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饱含有盼望、等候、期待、等待。等的时间有长有短，等的结果或许是失望，或许是如愿以偿。
　　 ——引言
　　
　　 母亲，时常伫立在阳台的窗前，用一双期待的眼神，久久地凝视着窗外。
　　 母亲生在辽阔的华北平原。在她二十三岁那年，经热心的乡邻介绍，与二十里外的父亲相识，当时的父亲在北京服役，是一名通讯兵。那是六十年代末，全国两地联系方式主要以信件、电报为主。书信频传一年半后，母亲等来了憨厚的父亲，等来了由一辆系着红棉布铺盖的马车，和一队骑着自行车迎亲的队伍。父母二人身穿地卡粗布，和手纳鞋底的黑布鞋，于吹吹打打的乐声中走在了一起。
　　 落日西斜，乡邻散去。虽是明媚的三月，而两间不见天日的南屋，依然阴冷得让母亲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屋内只剩下，外公请木匠为母亲特意打做的一对儿枣红色的平头柜，父亲从部队上带回来的一个滴滴答答不停转动的红色小闹钟和几床被褥。父亲看到母亲失落的眼神，轻轻拍了拍母亲肩膀，幽默地说，等我回来，面包会有的，桌椅板凳会有的，向阳明亮的大北屋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母亲抬起头看了看父亲坚定的眼神，嘴角一抿，点了点头。父亲婚假到期，母亲站在村口，含泪目送高大魁梧的身影，消失在绿色的春天里。
　　 生机盎然、绿意满眸的春天里，母亲与奶奶、姑姑一起，将麻绳的一头栓在犁耙上，另一头放在柔弱的右肩上，抬起落下，落下抬起的脚步，深深地踩在尘土飞扬的黄土上。炎炎烈日当空的盛夏里，母亲头裹一块花毛巾，双手握紧锄头，往返在田间。铁锹一下一下挖开一个个畦口，浇灌着一垄垄麦田。当麦田由绿变黄，母亲挥舞着镰刀，将麦垄放倒、打捆，用架子车一车车运往打麦场，摊场、碾场、扬麦、装袋，一系列过程全靠勤劳带有老茧的双手来完成。
　　 那个年代的乡村，各村以一个大队为核心，统领几个或几十个小的生产队来进行统一管理，属于集体所有制，通俗地说就是大锅饭。各生产队一般是根据全村人数多少，和居住远近来划分。当时四十多岁的爷爷，是我们小队的队长，每天起得最早，是为了按时敲响集合本队人员的钟声，等人员到齐，再以男女老少来分配农活的轻重。队长，不仅具有灵活的头脑和管理才能，还要全面负责料理，一年四季按照节气耕种几百亩农田，以及熟练掌握所有农活的干法和技巧，更重要的是拥有思想进步、吃苦耐劳，和鼓舞人心，鼓足士气的精神，豪爽干练果断的性情，方可选为小队的领头人。
　　 每逢到了抢夏夺秋的季节，顶着烈日劳作的乡民们累的气喘吁吁，围坐在田间地头树荫下间歇喝水时，爷爷站在人群中间，抬头看看天空，顺手摘下头上的草帽，边呼扇着边说，现在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确辛苦，等到2000年后，到那时种收全是机械化，说着挥起右手比划着，前面机器一走，后面出来的就是干净饱满的麦粒，大家只管跟在后面等着装袋，等着收回现成的粮食吧！哎，那种感觉不要太美哦！说着说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儿，朝着远处荡漾着金色麦浪的大片麦田望去。队长，你说的机械化是神话故事吧？是观音菩萨神仙？还是电影里的变戏法呢？就会拿机械化忽悠我们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再说，那要等多少年，纯粹是镜子里没影的事，真要等到那时候，我们这些人还有几个能看到你所说的什么那个神乎其神的机械化啊？乡亲们七嘴八舌地你一句，他一句地谈笑着。不信！大伙就耐心等待吧，保准有那一天！爷爷这才缓过神来，接上了话。
　　 “啪——”一声鞭响，鞭梢被爷爷在空中摇了一下，对着挎着牛车的两头老黄牛，狠狠甩上一鞭，满载粮食的牛车，马不停蹄地奔向前方。后面，两人一个平板手扶小拉车，一辆接一辆排成一字型紧跟，渐行渐远。母亲婚后第一个夏收是在繁忙劳累中度过的，也是第一次听说机械化。日落西山收工后，她总要站在村东口最高的土堆上，面向北方，用那双期待的眼神，默默地、深情地朝着北方，遥望。
　　 天高云淡的秋天，母亲等来了父亲，等来了希望。第二年秋天，又等来了呱呱落地的我。父亲被安置在距家五十里开外的城市工作。我记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母亲推拉着呼嗒呼嗒的风箱，灶膛里的火红映红了她的面庞，清水滚开的铁锅里，米粒清晰地可以数清。而父母的笑容，任我掰着手指怎么数都数不清。数九寒天，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花，房檐下的冰锥儿一个比一个长，如冰洞坠帘。砖砌的炉火一冬都化不开那些冰花儿和冰锥儿。
　　 三年后，村东口一处五间新桩基地上，平地而起了三间冬暖夏凉明亮的北屋，镂空的格子窗，上半部分糊上一层素白的油纸，下半部分是透明的玻璃，阳光直接透射进屋内崭新的床上，太阳暖暖的味道，似幸福的温度。母亲拍拍松软的棉被，趴在上面闻了又闻；我拍着小手儿在床上蹦来蹦去；父亲灰头土脸地仍在收拾着，嘴里哼着小曲儿。最让我欣喜的是，我新家的后身是本村唯一的小学。当当当——脆响的钟声，是从一口铁钟里传出来的，校长摇钟的姿势，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1979年九月，我背上母亲用碎布头缝制的新书包，搬起父亲托人定做的红色小椅子，欢天喜地的坐进四面透风的教室，长条石板的课桌，几个同学挤在一起。直直的坐姿，一双双小手儿捧着新课本，津津有味跟着高中刚毕业的民办教师，逐字逐句大声朗读着；首都、北京、天安门；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当读到这儿老师突然停下，轻声细语地说：等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家家家户户不仅会有电话，每天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在家看上电影，洗衣
　　 服也不用手搓，直接放入一个大桶里，插上电源轰隆隆转上几十分钟，出来的就是干净衣服；做饭也不用烟熏火燎，啪---打开按钮开关，半小时香喷喷的饭菜就端上桌啦！省时又方便！
　　 一双双乌黑澈亮的眼睛，眨呀眨地你看看我，我瞅瞅你，嘻嘻嘻地捂着嘴偷笑，小声嘀咕，老师是不是在说梦话呀？哈哈哈，老师大声地笑了，笑得直不起腰。我们一个个地也把嘴边的小手拿开，昂起头跟着老师畅笑不止。
　　 北风呼呼刮上几场，六角雪花就会从天外刮来了。旧报纸糊满窗，也未能阻挡住冰冻三尺之寒，砖砌的炉火虽红，但从没见它冒过火苗儿。老师冻红了的双手，手指捻不开书页，我们发紫的小手，握不住细笔，依然用坚定的眼睛盯着小块的黑板，一字不落地在本上认真地写着，春天、阳光；祖国、希望。
　　 读着，写着；写着，读着，已不知不觉度过了春秋四载。1983年春天，四周砖砌的新校墙，围住一幢两层的教学楼，让师生们喜出望外，几百张木制课桌椅，明亮的玻璃窗，还有教室顶上锃明的日光灯。几个民办教师陆续离开了我们，集体到县上参加统一培训学习。新调来的老师，校长特意开办全体师生大会，热烈欢迎师范学院毕业的专业教师，来到我们乡村小学任教！他们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面容和蔼可亲。鲜红的国旗，迎风招展于新校园上空。
　　 1986年，父亲单位为母亲和我办理了农转非。临行前，母亲抚摸着屋里的桌椅，抚摸着门框，擦净灶台，关上两扇大门，用一把铁锁，锁上庭院。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家，走出胡同，告别站在胡同口的四邻。坐上车的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母亲和我的双眼。
　　 母亲等来了，三室两厅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父亲结束了两地分居的夫妻生活，解决了上下班来回奔波之苦。我，走进了几层教学楼的教室。母亲从那时开始时常一个人站在阳台上，隔窗向外凝望。
　　 春去秋来。母亲等来了，写有我名字的鲜红录取通知书，等来了我第一个月含薪的工资卡，等来了迎娶的车队把我接出家门，等来了我如她一样也做了母亲。
　　 每逢清明、春节，母亲都与父亲一起重返故乡，打开那把铁锁，在三间平房里短住几日。与乡邻拉拉家常，谈谈往事。回来与我说，左邻家添置了多大多大英寸的彩电，西舍家用上了洗衣机，谁谁家买了汽车，村口一条街上全是本村人开办的鞋厂和纸箱厂。看着母亲眉飞色舞、激动的情形，我只有静静坐在她身边，聆听她一遍遍地叙述着家乡的大事小情。
　　 1998年端午过后，陪同母亲回乡参加亲戚家婚礼。正赶上夏收，一望无垠金黄的麦田，在烈日骄阳下闪着金灿灿的光芒！联合收割机在金色起伏的麦浪里来来回回穿梭着，家家户户的乡民，只需跟在机器后面，张开麻皮袋，迎收饱满的麦粒归仓。麦杆粉碎机紧跟其后，翻地机深翻着大片大片的肥沃的黄土地。播种机以均衡的间距，有序地洒播，下一季的种子。农民，终于等来了机械化！
　　 母亲再三叮嘱我，无论相隔几个春秋，都要记得抽空回乡看看生我养我的小村庄，看看家乡的父老乡亲！无论走到哪里，离家多远，也不要忘了自己的根，那一片黄土地。
　　 直到今天，我似乎读懂了她那双眼神。今天的我，亦如母亲一样，喜欢站在阳台上向窗外凝望，默默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