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乡磨面村，在祖国的绿色版图上是隐藏着的，哪怕是在我们整个地区的行政图上，也没有明显的标志性位置，只有在当地新出版的县志扉页上，才能找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山村。她的样子是褐红色的，与其说是像是我们这里的山石的颜色，更不如说是像我们纯朴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民的肤色。
　　 磨面村，由于十分闭塞，所以，更是十分贫穷，贫穷得一年四季有一个季节要吃一些树叶和野菜，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带人几乎是吃着那些野菜长大的。
　　 早春二月里，若是沿着乡村的小河边行走，许多人会为岸柳成行的景致而陶醉，会为琴声一般的小河流韵而惊奇，会拣起一枚枚彩色的贝壳，会唱起一段段动人的乡谣，然而我却要每每蹲到那一棵棵墨绿的小小的野菜身边，看着它们在明亮的阳光中放开叶片绽开花朵，看见了它们，我就如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那是一段漫长、艰辛而又称得上是欢快无比的时光，那段时光，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为了充饥，我与野菜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活让我在四、五岁左右，就能够准确无误地叫出一种种野菜的名字。我记得野菜之中最好吃的要数鱼亩荠，那是荠菜的一种，因为它长在河边的沃土里就变成了叶子深青根部发达的野菜了。用铲子把它们连根挖下来，回家后清水一淘，就可以生着吃了，要是有一张煎饼，就把鱼母荠卷在当中，再放上一根长长的萝卜缨黑咸菜，然后就可以大口大口地吃了。家乡的河岸，不是多么的宽阔，在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围巢中，鱼亩荠几乎绝了迹，就开始去挖豆瓣菜，后来连豆瓣菜也少了，就又挖猪耳朵，猫耳朵、婆婆蒿之类的野菜。
　　 物质生活的清困，也直接导致了文化上的滞后，使我们这个地方的教育远远地落后于其它的地方。在我们村，在我和榆朵之前还没有出过一个正儿八经的高中生呢。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那年，我和榆朵一起考上了镇里的中学，村里把这事当成了一件大喜事到处颂扬，村子里贴满了红红的榜示，大队党支部不仅为我们两家各发了二十元钱的奖励。还为我们两家各加上了两千个工分，这相当与一个壮年人风里雨里干上一年所挣的工分啊！那这二十元钱的奖励，交一年的学费还用不了呢！我娘她为这件事记了老支书一辈子的人情。
　　 小村小得出奇，男女老少掰起指头来，满打满算也就只有五百来号人，姓氏也就只有王、刘二姓。可这人数不多、姓氏亦不怎么不复杂的村子里，不知从那辈子起竟然分出了姓氏恩怨和家族仇恨。在长亘的落村历史中，两姓人家几乎没有婚配的例子。文革期间，两姓人家还分别参加了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闹了好长时间的武斗，后来还拉到一座山上真枪实弹摆战场较量了一阵子。唉唉，你看这仇结的吧！直到这几年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姓氏的人家才渐渐融洽了起来。
　　 偏偏我和榆朵就分别是王、刘两个大家族养大的孩子。就因为我无法选择地姓了王，我虽然长到了上高中的这么大年纪，但榆朵她老爹刘木匠，却从来就没正眼看过我一次，尽管我和榆朵是在一起长大的山里娃子。
　　 我和榆朵每次到镇里上学，翻山岭过河道的，不可能也像大人们一样整天皱鼻子拉脸的，如深怀血海深仇一样。我们又都有文化，所以还是常常结伴而行，有时被刘木匠看见了，就黑黑着眼睛瞪榆朵，榆朵就得飞快地跑开。榆朵只有在星期一早晨上学时，才被允许和我一起走，那是她爹为了她的安全。但尽管这样，我们仍然高兴得很，因为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在一起了。
　　 那时候，翠绿的晨风轻轻地吹拂着我们的脸颊，小桥、流水，古朴的山色，把我的心装得满满的。最难忘的就是我们一起过河了，榆朵将裤腿卷得高高的，将白白胖胖的双腿亮在我的面前，我真的不敢直视，因为那两支腿太美了，要知道我那时仅仅是一个还没有与女性接触过的男孩子啊？我好想好想把榆朵驮到河的对岸，让她刚刚发育的身体伏在我的背上，背她过河，背她过河。
　　 那个时候，榆朵虽然喊我四哥，但小我一岁的她，却像姐姐一样关心我。记得刚刚升到高中二年级之际，我用了五年多的那只黑色的转帽钢笔，用得实在不能再用了，娘只好到开代销店的老俊叔那里为我借了一只拔壳的钢笔，我高兴地把钢笔卡在背心上去上学了，谁知一路说说笑笑，到了学校一看，小背心上就只剩下了蝉蜕一样的钢笔帽。我立刻急得哭了出来。榆朵也不管同学们的惊异，拉上我就去老师那里请假。我们两个在熟悉的山道及河岸上找来找去，但却没有找到那半截钢笔。第二天，我还在为这事犯愁，榆朵悄悄地把一只新钢笔递到了我的手上，那是她硬从她在公社干通讯报道员的姐夫那里要来的。
　　 我高中毕业后，娘就用这只笔归还了老俊叔。
　　 榆朵的热情，还让我经历了一次难忘的尴尬。因为我们家很穷很穷，所以直到我上到高中，里面还没有穿过裤衩儿呢？而且穿是那种缝着白裤腰的老头裤，就是姜文在《红高粱》里穿得那种。这种穿着，其实在我们的学校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家里清苦的孩子，都穿着这样的大挽腰裤，那时候是没有谁去笑话的。
　　 那是个正然落雨的秋日，班上的一个同学走丢了，老师让我们男同学分头去找，我们在细雨中几乎将整个公社的所有村庄找遍，终于找到了那位同学。人是给找到了，但我们却被淋成了一只只落汤鸡。一回到宿舍，我便脱掉湿衣服往铁丝上一搭，就光溜溜地钻进了被窝。这时侯，榆朵来了，她在询问了我们是怎么找到了那个同学的经过后，竟然一屁股坐到了我的铺头上。同室的几个同学用手捂着嘴直笑。榆朵用手摸着我的头，担心地说：“四哥呀，你咋地这么凉，可别冻着了啊！”。就起身倒了一碗热茶递给我。我心里暗暗叫苦：“榆朵啊榆朵，我的小姑奶奶，你行行好快走吧！”可榆朵就是不走，我只好用被子紧紧围住了自己，喝下了那碗热茶。榆朵走后，几个同学哄堂大笑，说是我差点在榆朵面前现了原形，要是真的现了原形大家才恣呢？呸呸！这几个捣蛋虫！
　　 （二）
　　 在我和榆朵的经历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去参加高考的那一次。那时候，我们两家不可能买得起自行车，去设在30里之外的县第四中学的考试场地，我们是一步一步走着去的，在旅社里一直住了两天。最后的课程一考完，我就决定走着回家，要知道每晚两元钱的住宿费若是用来买地瓜干，可以够我们家吃上一个多月的，我说什么也得把这两元钱省下来，我和榆朵说我准备现在就回家，你要住你就住下好了。榆朵说：“四哥你说什么呀？咱们一起来的。还得一起回去才是，走，咱们一起走吧！”
　　 我们就那样急急忙忙地走着，谁知路程还没有走到一半，天就黑了下来，但我们还得继续地往前走啊！
　　 连着上了三年的高中，走黑路的次数，可以说是数也数不清了，但这次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参加完考试，心里真是既兴奋又没有多大的把握，想高兴又高兴不起来。我问榆朵：“榆朵，你有什么打算？”她说：“我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了就去上大学，考不上就回家当向阳花得了，你呢？四哥。”我说：“我考得什么样我知道，我是百分之百考不上，考不上我就去当兵。”
　　 榆朵沉默了一下说：“其实当兵真的不错，我二姨他们庄上的青年，靠当兵可是走出了多个人哪，四哥你要是当了军官，你不会忘了我榆朵吧？”怎么会呢，我轻轻地说。我们又都陷入了沉默之中。不说话了，小时候听大人们讲的那些鬼鬼怪怪的故事，开始往脑海里钻，我似乎听得见在我和榆朵的后边，好象还有一个人在走路，这都是大人们说的，此时，我不知道榆朵怕不怕。
　　 还没等我开口问呢？榆朵就说：“四哥呀，路上可真静啊，你害怕吗？”我虽然心里虽然也有点发怵，但毕竟是男子汉啊，充大胆也得充，决不可以让榆朵知道我是一个胆小鬼。我说：“一点都不怕，榆朵你也不用不着怕，再说有什么可怕的呀？”榆朵说：“四哥你不怕我怕，你能拉着我的手吗？你拉这我的手我就不怕了。”我毫不犹豫地拉住了榆朵的手，她的小手在我的手心里热乎乎的，我在感觉到有些发颤。我没就这样拉着手儿走着，待我们走到家中，村里已经没有了行人，只有几声亲切的狗吠，让我们的胆子立刻大了起来。
　　 我和榆朵虽然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大学的校门却与我们无缘，我俩参加高考，均以五分之差落第。那时候决不像现在，即使你考得离分数线差个几十分几百分，也照样可以拿票子买来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在那时却没有这种幸运。我落第后，三叔找到老支书为我谋了一个生产队小片儿长的差事。我不甘心就这样在村里明偷暗抢砂混下去，就在十月间报名参军，谁知我因为小时候腿上长疮落下了一块大疤，没通过体检。就在年底，我决定跟着我的一位本家大叔到北京打工混日子了。
　　 记得我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榆朵偷偷地跑了来，她当着娘的面对我说：“四哥呀，到了北京不管干什么都要好好干，记着一定要给我写信啊。记着咱们参加考试回来的路上，你和我说过的话。”我点了点头，榆朵又说：“四哥啊，我们到外面转转吧，我想我们该说点别的什么了。”娘听了，转身到小锅屋去了。我们两个也都泪盈盈的了。
　　 沐浴着故乡最明亮最温馨的月光，我们手拉着手走在村后的河堰上。此刻，突然想起了我们参加高考回来，我拉着榆朵的小手往家里赶的情景，于是就把她的手拉得更紧了。我们两个都感到了彼此的心在强烈跳动着。榆朵说：‘四哥啊，明天你就去北京找活干了，俺会时时刻刻想念你的，俺等着你，天天等着你，你千万千万不要忘了俺啊！”我努力地忍住自己的泪水：“榆朵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不会的，决不会！”
　　 榆朵突然站住不走了，流着泪说：“四哥呀，俺想让你亲一下俺，也记下俺。”我虽然多少次动过一定要亲一下榆朵的凡心，但真要第一次亲亲她，还是那样的慌乱，我揽过来榆朵，像儿时孩子们逗嘴一样，轻轻亲了她一下，就赶快放开了她。榆朵娇滴说：“四哥啊，俺榆朵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俺等着你来娶俺呀？”我们两个都不禁哭出了声......
　　 （三）
　　 到了北京后，我最最想念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我苍苍白发的老娘，另一个人就是榆朵。
　　 我每月给榆朵写一封信，向她诉说我打工工地上的情况，同时向她描绘从戴红领巾时就向往的首都的美丽景色。可尽管我天天往收发室里跑，却始终没有收到榆朵的回信。那时候，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泪眼欲穿”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榆朵她不回信我还是写，这样整整写了三年，直到现在，我还为我自己在那时的一腔执着而感动。一个人要想让自己感动自己，该多么的不容易啊！我不见榆朵的回音，也不知榆朵的的情况，我只好写信向家里打听，可家中在每次只有半页的回信中，却从来没有提过榆朵的名字。
　　 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磨面村连电话都没有，只有公社里的邮电局里，放着一部打一次收费两元之多的带摇把子的电话机。
　　 三年后，我本家的一位嫂子陪着我来家相亲家，我就是不愿意答应和阿珍的婚事。娘说：“儿呀，你的心思娘还能不知道，认命好了，你嫂子为你说家口你就愿意了吧？人家榆朵早出嫁了，现在在那个什么深什么圳的，可有钱了。”我听了心里有如万箭穿心，像敲键盘一样响，当当地在心坎上存上了五个字：榆朵，我恨你。
　　 我怅然若失地走在故乡的山路上，小燕子来来回回地留下了一阵阵“唧唧啾啾”的音韵，我无心欣赏，更无心聆听，在一条条山路上走来走去，回想着过去与榆朵在一起的每一个章节，回想着与榆朵一起上学的每个早晨。
　　 我想我这辈子也许再也见不到榆朵了。榆朵，你为什么这样狠心地对待我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写了整整三年的信函你竟然连一封也没有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么多年你就真的连给我写封信的机会都没有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们的这个小县份真是太小太小了。就在我们全家搬来县城居住的第一个月，榆朵的爹刘木匠就患了肝病住进了县医院。我表姐是这家医院的护士长，榆朵她娘便踮着小脚问到了我们家。
　　 不管以前人家对我怎样，不管俺们两个异姓家族的关系多么紧张，毕竟是那么多年的庄邻了？我怎能忍心不过问啊，我和妻子立即赶了去，及时让病人住了院。我和妻子还轮流着为老两口送荷包蛋、送水饺，感动地大婶直掉泪。
　　 一次我又去为刘木匠送饭，见病房里只有大婶陪着他直熬得大婶面容憔悴，便不由得问了一下榆朵的为什么没来看看，大婶说都连着发了六封电报了，她还是不能来。“心真狠！”我脱口说道。“四呀，别怨榆朵。”大婶颤抖着双手从衣都兜里掏出了一封电报，递给了我。
　　 “爹娘啊，俺想家想你们呢，可俺回不去啊？爹娘啊，我现在恨死那个四哥同学了！”
　　 什么？什么？我泪眼蒙蒙地看着两位老人。我看见刘木匠悄悄拉起被筒盖住了自己的脸。
　　 尽管医院尽了力，但刘木匠的病还是没有一丝好转。我表姐说，让他们家抓紧准备准备后事吧，看样子老人家没有几天挨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