线……
　　
　　 五月二十三号，所里派我去比较远的白山镇的实验基地看一看。由于事发偶然，走的时候很匆忙，只准备了些随身衣物和纸笔。没写完的小说稿子自然也带着，因为依着计划，怎么也要住上三五天，我想有空闲就把它写完，不管是好是坏，首先要尽力，再者也算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心愿。
　　 临走的头天晚上，我照例先写日记，后写小说，等我把《秧田里的姑娘》的草稿打完，差不多十一点半了。我正坐在办公桌前深思这篇小说如何开头，突然听到一声门响。我浑身哆嗦了一下，声音太突然，深更半夜的怎么会有人敲门？“咣当”一声，门开了个小缝儿，我回过神儿来，起身去看，走廊里黑洞洞的。我想，大约是张教授养的那只花猫撞的，正好也到休息时间了，我就回到宿舍钻进被窝睡了。
　　 我又梦到了那个湿冷黑暗的夜晚，我和同事在拖车底下避雨。那女人又从草地走过来，看不清面目，浑身水淋淋的，问我有没有火可以取暖，我说没有，天正下雨，有火也没有干柴，她说你不是又有纸可以烧了吗？我很纳闷，就问她，你怎么知道我又开始写小说了？她说，你有纸，就该帮我取暖，我快要冷死了。我猛然意识到她是个死人，我怎么跟个死人说话呢，我问她，你不是已经死了吗？她说，你不知道我死的有多可怜。我害怕极了，想钻出车底，同事拦住我……
　　 我再次从梦中醒来，睡意全无。
　　 天大亮了，我索性起来收拾东西，五点半，我乘坐第一班汽车去了白山镇。
　　
　　 四
　　 白山镇的这块水稻实验地，离大河较远。四月份，引水渠还能引上水来，五月份天旱就没有水了，进了中旬，实验地只好自己打井取水。井水比较冷，对水稻秧苗有影响。眼看要进六月份了，还没有插一棵秧，如果进了六月再插秧，有些晚熟的小品种可能会受影响，这一年的实验就没有意义了。时间紧迫，农科站的负责人又不敢自作主张，所以科研所把我派来看看具体情况。其实我来了也没什么用，只能按原来的想法做，先取井水晒田，太凉了确实不行。
　　 既然不得不如此，我只好先住下。原来我以为农科站会给我找个招待所，住几天就走，但看这情形，至少要十天半月。所里经费又紧张，我就给王站长说，在附近给我找个房子，跟谁住没关系，离实验地近，安静就行，租金给他三十块钱，算一个月的，应该很好找，再说我最多住半个月。其实我心里是想，找这样的住房，至少晚上很安静，可以安心写作。
　　 王站长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答应了。下午到实验地看了看，回来吃过晚饭，他就带我去了一个近处的农家小院。
　　 院子朝南，铺红砖的小甬路从栅栏大门直到房前的台阶；甬路西侧种着两畦韭菜，像从没人割过，东侧还没有翻地，满地是早已枯萎残败的茄子秧、辣椒秧，里面夹杂着一些烂树叶，看来主人春耕太忙了，小小的菜园还没有来得及侍弄；甬路旁边有一些刚刚长出来的串红花，长着嫩绿的小叶子。
　　 砖房，红瓦，天蓝色的木框玻璃窗，窗台下散落着一些塑料花盆，都没有栽花，倒是有几株杜鹃，可惜早已死了。
　　 走到房门前，我满以为主人会出来迎接。
　　 “方技术员，”王站长突然站住说，“我就不进去了，屋里我看过，挺干净的，烧炕的柴禾在那儿！”说完，指了指栅栏大门外的一垛玉米桔杆。
　　 “哦，那好，你忙你的，都讲好了？”
　　 “讲好了，钱他没要，你住着吧，多久都行，烧火的时候注意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