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医】
　　 我们镇上的黄医师在行医之前是个石匠。黄石匠祖宗八代都跟石头打交道。他初中毕业以后本来想做画家，因为在学校搞墙报板报他会画那么两下子，初中毕业时正赶上大队搞阶级斗争图片展览，大队干部也请他去画了几幅，他就认为自己有拿起画笔靠画画吃饭的资本了。可是他那砸石头砸了一辈子的老头子一定要他接班做石匠。他老头子说，阶级斗争图片展览一年到头也就搞那么一两次，靠这个挣工分你得饿死。没办法，父命难违，只好认清形势面对现实，做画家的事得从长计议吧。
　　 后来年青的石匠没有做画家却改行当上了医生。日后黄石匠大发感慨，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医生。确实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就使年青的石匠扔掉铁锤錾子，拿起听诊器手术刀干起了为广大贫下中农社员救死扶伤的行当。
　　 那些天，黄石匠在大队院里雕方石，为计划新建的大队部的大门备料。对面就是大队卫生室。大队卫生室的骨科名医老卡对治疗骨伤很有一套，对那些天生畸形的或以前受伤未得到有效医治变形的，他就用木头锤子把患者手脚上畸形或变形的部位砸碎重新矫正接骨。有的歪打正着能治好，有的正打歪打也没用，不但没能治好反而让人更残，所以有人夸也有人骂，老卡就成了毁誉参半的土医师。那天来的是大队支书的侄子，要把小时受伤没治好的歪手腕砸碎重治，老卡犹豫不决木锤子举了几次又放下。平时不管是谁，他抡起木锤子就砸，满脸横肉咬牙切齿眼都不眨一下。这样，他就把正在院子里挥铁锤操錾子雕方石的黄石匠叫来帮忙。血气方刚的黄石匠可不像老卡那样瞻前顾后缩手缩脚，抡起木锤子来老卡叫砸哪就砸哪，表情轻松动作敏捷跟砸石头似的。随着土医师老卡再一次歪打正着把支书的侄子治好，支书一句话黄石匠就时来运转成为大队卫生室的医生。由此，黄石匠总结出了一条经验，做医生的首要条件是胆大，只要胆大石匠也可以做医生。
　　 跟在老卡的屁股后面转了几天后，我们镇的黄石匠——这时候叫他黄医师的人还不多——开始瞧不起师傅了。他觉得老卡医术还勉强过得去，但是胆子不够大，经常畏首畏尾放不开手脚，让很多患者坐失医治良机。再说，治个歪脚跛脚什么的怎么个治法也是雕虫小技，成不了大气候。他要超越师傅，立志治大病，不想治大病的医生不是好医生。什么才算是治大病？就是开膛破肚改头换面。说详细一点，就是谁的五脏六腑出毛病不必跑到县城更不必跑到南宁的大医院去花那么多钱还不一定能治好，镇上堂堂的黄医师——久不久也碰上一两个人叫他黄医师——就能诊治，而且保证药到病除。更令人欣喜的是，他不收医药费。他都在生产队拿工分了，还收费干什么呢？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啊，镇上人都竖起大拇指夸耀：我们的黄医师大大的好！
　　 可是，问题马上就来了。黄医师治病是不收费，谁敢给他治呢？或者说，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拿生命来让黄医师初试牛刀？没有。连开口闭口言必提马恩列斯毛的支书都摇头叹息，老子要是能活两次，就豁出一次性命让黄石匠（支书一直叫他黄石匠）试拙手了。是啊，人只活一次，一个活人交到黄医师手上，要是黄医师稍有不慎失手那就一去不复返了。这个世界真正视死如归的人并不多，尤其在和平年代。不占天时地利人和，纵使黄医师有豪情壮志那也是灰堆上画马（壮话歇后语，纸上谈兵的意思），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医疗计划只停留在嘴皮上，两杯米双酒下肚后喷几把唾沫让众人听着开心而已。有时候，他手痒得不得了也拿猪狗来试刀，猪狗弄死了就有肉吃，弄好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猪狗再贵也不过几十百把块钱一条，人命能讲价钱吗？
　　 不能给病人开膛破肚改头换面并不影响黄医师成为我们镇上的名医。名人有伟大创举一鸣惊人的，也有熬年头时间长了就自然而然出名的，黄医师属于后者。老卡把人治死锒铛入狱，有的医师见老卡被民兵五花大绑揪上台批斗吓得赶紧跑回去把家里所有的中草药统统付之一炬，有的医师马上改行甚至有的见风使舵见人们时兴养宠物便改行做兽医。只有我们的黄医师坚守岗位忠于职守，默默地为镇上的贫下中农社员医治病痛。当然，他吸取了老卡的教训，不再用木锤子砸人家的手脚，而是采用保守疗法，即用草约敷。这样，治愈率不到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医疗事故的概率无疑比这更低，自然也不会有人埋怨他。只要不出医疗事故，人民群众就相信你，有病还是放心地来找你诊治。我们镇上的黄石匠就这样成长为名医了。
　　
　　 【翻译官】
　　 镇上有一个会说几种方言的人，大家都叫他翻译官。此时民间所理解的翻译官，就是电影里站在日本军官身边点头哈腰的那模样。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也就是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不可能去当翻译官，当了也不会得到承认。他没有给日本鬼子当翻译官，而是给另外一些人当翻译官，怎么说呢，就是当代翻译官，或者说是土翻译官。
　　 我们这地方，除了居住壮族人，也有一些外地移居来的汉人，还有一小部分瑶人。汉人又分为三部分，客家人、横糖人比较多，还有一小部分移居来专搞陶瓷制造的，我们叫他们窑人。这三部分人各说各的方言。那时候严格限制人员交往，你出门若是没有单位证明，民兵随时可以把你当流窜犯抓起来，直关到你所在的单位派人来领回去为止。若你所在的单位不派人来，那就算你倒霉透顶，你就有机会去蹲班房了。罪名当然是流窜犯。再查出来你是“五类”分子或其家庭成员，那就热闹了，揪上街游斗几天算是便宜你，强迫劳动改造几个月那一点不奇怪。这些都属于非正常交往。正常交往虽然不算多，也还是有。比如，来灭白蚁的，镶牙的，加工棉被，修理缝纫机、自行车、钟表什么，修理手电筒、打火机的也有，总之，是人民群众需要而本地没有人能弄，或者说本地人弄得没那么好的，本地姜不辣嘛。当然，来的都是正正规规之人，都有单位证明，保证没有前科，谁都知道民兵的厉害，来历不明的人一般不敢乱来。这些人来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就得找人当翻译，没人给翻译他们寸步难行呀。翻译这活就这样来了。
　　 翻译官有语言天赋，他十几岁就上水利工地，爱跟各方面的人交往，很快就学会了汉人的几种方言，还学会了瑶话。按掌握外语的水平来衡量的话，他就相当于现在的外语专家，也就是说他相当于既懂英语，又懂日语德语法语之类的。当初学这些语言，只是觉得好玩，没想到多年后，却摆上用场，还赢得了这么一个听起来温文尔雅的绰号。凡外地有人来到镇上，首先要来找翻译官，也就住在翻译官家里，翻译官就成为镇上名副其实的接待专员，而他的家也就起着接待中心的作用。甚至有时候上级机关来人，要下去进么实地调查，得叫翻译官跟去。所以，也有人说，这家伙吃两份粮，既当民间的翻译官，又当官方的翻译官。
　　 翻译官经常搞些恶作剧，他把外地人带到村里，外地人想学一两句问候之类的本地土语，比如你好、吃饭啦什么的，他没跟外地人实话实说，而是捉弄外地人寻开心。人家问吃饭壮话怎么说，他说见到男人你就说“搞你老婆”，见到女人你就说“想跟你”。外地人话一出口，就挨一顿骂。外地人不傻，知道受骗上当了。这时候翻译官也开怀大笑了。恶作剧经常发生，久而久之，外地人吃一堑长一智，平时就多了个心眼，不轻易上当了。
　　 做官方翻译时，翻译官一般不搞恶作剧，他心里比谁都明白，那些跟白蚁老鼠破铜烂铁打交道的家伙，说什么也不过是三教九流，再怎么惹他们都没事，在当官的面前你就不能乱说乱动，那可是老虎，除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可这翻译官有时候也是忘乎所以，老想把有些当官的惹一惹，他想拿有些当官的寻开心那感觉跟惹那些跟白蚁老鼠破铜烂铁打交道的家伙肯定大不一样。当然，他也是看人来的，也就是专挑那些软弱一点的来惹，那些神情肃然不怒自威的，他可是不敢乱惹的。不过，人都有看走眼的时候，何况，本来就是人不可貌相，相貌并不能说明一切问题。
　　 那天，翻译官带一个上面来的官员到一个瑶村去微服私访。他看那人长得又瘦又矮，一点官相也没有。这还不要紧，那人还很小气，掏出香烟来也不给翻译官递一支，自己点火把烟抽了，又把烟盒塞回衣兜里。翻译官就看不顺眼，就想怎么把这家伙整治一顿，让他尝点厉害。于是，进村前，那人问翻译官，见人打招呼谣话“你好”怎么说，翻译官就教他，男女打招呼不一样，见男的你就说“揍你”，见女你就说“搞你”。那人信以为真，进村见男的开口就说“揍你”，招来一片骂声，见女他说“搞你”，女的大喊大叫跑掉。那人疑惑不解，翻译官笑得前仰后翻。那人知道翻译官搞恶作剧，便打道回府。一路上，那人一声不吭，翻译官却大笑不止，捡了金牛似的。回到公社，那人只跟公社领导说了一句话，公社领导吓得面呈土色，浑身发抖，马上把武装部长叫来，几个人就找来一根绳子，把翻译官绑了起来。翻译官以为他们搞错了，叫喊起来。武装部长猛踢他一脚，告诉他，刚才叫他带路去下乡的那人是谁知道吗，那是县委书记！翻译这才一阵惊吓，不用武装部长再踢第二脚，他自己就瘫痪似的跪在地上了。
　　 翻译官马上就被民兵押上街游斗。他敲着一面锣，敲一阵就对众人说，今天我给县委书记带路去下乡，故意挑拨干群关系，做了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些言辞，无疑是民兵教他这样说的。这些话说来说去，也免不了出现口误，他说：“今天县委书记带我去下乡，县委书记故意挑拨干群关系，做了阶级敌人想做而不敢做的坏事……”民兵举起枪托往他肩膀猛打，他才回过神来，赶紧改口。他这口误应该是被吓的，不是恶作剧。
　　
　　 【文盲】
　　 现在说人家文盲，无疑是带有贬意的，而被说成文盲的人也会觉得低人一等，属于精神上的弱势群体。三十多年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说某某是文盲，不必解释那么多，这人肯定属于“领导阶级”。甚至有时候，在大庭广众，文盲们开口闭口就洋洋自得地说：“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就能管你们这些识字的……”那年月，当文盲就是光荣。如果识字的能改成不识字的，估计会有不少识字的人想改过来，当上文盲就是有地位。
　　 同样是文盲，年代不同，待遇就是不一样。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方面，文盲还真是能够施展才华、大显身手一番。也就是说，那个年代的文盲，是有所作为的。
　　 在水利工地上挖水渠，工地指挥部每天下达的任务有所不同，也就是挖多长的水渠每一天都不一样。一帮妇女早早来挖，想早完成早回家做家务，一个领导过来，说今天的任务是挖一丈，挖完一丈就可以回去了。不久，另一个领导过来，鼓励说，考虑大家这几天都很辛苦，今天的任务有所减少，挖三米就可以回去了。妇女们叫嚷起来：“刚才那个领导只才叫我们挖一丈，到你这里就变成三米了！我们不挖三米，我们挖一丈就回去了。”她们以为三米要比一丈长得多。
　　 圩日民兵在街头设卡，凡赶圩的人必背诵一段领袖语录，否则就被挡住不许进圩，好多人灰溜溜打道回府，敢怒不敢言，那可是领袖语录，你敢有丝毫的不敬，民兵头头一声令下就可抓你去游街示众。好多文盲回去只得找识字的人教，字不认得，那就用本地壮语的音记住语录的每一个字，也就是死句硬背。再来赶圩时，背诵领袖语录就闹出很多笑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用壮语的音念出来就变成“头菜你要是不晒它就发臭”，“人民只有人民”就念成“人民又欺骗人民”。
　　 在批判投降派宋江的大会上，老贫协发言时义愤填膺，他说：“彭德怀是带兵的，没斗得过我们的主席，刘少奇搞文的，也没能斗得过我们的主席，林彪手下可是带很多很多的兵啊，听说比彭德怀当年带的兵还多得多得多啊，没也能斗得过我们的主席。现在这个宋江，都没听说过的，他有多大能耐，他敢跟我们的主席斗呢？这个宋江，他敢跟我们的主席斗，不等于拿鸡蛋去砸石头吗？”这位大叔，他以为宋江是当时的某位中央领导。
　　 有一个大队（现在的村）的支书，是个中年妇女，有那么两下子。那个村，解放前是游击根据地，村里好多男人都参加游击队，妇女就协助游击队做一些通风报信、后勤保障之类的工作。解放后，打进城的游击队员们，一个个见了城里年青美貌的知识女性两眼就闪绿光，纷纷离掉村里的老婆，娶新潮女青年为妻。那年头还没用上“与时俱进”这个词，可那些游击队员们早就实践了，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上面文件还没发下来这里就超前开展工作了。于是乎，那个村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离婚案，英勇的游击队员们成了当代陈志美，他们的农民妻子不幸地成为当代陈香莲了。令人钦佩的是，一些离了的妇女也没改嫁，还住在原来的房子，守着子女，还是跟以前一样照料原来的家公家婆。想当年打游击，他们可以患难与共，革命胜利了那就只有分道扬镳，没法做到同甘了。女支书的老公深明大义，没有跟曾经风雨同舟的老婆离婚，还念着糟糠之妻的情分。而女支书也没有停止革命，在女多男少的村子里（大老爷们此时正在城里怀抱娇妻吟唱饱暖思那个什么的曲），勇敢地挑起了带领导全村人奔向美好明天的重担。女支书不识字，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发挥聪明才智，她觉得不识字并不是什么缺陷，也并没有动摇她的权威。“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就成了她的口头禅。那年元旦，报上发表了领袖的两首词，全国上下认真学习。在学习大会上，女支书照例作动员报告。她讲话不可能用稿，不识字嘛，可她口才好，理解能力也不一般，从来不问别人，自以为是。她以为“水调歌头”、“念奴娇”就是两句口号，相当于平时经常喊的“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之类的口号。她在报告的最后高呼：“我们要紧跟伟大领袖，水调歌头，念努娇，为实现共产主奋斗终生！”
　　 这位女支书，我参加工作以后到她所在的村去下乡，见她来向工作队领导诉苦。她当时已经不是村支书了。她说当年为了带领全村人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曾经有几次招干的机会，她都放弃了，为村里的工作累出一身病，生活十分困难，光靠民政补助已无济于事，要求组织伸出援手。那时候，有关大队干部离任后补贴的相关政策还未出台，我们只能对她表示同情，并积极向上面反映。要等到相关政策的阳光照到她身上，估计她还得“水调歌头”、“念奴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