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局长退休五年了，终于分到了一套新房，简单装修后，总算可以搬进去住了。
　　 倍局长拎着小物件，他的老伴用行李车拖运大点的物件……与此同时，我也在搬家。老同学、亲朋好友先是放鞭炮庆贺，接着就争先恐后地帮忙，吆五喝六地跑上窜下的，还有带车来的……如此一折腾，一天之后，我就躺在新家的床上酣睡了。而倍局长和他的老伴仍佝偻着身子吭哧吭哧地运东西。直到半个月之后，他们的冰箱、洗衣机、衣柜等大件物品还未搬进新房。照这样的速度，再过一个星期，他们也不一定能在新房里安顿下来。
　　 倍局长在职时掌管几千人，人员分布在省、地、县三级。他为官清廉，口碑很好，曾获“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奖章，被中组部通报表彰。在位时许多人对他趋之若鹜，不乏点头哈腰和阿谀奉承者，大有“暖风吹得游人醉”之势。有几个会写点文章的家伙经常凑到一起，搜罗一些有关倍局长的材料，写了许多吹捧老局长的文章。其中《公仆的风采》，他们捣鼓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刊登在国家级大报的头版上。好在老局长头脑比较清醒，不被这些人的歌功颂德的暖风吹晕，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基层和为职工办实事上。人们经常听到倍局长自责：过去我欠基层和职工的债太多了，现在我要把为基层和职工办实事放在第一要务上。所以，无论是从上级争取到的或者通过其它方式筹集来的款项，他全部划到基层的地区和县两级去了；尤其是基建款项，他更是先考虑基层和职工。倍局长在任15年，基层的房子比他所在的省局的房子宽敞、美观多了；一般职工的住房比局长的住房还好。他在任期间一直住在一套又小又旧的房子里。倍局长做梦也没想到退休几年了，居然还能分到比他在位时还好的房子。
　　 倍局长提拔的副厅级、处级干部不计其数，但他们对老局长的搬家不闻不问，袖手旁观。怎么都这么势利？正如同一首歌中所写的那样“不是现代人太坏，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人一走，茶就凉，不值得去思量……”老局长在位几十年，这退休才几年，晚景竟如此凄凉。搬家对年轻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对老局长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他年迈体弱，这要搬到猴年马月？我期待着有年轻人帮助倍局长搬一搬东西，但我想象中的场景始终没有出现。现实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官做到多大，一旦失去了“光环”，即失去了权力，与普通人也就相差无几，甚至比普通人还更可怜。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老局长艰难搬家的场景，于是鼓起勇气给他去了一个电话：“倍局长，我是局机关的钱宋光，明天我准备请几个朋友开两辆车来帮您搬东西，您先准备一下。搬到新房的东西，您只需现场指挥一下:怎么搬，摆放在哪里，我们帮您搞定。我现在也已退休了，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明天我一起过来。”老局长感到很惊讶，他说：“你是钱宋光，印象不是很深刻。以前你很少到我的办公室，从未见你到过我的家……”我从电话中隐约听到他老伴告诉他，钱宋光就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省军转办三次将他的档案转到你手里，你都退回去了，坚持不要军转干部。你说你比较中意直接从大学里分配来的学生，不太想接收军转人员，最后还是省里说要从大局出发，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你才勉强接受的。他一个部队团职干部转业到局机关，开始任科员，工作近二十年，退休时还是个老科员，享受着副主任科员的待遇，与他同年分配来局机关的年轻大学生，从科员干起，有的做到副局长（副厅级），一般的也混到了处级。他是局机关唯一的老科员，局里的人都知道。为这事有人提起过你对军转干部不够重视。老局长这才恍然大悟，他在电话里说：“你是小钱，我想起来了，你先是在局业务处，后来在局政策法规处，对吧？好，你明天来吧……”
　　 从搬家的过程中让我见识到老局长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清官，他家里除了常用的家具、电器之外，就是一些书籍，未见有什么值钱的物品。我们十多人花半天时间就将他旧家的东西搬过来了。老局长执意要请我们吃顿便饭，他亲自下厨与老伴一起为我们做饭。饭后，我们为老局长新家整理东西，全部家当一步到位。当晚，倍局长就可以在新房休息了。老局长与我及同伴一一握手，表示万分的感谢。这时我才告诉他，我欠了他一笔感情债，今天终于找到了机会报答。老局长十分惊愕。
　　 我告诉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从部队转业，当时的转业费按政策是以当兵的年限计算，每年一个月的工资。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才八十多元，当了二十多年兵，共计也就一千多元。正好又处在部队大裁员，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人比较多，加上地方正在搞机构调整，精简人员，工作十分难找。我在联系工作托人帮忙时，将全部的转业费送个精光，连唯一值点钱的一台电视机，也变卖了换成钞票送给别人，工作还是没着落。那时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个军校大学生，在部队尽了二十多年的义务，没功劳也有苦劳，最后落到没人要的结果，还不如从当时联系工作的住所——招待所的六楼上纵身一跳，以求解脱。好在有一位在地方上工作的老同学来看我，提醒我，问我是否有符合政策规定的两个条件：一是在部队立过二等以上的战功；二是有专业特长。我告诉他，我具备第二个条件:大学毕业后，在部队从事本专业二十多年，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他说，好办，我会通过军转办按政策办，找个专业对口的单位接收。所以这负担就让倍局长给摊上了。
　　 倍局长所在单位的房子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紧张。当时给我全家在工棚里分了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与单位的农民维修工住在一起。工棚顶部盖的是油毛毡，经常被风掀开；下雨时，屋里到处漏水。夜间睡觉时，常与蚊子、老鼠、蟑螂为伍，有时睡梦中也会被老鼠咬醒。这样一住就是六年，我终于等到了局里第一次调房。分房的内部政策是算职工个人积分：工龄数加在本局工作年数，两者每年各得一分。例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分到本局工作二十年，积分就是四十分；而我已参加工作三十年，其中在部队义务服役二十四年，在本局工作六年，只得三十六分，积分永远算不过别人，还得继续住在工棚，调房无望。只有倍局长在党委会上力排众议，深情地劝说同仁:人家军队干部为国家站岗，远离家乡，身处边疆，特殊情况应作特殊处理。例如钱宋光，调房时，他的积分可按六十分处理。倍局长体恤下属，知微见著。他的关怀，使我分到了一间三十平方的一室一厅住房，从此全家人告别了工棚时代。为此，我曾想给倍局长施行三叩九拜大礼。
　　 倍局长为下属做的善事太多了，这件事他肯定是忘记了；但对于我来说，解决了住房是天大的事情……我终生难以忘怀，一定要找个机会酬谢倍局长。谁料想，时过境迁的老局长退休后分到新房，搬家时给了我一次机会感谢他，这份心意表达是否来得晚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