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与朋友闲聊，有的挨算工龄，有的挨算军龄，我突发奇想地挨算起我的饿龄。一挨算，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了。在我24岁大学毕业之前，每年挨饿时间在9个月以上的年头竟有13年之多。挨饿最甚的自然当数20世纪60年代末的三年自然灾害。
　　 说起三年自然灾害，一个早年丧父的北京的哥儿们是个孤儿，他动情地说：“哥哥，你不知道我三年自然灾害时挨过多少饿！我一天只有七大两！我的同学哪会吃这种苦！”他父亲当初是相当级别的干部，由于去世得早，使我的哥儿们一直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感。他的同学也都是相当级别的高干子弟。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在追求一种他的同学所没有的磨难的优越感。
　　 我回答说：“兄弟，你那叫苦？一年也没有谁会给我七大两，别说一天七大两啦！”
　　 他根本不相信，还以为我是在跟他争夺这种的优越感。他瞪大眼睛说：“怎么会呢？你们农村不都有粮食吗？开会时干部们说，你们农村瞒产私分，家家户户都私藏粮食，城里人才没有粮食供应。”
　　 “兄弟，粮食都让‘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特殊风）给刮跑了，都让大队干部给‘光荣’了。”
　　 我这样说，这位生活在京城高干子弟圈内的哥们儿是很难明白的。我的老家地处伏牛山余脉，我们那里，经过小食堂、大食堂、又到小食堂，开始时有的是粮食，伙食也确实好，农民特别是摆脱了家务劳动的妇女们，个个乐不可支，憨厚老实的百姓们从办食堂开始就一门心思过共产主义了，谁还违背上级的意图私藏粮食？私藏粮食，对百姓来说，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上级领导，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开始每一个生产队都办一个小食堂，我们那个小村是一个生产队，好吃好喝了一段时间，群众对食堂的疑虑打消了，一个平常心事很重的人，有次开会时主动从家里掂出来大半口袋扁豆——扁豆产量很低，但却是粮食中最耐储放的，他当时的神色，真像偷了队里用来育苗的红薯母那样尴尬，有些神经质地喃喃地说：“我觉悟低，觉悟低，不相信领导，我没出息。”尽管生产队长高调地表扬了他，但乡里乡亲并不怎么原谅他，认定他是个落后分子。落后分子是当时最耻辱的称谓，他那尴尬的神色一直延续了好多天，见人矮了三分。后来大队干部到各家各户搜查粮食，我们村真的没有搜查出一粒粮食。
　　 好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对像我和北京那位哥们儿扭扭脸就饿、一样嘴不能离食的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没有比饥饿更可怕的了。我一直在追忆，那可怕的三年究竟是怎么度过而侥幸没有饿死？我的家乡是一个重灾区，那三年饿死的人，据老年人说，比他们记忆中历史上两次灾荒死的人还多得多。由此我总是禁不住感慨，人的生命力是多么的脆弱，人的生命力又是多么的顽强。
　　 说起那场灾难，公开的说法是天灾人祸，实在是一种十分客气的了。把天灾放在人祸前面，无疑大大减弱了人祸的危害。做为过来人的感受，那人祸是远远重于天灾的。我们那地方，也算是个老区，叫十三区，大概是皮定钧司令在豫西打游击时划定的十三区，群众基础相当好，叫干什么都行，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上级叫放卫星，多大的卫星都管放。当领导的想多交粮当先进，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粮食就交了个底朝天。上级来检查群众口粮，就连夜集中起各生产队的粮食来充场面。但集中来的粮食也不多，于是就在粮囤下边放麦秸，上边倒上粮食。上级领导到另外一个队检查，就赶紧收起粮食抄小路把粮食送去，再伪装一番，应付检查，把人和粮食都折腾得够受，反正所谓检查也只是例行公事，检查一两个生产队也就罢了，明知作假也不会认真计较。大队先进当上了，干部模范当上了，一遇年馑，百姓活该遭罪了。上级叫一天七大两，没有；上级叫三大两，不够；只好把铁锅吊起来当钟敲，搬来个石磙支住大牙，啾啾地喝西北风。
　　 这时候，当干部的好处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虽是年馑，可总还有点把粮食，如果干群同心同德，艰苦奋斗，节约着吃，再搞点生产自救，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的人。可粮食在干部手里控制着，粮库的钥匙就挂在干部的皮带上，晃晃悠悠的，铛琅琅的响，时不时还拍拍，显示着一种特权。一遭灾，粮食显得更加重要，更加宝贵，除了干部自己享用，还可以送人情。看谁家闺女媳妇好看，给个一升半斗的，包管啥时间咋叫走她家里人连个屁都不会放，保准叫他们半睁一只眼闭紧一只眼。民以食为天啊，命比天大，好死不如赖活，总比饿死强吧！于是乎七折腾八折腾，把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就折腾的差不多了，群众连三小两（一斤十六两那种小秤）也没有了。群众哀求干部分点粮食吧，就是少点，一家分几碗也行。干部把眼一瞪，理直气壮地说，宁死爹娘，不分种粮，现在就只有种粮了，分了种粮，等灾害过去了，地还种不种啦？还是上级领导有办法，叫搞什么瓜菜代，真他妈的闲扯淡，如能生产瓜菜，农民还不会生产粮食，还用瓜菜代？所谓瓜菜代，在农民看来，就是自找门路，自己想办法。我们那里的俗话，叫自己不哭，眼里没泪。
　　 我们那个63口人的小村，脑筋就动在那两垛红薯渣上，那是早两年磨红薯弄淀粉做粉条时留下的，原本是储存做饲料喂牲口的。原来粮食多饲料也多，牲口吃粮食饲料多了，一闻红薯渣的气就扭头。到了人都没有吃的份上，粮食饲料自然也没有了，对不起，就只有委屈那些牲口大爷了，谁叫你们不会说话哪！老年人有度饥荒的经验，说凡是年馑，一荒就是几年，别看这两垛红薯渣也不少，吃起来就知道少了，还是省着点吃，只要不饿死人就行。队干部这次可是从善如流，加派武装的基干民兵晚上看护。当然，谁和干部的关系好些、近些，就多派几次，一则可以多争工分，二则多少还可以多分点红薯渣。那红薯渣，历经风霜严寒，倒也没有了原先的暴劲，吃起来倒是绵软可口，只可惜不多，人们照样得挨饿，但总比饿死强。
　　 到后来，红薯渣也没有了。倒不是村里人吃完了，而是大队干部说你们咋还存私房？原先咋没有折成粮食叫你们多交些公粮？不行，上级早就号召过共产主义生活，产都得共，还说你们这点红薯渣？共了！一声令下，其他各队早就眼红的饥民兴高采烈地把红薯渣背走了。我们落了个底朝天，队干部大声抗议了几句，群众嘟嘟囔囔牢骚了一阵子，大队干部气势汹汹地威胁说：“叫基干民兵来，还想翻天不成？”谁也不敢吭声了，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背着走了。当然，背得最多的还是大队干部。村民恶狠狠地诅咒道：“也不知是孝敬他那家姑奶奶的！”
　　 不管他是孝敬他那家姑奶奶，反正是赖以活命的红薯渣是没有了。村民们事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诅咒着这场赤裸裸的掠夺，有的妇女扎了草人，草人心坎上扎上铁钉，天天早上用尿水浇，每每走过，都“呸呸”吐几口唾沫，这种方式是最恶毒的表示。全村人都在毫不例外地谴责队干部好出风头，想当自救模范，轻易地把靠红薯渣度饥荒的事实出卖给大队干部，也有好动脑筋的人指责队干部没有和大队干部搞好关系，眼看别的队还私存有囫囫囵囵的粮食，大队干部咋就不去共产，却偏偏到我们队来共这些红薯渣？这一次，外号叫”红头牛”、平常一听不同意见就扭着发红的脖子直嚷嚷的“候补党员”(可不是预备党员，是指他老想进步当模范进入先锋队，但大队干部总说他斗争性不强，不是党员的料，总是不发展他入党，村民于是就揶揄地送了他一个雅号)队长，脖子红了，却没话说了，以后多年，村民们都看不起他，还当面公开称他为候补党员，拿他开涮。后来他找个机会，丢官舍驾，外出到大型水利工地做工了。直到他人到中年后所得的儿子死于一场突发的疾病，村民们才原宥了他，在我们那里，大孩子早夭，谓之曰殇了“当头儿”，是老天对人最重的惩罚。
　　 年轻人则忿忿地指责当初叫节约着吃的老年人：“能得不轻，能到空地里去了吧！”从此对老年人产生逆反，多年都不听老年人的劝告。老年人也觉得自己太没成色，直感慨：“早知这样，还不如叫孩子们吃两顿饱饭！唉，这世道——这世道——”这世道怎么样，可就不敢往下说了，老年人还是多长了个心眼儿。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这种说话的艺术，真叫艺术。
　　 还是早些想别的办法吧。人们从红薯渣身上受到启发，去遛地里的红薯。五八年搞生产大跃进，只管报一天出多少多少亩红薯，红薯大多都留在了地里，既然红薯渣都能吃，那么留在地里的烂红薯照样也能吃。全村人几乎全部投入了声势浩大的遛红薯运动，一人一个篮子一张锄，先是到旱地里刨，一锄挨一锄地往下刨.刨过一遍后，再重复地刨,等于来了个深翻土地运动。那时，最使我佩服的人就是开始一天能剖一挑子，接着能刨一篮子，后来能刨半篮子的人。要知道，三五块半半拉拉的红薯，对一家人的碌碌饥肠将是多大的抚慰。最使我佩服的人是叶姐，比我大好几岁，平常按乡亲排辈就叫她叶姐，她总是那么认真地一锄一锄地刨着，总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就是因为那时的佩服，使我一辈子都对她保持着尊敬。妈妈告诉我，刨红薯就像割草一样，跑山一大把，守山一大篮，一定要有耐心。耐心做事，认真地做，成为我一辈子的圭臬，因为那是儿时维护生命的教训和体验。
　　 腐烂的红薯，一点也不影响食用，晒干后加些野菜什么的搅和到一块，做出来就是十分的美味了。开始刨的红薯多，就偷偷地晒干，秘密地保存起来，一听说大队干部来搜粮食，就得赶忙转移。搜粮食是大队干部的一种十分可恶、十分恶劣的、令人咬牙切齿的行径。并不是他们吃饱撑得太难受了找事干，其公开的理由是搜瞒产私分的粮食，说是生产队把瞒产的粮食都藏在群众家里，以逃避大队的检查。因此要一遍一遍地突击搜查。其实是，大队干部把搜来的粮食，在全大队公开展览后，尽数纳入了私囊。所谓不少搜来的粮食,其实就是群众刨来晒干的红薯渣,，那可是群众生命的维系啊！
　　 大队干部搜粮食还有另外的目的，一是抖威风增加对群众的震慑感，在自己干了坏事之后可以钳人之口；一是看见人家家里有什么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尽可以偷盗之名把物主批斗一番后予以没收，从而据为己有。因此，张家闺女的花布衫，不多久就会套在自己老婆身上；李家媳妇的银手镯，也会戴在自己相好的手臂上。后来“反五风”，大队干部成为斗争对象，群众皆曰杀，也不管他是否犯了死罪。当然，即使罪大恶极的也没有杀掉的，因为当时省领导一篇“我无杀人之心，万人死于我手”的忏悔，使这些人人痛恨的混帐东西才免于死罪，有的也只是劳改几年了事。
　　 当时，大队干部的任命具有一定的家族特征，往往是一个家族就出几个大小队干部，还搞异地交流，不在本队当干部。因此，他们干起坏事来，更加肆无极惮，且具有一定的家族血统关系。我参加工作后接触党务，就一直在思索，当时党组织怎么就选拔了这么些玩艺肆虐乡里？一次回县里，听说当时的大队干部的家族在鼓动闹事，集体上访，直接告到省电视台的焦点栏目，心里翻起当年老账，直感慨这个家族的劣根性怎么如此顽固，经久不衰。因为上访告状一般是找党委、政府，为的是解决问题，一开始就找新闻单位，这不是由于对新闻媒体的信任，而是出于有些政治头脑的人的着意策划，摆明了是要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问题的解决倒还在其次；只要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就有了撤换干部的充分理由，就有了取而代之的机会，由此联想到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当村委会换届选举时一些地方家族势力猖獗，闹腾得乌烟瘴气，这决不是群众民主意识觉醒的象征，而只是劣根性遗传基因在作怪，是一种下台的痞子干部政治的复辟和倒算，诚非国家之福、民众之幸。
　　 仓库里的粮食是干部享用的专利，连刨来的红薯渣也给收走了，地里的烂红薯毕竟不是刨之不竭，用之不尽，待到群众确信旱地里的红薯被刨净了，就到长得不景气的麦地里去刨，反正麦子打下来也得上交，还是救眼前的急要紧。于是，把麦地刨得一塌糊涂，大小队干部怎么也制止不了，怎么咒骂也无济于事。干部一来，群众就散了，干部一走，群众重新开始。由此，我联想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后来的农民暴动，还有劫皇粮什么的，统治者为何总是剿灭不了，我由此理解了什么叫梃而走险。那只是为了活命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到后来，人畜争食。上级号召从麦秸中熬淀粉，就是把麦秸铡得碎碎的，放在大锅里熬，熬成黑糊糊状，就算是熬出了淀粉，参合些野菜，凑合着吃。那味道,实在不怎么样。熬不多久，麦秸也不多了，总还得给牲口留下一些，要不，年馑过后，没有大牲口怎么种地？于是便打玉米杆的主意，也把玉米杆铡得碎碎的熬，谁知这东西比麦秸杆顽固得太多了，熬来熬去，连黑糊糊状都熬不成，玉米杆皮还是皮，嚼也嚼不烂。到后来，连玉米杆也没有了。
　　 时节已到了春天。灾害时的春天却没有往年的煦暖，人们称之谓春荒，历史上多少农民起义就是在春天发生的。当时，农民起义倒是没有，因为善良的百姓们相信共产党不叫饿死人，社会主义社会是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你起什么义、造谁的反？然而，饿死人的事却一直在不间断地发生。听说有的村子，饿死的人就封在他们家里，因为没有人能抬动棺材了。我们村没有饿死人，得益于住在山半腰上，山上的野草成了救命草，野草干枯了就刨草根吃，几乎把山上刨了个遍。不靠山的就没有这种福气了，于是，众多的人们就学会了偷，能偷什么就偷什么，只要是可以用来填肚子救命的。人老几辈子没有偷的历史的家庭，也有了偷的记录，一时偷风大盛，迅速蔓延至每个角落。在群众中间，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去偷的古训和传统在迅速地改变，饿死不去偷逐渐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概念所替代。这一概念，十分深入人心。从来不沾人家一丝便宜不拿公家一根线的妈妈忍不住抱怨我：“你啥也不会偷,非饿死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