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皂户村不大，六十年代末也只有七十户人家，整个村子只有一条东西街和十几条南北胡同交叉组成，村子地势西高东低，北边一个比村子还大的黄土岭，有一片只开花难坐果的桃花源，村前一片黑土地，下雨粘得沾锄头，天旱硬得像石头，这就是二百多口人赖与生存的口粮田，村前有一条大雨就满，无雨就干的旱河，实际上就是一条自西向东的大排水沟，东头通往弥河。
　　
　　 “坏蛋”医生
　　
　　 村西是唯一一条通往乡镇的土路，那个时候连沙子都没有铺，好天人骑车，下雨车骑人，泥巴粘在轮胎上，推都推不动，不过那时候有自行车的不多，村里偶然有辆自行车经过，我们那些好事的小男孩子们，总是送他一程：“两个轱辘一架梁，上边骑着个武大郎，见了老子不下来，扶着把儿摇铃铛。”骑车子的人往往是啼笑皆非，不过我们村里的刘医生就不会遇到这种尴尬，他是我们村里辈号最高的男人，他从公社医院回来走到村口，只要是看见有人，他就下车推着走，我们都会跑上去亲切地打招呼：“大爷爷好，老爷爷好？”刘医生总是笑嘻嘻地点点头走过去。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笑声里需要多少坚强。
　　 刘医生名字叫刘世臣，生于一九二一年，他家是我们村里惟一的一家地主，周围几个村里的佃户多数是种他家的地，解放前他到日本读过书，是县里的医生，他是家里的独苗，有三个老婆。他爹因为是国民党军队六团委任的保长，解放的时候被镇压枪决，过了没有多久，刘医生也被乡政府当特务抓去送往济南执行死刑，在押往县政府的路上遇到大雨，延误了两天，到达济南的时候，中央政府下达了新的法规，只镇压作恶多端的地主，民愤不大的地主和地主子弟不再镇压，他有幸活下来，他非常感激那场大雨。
　　 我记事的时候，只见过他的二老婆一面，听说是龙岗山里的，有一个孩子也一起带回娘家了，那个大老婆娘家就在离我们村二十多里的大尹家村，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后来嫁给了我们村的一个当过解放军的穷小子，大老婆带走一个小儿子。大儿子留在了我们村，比我大三岁，和我哥哥玩得很好。（记得他从家里偷出一个大型的玻璃注射器给我哥哥玩，装上水用力一推，水射得很远，后来他后妈收去了，还打他一顿。）刘医生还有个三老婆没有生育过，直到他去世了才嫁人。
　　 刘医生虽然免于一死，但在县医院里行医的资格被免除，他被下放到桃园乡（公社）医院做医生。不过他还是感恩社会，努力工作，很多县医院的病号慕名寻找到他治病，我们村上到乡医院看病的人回来都说他拿出个人的工资为家乡的父老相亲办事，很感动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当上了医院的主任，不学无术，排挤能人，有意迫害好人，说他给贫下中农看病开药贵，多花贫下中农的钱，刘医生答辩说：“三块钱一次治好病和两元钱三次治不好病哪个更为贫下中农省钱？”医院主任被驳得哑口无言，他便怀恨在心，天天组织红卫兵批斗地主分子，刘医生白天受批斗，扫大街，晚上手工砸核桃到深夜，他从来不叫苦。
　　 有些来自北京和省城济南的上边的领导慕名而来，点名要他看病，那个文革主任恨得要死，就把刘医生下放到我们大队卫生所，并且通知大队革委不准刘医生在门诊给病人看病，要他下地劳动，于是他从联村大队的卫生所来到我们生产队劳动。
　　 几天后，村头挤满了远道而来的病号，要求刘医生给看病，生产队长看不下去，就在牛棚里摆了一张桌子，让刘医生给病号看病，远来的病号，不愿意回去，村上就把烤烟的烟庐房打扫出来，安排病号住下，队里还安排几个老年社员给病号做饭，病号越来越多，村民自动免费提供闲房子搭起床铺给病号住，大队卫生所把中药架子都搬到我们村里，为病号抓药。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发展到满村都是外来的病号，村里住不下，临近的村也帮忙安排。
　　 有些病号是上级城市来的，当时，有个北京来的运动员，打篮球被篮球砸塌了鼻梁，在很多大医院没有治好，特意赶来请刘医生给他治疗，刘医生看他是软骨骨折，就用两支圆珠笔的套筒，头上钻上一个通气孔，用来支撑固定鼻梁，外加药膏，内服中药，一个礼拜，病愈出院。我还看见刘医生用炒热的食盐和沙子给病号治疗风湿关节炎，还有用烧开的醋熏蒸给病号治疗皮肤病。
　　 我就是那个时候见到了汽车和小吉普的，大队的中药不够用，赶着马车到县城进药材。规模大了，公社革委会知道了，通知医院把刘医生接回去。
　　 刘医生回到公社医院，白天在门诊为病号看病，晚上还要加班砸核桃，饮食没有人照料，休息不好，体力透支，身体越来越差。那个时候我已经上高二，学工学农课程，我就在公社医院实习医生。天天见刘医生的门诊前的病号排成长龙阵，他实在是太累了，就和病号们说：“对不起，我需要休息五分钟。”说完就趴在桌子上睡着，有五六分钟他就醒来继续工作，就这样坚持了半年。
　　 在八月的一天，刘医生晚上砸完二十斤核桃才休息，早上吃了一个馒头就上班了，仍然是面对那一条长龙的病号，在下午三点多钟，他还是很客气地说：“对不起，我需要休息五分钟。”他说完，两手内合垫在桌子上，头沾着边就睡着了，五分钟过去了，人们不忍心喊他起来，又过了五分钟他还是没有起来，人们知道他晚上还要劳动改造，不忍心叫醒他，让他多睡一会。
　　 十分钟又过去了，人们开始浮躁，有的人在议论，这个时候正巧医院革委会主任来巡查，见刘医生在睡觉，他暴跳如雷，他猛拍一下桌子：“你怎么不顾那么多病号在等候，还在睡大觉！”人们担心他会醒来很尴尬，结果他没有反应，继续趴在那里，文革主任上前推了一把，仍然没有动弹，又抓着刘医生的头发提起来一看，用手指在刘医生的鼻子前一放：“啊！没有气了。”房子里的病号有的吓得往外跑，外边的医生听说后往里跑，来抢救。人工呼吸无效，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有个老医生过来看看说，营养不良，劳累过度，心脏衰竭猝死。
　　 一个手艺高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医生就这样累死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医院革委会没有为刘医生举行追悼会，而是医生护士自发地向他告别，人们没有哭声，只有悄悄的流泪，因为医院革委会给他扣上了一定反革命的帽子，也不知道他何罪之有，就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也许就因为他在日本上过学。刘医生走了，那个没有生育过的老婆嫁人了，后来落实政策，他的儿子接了班，可是已经是一个轻度神经病了，只有打扫卫生的份了。
　　 现在回想起来，顶着一个坏蛋帽子的刘医生的身影和微笑的面容仿佛还在眼前，他那谦逊和任劳任怨的为人态度还在激励着我和知道他的人。
　　
　　 美女兽医
　　
　　 在七十年代，我们村还很穷，一个六七十户的小村子，竟然有七八个老光棍，村里的姑娘嫁出去，外村的姑娘不愿意嫁过来，家里有姊妹的就靠转亲或者换亲成个家。家里没有姐妹的兄弟都要努力学习，要么当兵，要么支边，要么下东北，只有“创外”才能娶到老婆。不然就剩下给外村当上门女婿这条路了。
　　 我伯伯家的大哥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没有姐妹，伯母感觉压力很大，大哥叫刘志刚，十八岁长成了一米八的汉子，妈妈就让他去新疆当兵了，大哥很争气，一年入党，三年就提干了，村上的漂亮女孩就开始和伯母套近乎，很想嫁给我大哥。都盼着大哥回来探亲。
　　 第四年大哥终于回来探亲了，可是他从新疆带回一个维吾尔族的姑娘，那个头一米七还多，那大大的眼睛清泉般的透彻，笔挺的鼻梁两边有一对天然的酒窝，小小的嘴唇红红的充满了少女般的气息，那杨柳细腰衬托着那丰乳肥臀，好一个性感迷人的美女，伯母担心这么漂亮她能看好这个穷农村的汉子吗？大哥一点都不担心，那是因为只有他才知道他们的爱情有多深。
　　 还是在去年，大哥刚刚提升为排长，他带领一个战士小张骑马在边境巡逻，他们登上杉木杆子架起来的瞭望台，在远处有一匹马进入大哥的望远镜的视线圈，那匹高大的枣红马，脊背上无人，却老在原地绕圈，一会抬头嘶叫，一会低头无语，再往地面看好像有一个人躺在草地上，因为草有一尺高看不清楚是一个什么人，凭他了解的牧马习性，判断是主人出了什么事。
　　 大哥和那个战士立即下了瞭望台，骑上军马赶到那匹马所在的地方，果然不出所料，草丛里蜷缩着一个姑娘趴在地上，身上佩戴着一只带有红穗子的长箫。她用水壶顶在小腹右侧，她痛得满脸是汗就要昏过去了，大哥曾经在学校学过医疗知识，一看就知道那是急性阑尾炎的症状。大哥立刻拿出信号枪向空中发射了一颗红色求救信号，随后又点燃一颗白色烟雾方位指示弹。过了一会营房方向的远处开来一辆军用急救车，半个小时车辆赶到，军医检查后说，突发性阑尾炎，带回立即手术，军车向军营开去，大哥和那位战士带着那批枣红马继续巡逻，到了晚上他们把那匹高大英俊的枣红马一同喂养。
　　 几天后大哥还是带着那匹枣红马一起巡逻，当他们听到一阵悠扬的箫声后，那匹枣红马挣脱缰绳，朝着传来箫声的方向奔去。过了许久那匹枣红马返回瞭望台，身上驮着一个绣有一对鸳鸯的挎包，里边有两壶酸马奶饮料，里边有一条绣了一箭穿透一颗心的图案的手帕。那个小张战士一把抢到手，打开一看角上用公正的汉语写了“恩人刘排长收”的字样，小张不好意思地还给了大哥。
　　 后来那个姑娘经常来这个瞭望台，她告诉大哥：“医生说那天要是再晚一个小时做手术，阑尾就会穿孔，有生命危险，非常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大哥说那是他应该做的。
　　 后来知道那个姑娘叫阿丽古丽，汉语名字叫沙漠玫瑰。她说：“由于沙漠玫瑰属于多肉植物，耐旱性相当高，状似沙漠中的仙人掌，但花朵却有点像盛开的玫瑰，因此被称做沙漠玫瑰。我是一株仙人掌我是生活在沙漠中的仙人掌,我的家族非常庞大,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特别像，我的肤色是绿色的,但是我的花却是五颜六色的:黄的,金的,红的,白的……我的花都没有绿叶的衬托，都是自己从茎上,顶端上长出来的,独自接受冷与热,风与阳光的考验。其实,我是有叶子的,不过,为了不让水分的蒸发,我的叶子变态成为刺。我欣赏它的生命力，我欣赏它那些的刺自我保护能力，我就是要像它的芬芳和倔强。”沙漠玫瑰是草原社长的女儿，是第一代工农兵大学生，她学的是畜牧繁殖专业的兽医，她的坐骑是一匹价值连城的种马。
　　 大哥告诉沙漠玫瑰：“我的家在山东的青州，现在还是很贫穷，你能跟我一起到老家过那贫穷日子吗？”她回答说：“沙漠玫瑰到哪里都能生长，到哪里都能发芽，到哪里都能开花。”
　　 他们相爱了，后来大哥因为身体不好提前专业了，回到了桃园公社，任畜牧站的站长，沙漠玫瑰从草原跟随来到桃园生活，也是在畜牧站负责配种工作，结婚时她的嫁妆就是那匹漂亮的枣红种马。当时农村机械化程度还不高，大牲畜是农田耕作和运输的主要劳动力。公社十分重大牲畜品种改良的工作。
　　 一个漂亮的姑娘骑在马背上，游走四乡，给各个生产队发情的母马母驴配种，一时间成了桃园公社的一个亮点，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笑话。面对一个美女，村上人指指点点，有些道德水准不高的领导也想入非非。伯伯和伯母都不想提起这件事情，听到有人说就脸红。
　　 有一次，我们片的初中正在举行春季运动会，我们都围在大操场边上，为运动员加油，这时候，有一个少数民族打扮的女人骑了一匹枣红马，来到操场一头的生产队饲养院的栓马场，有人在背后喊：“哎--，配种了，美女配种了，都去看啊……”一会操场的男生都跑过去，把栓马场的围了个半圈，看到那种马一个直挺，跨跃到了那个发情的母马的身上，那个东西晃来晃去不得入门，只见沙漠玫瑰一个箭步冲上去，伸手扶正了那个东西的方向，长驱直入……正当男学生们看得欲罢不能的时候，老师来了，大骂男生不要脸，赶走了学生，还向那匹枣红马吐了一口唾沫。
　　 我在同学面前都不敢承认沙漠玫瑰就是我的大嫂。大嫂顶着压力，在默默无闻的做着她的推广良种的工作。后来那些受孕的母马都生出健壮漂亮的小马驹，人们懂得了品种改良的优越性。要求配种的生产队越来越多，那匹枣红马天天喝鸡蛋身体都跟不上，大嫂就利用她在大学里学过的人工授精的知识，在配种站组织人员学习，土法制造取精和受精的设备，多次试验成功后，在站内为全公社的母马做人工授精。随着公社畜牧业的兴旺发展，人们改变了对大嫂工作的不良看法，伯伯和伯母也不再感觉有这么一个儿媳丢人现眼了。
　　 伯伯是我们生产队的饲养员，队长也要求实现大牲畜品种改良，于是伯伯也牵着我们队上正在发情的大白马去公社配种站人工授精，伯伯很不好意思就在礼拜天让我陪同前去。我们农村的马是干活的不能骑，伯伯牵着那匹大白母马在前边走，我跟在后边。一个多小时我们才来到公社的配种站，在那里已经有好几匹母马在检查，等待人工授精了，伯伯站在儿媳面前也不做声，还是大嫂先开口：“爹，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