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们都称他为蚂蚁。
　　 蚂蚁他爷爷是个哑吧，土改那一年，前辈留给他20多亩田地，也留给了他一个富农成份。他爸爸出生一岁多，奶奶跟一个成份是贫农的后生走了。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生产队一共有130号乡亲，到第二年只剩下60来号骨瘦如柴的身影蹒跚在乡间崎岖的小路上。爷爷随着那另外的70来号或饿死的、或冻死的、或被虐死的人而去了。那年隆冬时节，爷爷被领导赶到水利工地上，每天苦干14个小时，又冻又饿，坚持到第五天，一不小心被“大脚”弄死在大堤上，再也没起来。
　　 蚂蚁他爸爸40多岁，还没有女人愿意为他生崽。最后总算有一个有耳疾不会讲话的残疾人做了他的老婆，生下了蚂蚁。蚂蚁爸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停地耕作，用生命和汗水来换取粮食和菜蔬，养活妻儿。同时他还几乎处在无声世界中：周围的山是静寂的；残疾妻有耳听不见，有嘴不能说；他本人既无闲心也没有剩余的气力去陪伴蚂蚁，教儿子呀呀学语。
　　 蚂蚁9岁时才开口讲话，那都是从儿时玩伴的口中学到的。当他对大人们报以尊敬的问候语时，乡亲们才确信他真的不是像他爷爷和妈妈一样是个哑巴。他爸从此有了说伴，也增添了一丝欢乐。
　　 蚂蚁每天天不亮就上学，去学校的山路两边长满了没膝的野草，蚂蚁每天要走完两公里的路才可以抵达学校。到了学校，天也亮了，裤腿也湿了：下雨天是被雨水弄的，不下雨是露水惹的祸。学校是读圣贤书的地方，老师们不大喜欢蚂蚁、狗狗、猪娃等出没在教室里，于是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马义”。
　　 别看马义上学晚，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可是数一数二的，多难的题只要老师一指点他就会做。与他同时上学的程仁、王重和高德三位小伙伴的成绩，远远比不上他。四年之后，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当地重点高小。
　　 在高小期间，马义和程仁等三位小同学经常被村委会(此前称生产大队)的领导以要修公路为名喊回村里，挖填路基、砸石头等，弄得小家伙们疲惫不堪。白天干完12个小时，晚上接着干。一连几天几夜，大人都熬不住，更何况他们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实在困倦极了，他们四人就倒在柴禾堆里睡着了。被领导发现了，就将四个人踢醒，命令他们继续干。为了杀鸡给猴看，将马义和程仁用绳子捆起来，吊在路边的大树上。二十多年后，马义已过而立之年，当年被吊过的手仍在发痛。
　　 马义的两年高小期间，时读时停，不修公路时就可以上学读几天书，要修公路时就不准上学了。读到高小毕业前一个月，组织上的一封信函送到了校长手里：“尊敬的×××小学校长，你校六二班学生马义，因其爸爸体弱多病，他家承租的田地时有荒芜。村委会研究决定，让马义停学，回家协助耕种田地。请学校给予支持，谢谢。”落款处盖有两枚公章：×××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在那块古老的大地上，“组织”大过天，“组织”的话就是圣旨，学校也得照办。本来能够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的马义，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辍学了。
　　 15岁时马义开始当起了农民，种了三年的田地，每年除了买种子、肥料和上交农村组织要交的钱外，到年终只有二、三十元钱的收入，有的年头甚至没有收入，耕种几亩田地，只能混口稀饭喝喝而已。房子还是那座泥砖房，上衣、裤子补了又补，一直补到找不到地方下针为止。那些在外面打工的人，外出后开始一段时间没什么钱可寄，时间长了就慢慢有些钱寄回家了。长时间在外面打工的人，家里的泥砖房也慢慢换成火砖房了。
　　 于是，18岁时马义也只身踏上了外出打工路，目的地是东南沿海蚁族们向往的地方。他先后当过酒店PA工（扫地、洗碗之类的），做过桑拿的搓背工，从事过仓库的看管员，做过洗脚工……马义耳濡目染了一些场景，体会到外面世界的精彩，只不过那是属于别人的：东南沿海一带有钱的人真多。有钱人出入都是坐高档小车，经常住在高档酒店里，有家却不回。夜生活丰富多彩，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唱K、泡桑拿……那里什么漂亮的女孩都有，别人告诉他，全神州最漂亮最年轻的女人都到了这一带。无论那里的男人多矮、多老、多丑、多坏，只要他们口袋里有钱，就有年轻漂亮的女人跟他们泡在一起。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当官的、有钱的人们所住的酒店房间里，经常有漂亮女人出入。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很无奈，这是属于马义自己的：由于经常被解雇，试了一段时间的工就被驱逐了，没等到正式入职也拿不到工资。由于马义无钱，连住和吃都成为问题。他睡过马路、车站、桥底下、大工棚……吃过潲水缸里的剩东西；吃过别人扔掉的烂水果；吃过垃圾堆里的东西……当看到脱得光溜溜的年青貌美的女人胴体与男人厮混在一起时，他年轻的身体也有反应，想找个凹的地方杵一下的心都曾经有过。
　　 马义在外面漂泊了几年，风餐宿露，饱尝过食不裹腹的滋味。而他用血汗为之奋斗的地方终究是不能接纳他。他仿佛是一只风筝，飘来飘去，无论他飘到哪里，思乡的情结却将他牢牢地拴在了家乡的大地上。只要思乡情结一萌生，风筝的线立即就收紧，于是又回到了被拴的一端。
　　 马义回到了久别的家乡，顺着熟悉的山间小路四处走走，一路上几乎碰不到什么乡亲。只见到一些50开外的老人和10岁以下的小孩。山上的柴草无人收拾，杂草丛生、杂树疯长，变得有点象“神农架”的原始森林。田地少有人耕种，荒芜近半，与周边荒山连成一片。他忘不了儿时的玩伴，前往程仁家里探视。程家还是那两间土坯草房，家徒四壁，四处漏风，其妻悲悲戚戚、孤苦伶仃，诉说着她的不幸：“去年，一对双胞胎儿子刚刚4岁，两兄弟在路上玩时拣到了几颗糖果分食了，没过多久就倒地不省人事，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身亡。化验表明，糖果被毒鼠强污染过。此事被公安机关立了案，侦查近一年毫无结果。孩子他爸程仁受此打击，痛不欲生，失踪数月，至今杳无音信。”马义听后眼含泪水，掏出他含辛茹苦打工所得的200元钱给了程妻。
　　 他又来到儿时玩友王重的家中看望。王重的爸爸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立过功，有一次他们排48人全部战死，只剩下他一人。4个高大的敌军鬼子（据王重他爸说，当时的敌军有30多个国家的武装人员联合参战），他也认不清是哪国的兵向他包抄过来，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敌人凭借身高马大举着刺刀就砍，王重他爸身中数刀，其中最要害的一刀从他的大腿外侧一直劈到了小腿，皮开肉绽，他痛得几乎昏迷，全身倒地，敌人以为他死了，放松了警惕。等敌人稍为靠近，他突然跃地而起，给他们致命一刺，一下子刺死了4个敌人，立下一等功。王重他爸说：“还有一天深夜，我在三八线附近站岗，被敌人摸了岗。在被押送途中，乘敌人不备，我逃脱了，三天三夜才找到自己的部队。这一次立了二等功。”由于他多次立过战功，在乡亲的心目中，他是位名符其实的大英雄。人们都说他为国家作了大贡献，但他自己没觉得，辞去了国家给他分配的工作，毅然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乡亲们为他儿子王重找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爱人。要说王重的妻子有多美，乡里女孩难以与她相比，就是在城里，也是百里挑一。马义到王重家时，只见王重一个人枯坐在那里垂泪、叹息。王重告诉他：“我爱人叫钱丽丽，我们结婚两年多了。丽丽长得十分美丽，对人又体贴温柔。婚后半年多，她与我商量说，阿重，你们家不缺军功章，这东西你爸可以拿出一大包来，但是你们家却没有那种印有人头像的纸。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泥砖墙，冬天到处漏风，太冷了。如果我们现在不出去挣钱，等年纪大了就晚了，子子孙孙都只能住在这样的破房子里。我先出去找点出路，你在家照顾好爸、妈，等我在外面有了机会再说。”丽丽出去之后，刚开始到南方一个美丽的大岛屿，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有钱的人，而且有的人钱多得连小车都装不下。她到那里语言不通，也没有熟人，找不到生计，只好在酒店的酒吧间做服务员，为客人上啤、端小吃，另外就是擦地、做卫生等，一个月能拿到五、六百元的工资。有一天，一位长得又矮、皮肤又黑、好像很有钱的客人让服务员陪他喝酒，她说不会，主管示意，该老板谁也不能得罪，无奈她只得听命。那一次她烂醉如泥，醒来后她发现自己睡在了酒店的客房里，身边还躺着那位老板。此后差不多三天两头就有客人指定要她作陪。没有多久，酒店方给她结算了工资，让她离开，她估计矮老板圈子中的人已将她玩够。丽丽经人介绍，到了本岛海滩胜地，做起了所谓的“导游”，实际上就是陪人睡，所得的小费的一半要上交给“带队”。在一次扫黄中，她被抓了，让她交钱，她无法交够那么大的一个数，关了十几天。出来后也没什么工作可干，只好去站街，主动迎来送往。在一次治疗感冒中，医生说她得了那种病，很难治好。她说如果病能够治好，她还是会回来看王重的。
　　 马义安慰王重说：“她心目中还是有你，她也是为了这个家而不得已，只要把病治好了，她一定会回来的。现在不如我们出去走一走，免得你一个人呆在家里老是想着丽丽。我们俩一起到高德那儿去坐一坐吧。”王重说：“高德他爸这几年做了村长，弄了不少钱，现在正在盖楼房，听他说要盖五层，几百平方米，另带院子。高德请了四五个外地泥工给他盖楼，过端午节时，泥工们说给点钱他们回家过节，他说钱都用于买建房材料了，暂时还拿不出来。后来就吵了起来，他叫了几个人把泥工打伤了，其中一个听说伤的很重。公安局的人都来了，高德说：‘人不是我打的，是泥工之间闹矛盾打伤的。’村里人私下议论，是高德叫人打的，叫了好多人，但没有人敢站出来作证。公安局也查不出真相来。高德又从外地请了新的泥工来替换先前那批泥工。儿时的朋友都不去他那儿玩，我也不想去。我们两人就到村子里去转转，看看荒山、荒地，看看那些没人养鱼的水塘。也许以后你再回来连小路都找不到，都可能会被野草遮盖的。”
　　 回乡所见让马义十分迷茫，他对家乡还能寄托什么希望？他还年轻，还要继续找寻梦想。他再次离开家乡，回到原来打工的地方。和他一起外出打工的工友中有的人通过多年拼搏慢慢地扎下根，其中个别人甚至得到雇主信任。他投奔到在一家鞋厂做营销主管的工友那里做鞋，从糊胶工（据媒体报道，糊胶工容易受到化学物质侵害）做起，再做成鞋工。他智商高，加上能吃苦、好学，做的鞋子出口到欧洲多国，没有一双是不合格的，为老板赚取了不菲的外汇。老板花钱送他去学鞋子设计，学成之后他被分配到该厂的设计室。经马义设计的各款鞋子深受顾客青睐，慢慢地就成了鞋厂设计骨干。
　　 同厂有个打工女孩暗暗地喜欢上他，敬仰他的吃苦耐劳、勤奋好学，并不失时机对他示好。他也认为“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相知情意深”，对她未作拒绝。一有空闲就和她在一起，相互抚慰，给对方温暖。马义和她除了没有拿到那张具有象征意义的本本之外，男女之间已毫无顾忌。女方向马义提出要见见他的爸、妈，以便确定关系。那壶不开提那壶，千绕万绕也绕不开这道实际程序。马义整天忐忑不安，睡梦中经常被惊醒。他难以预测，这一回去对他俩的关系将会产生何种意义。于是他到测字先生那里去抽了一签：“命里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使他更加茫然不知所措。
　　 马义觉得女友提出的要求并非过份，况且还符合约定俗成的程序。他有一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反正离开家乡也有多年，更何况这一次携得美人归，顺便回到久别的家乡看看，何乐而不为。他决定携女友周凤菲去看望爸、妈。马义他爸盼儿媳心切，拉着凤菲的手，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谢谢你远道来看我们……”马义妈拉着凤菲的手，嘴里哼着“唔……唔……唔”，谁也听不懂的哑语。马义家房子还是泥砖墙，四面漏风，稻草盖的顶，光线暗淡。见到这样的环境，凤菲心都凉了半截，也不想说什么。马义陪着凤菲四处转转，不料在路上碰到了浑身上下赤条条的疯疯癫癫的王重，王重轱辘着两颗眼珠子直盯着凤菲看，他还以为是丽丽回来了，两眼呆直，看得凤菲毛骨悚然，直望马义身后躲。马义也弄不清王重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他只好再到程仁家去看望程妻，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程仁妻子告诉他：“前年丽丽给王重寄来一封信，信中还夹着一张丽丽的全身照。丽丽告诉他，那种病恐怕是治不好了，她也无脸回来与王重团聚，害怕将病传染给王重，并请王重不要为她担忧。王重收到这封信之后，开始变得神情恍惚，神经错乱，见到女人就发痴，连熟人都不认识，见到乡亲也不打招呼，在村庄四周转悠。今年开始，愈发变得痴呆起来，连衣服都不穿。我看丽丽要是回不来，王重可能没救了，算是废人了。”马义问程仁妻：“高德现在还好吧，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程仁妻子说：“只有他最风光，活得滋润。你走后不久，高德就当上支部书记，因为他是村干部的后代，苗正根红，刚够年龄就加入了组织，接着就在村里当书记。他现在忙得很，我们去了，他不一定有时间接待我们。村里这几年年轻一点的男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有的长年不在家，到过年时才回来几天又走了，有的三、四年都没回过，留守的结过婚的年轻媳妇就有七、八十名，高德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特殊地关照她们。”马义仗着他是高德儿时玩伴的底气，带着凤菲、程仁妻一起去看望书记。却没有见到高书记本人。
　　 回家的路上，马义看到他儿时挖路基、铺石子的公路还是老样子，只是长满了野草，至今也未成公路。乡亲们告诉他，去年国家修的高速公路穿过本村，征用了村里的一些田地，听说给村里补偿了几十万元。高书记拿着补偿款带着村委会一帮人到大邱庄、九寨沟和鼓浪屿等地考察取经，又给村委会买了一辆小车接待上面来的人。有时上面来人检查，高书记就开着那辆车陪同他们到附近城镇K歌、喝酒。今年初，高书记酒后驾车撞到一棵大树上重伤不起，至今还住在医院里。
　　 马义的假期有限，他带着凤菲回到了鞋厂，回厂不久，凤菲提出了辞工，并未给马义打招呼就离开了鞋厂。一个月后他收到凤菲的一封信：“亲爱的，我怀上孩子已经快两个月了，孩子是我们的，未征得你的同意，我把他做掉了。我们女人对未来考虑得比较实际，我不能把孩子生在你的家乡那种地方，让孩子将来再走我们的老路。你现在已是厂里的业务骨干，工资也有几千元一个月，会有别的女孩子喜欢上你的。不要怨恨我，请原谅。”此后，马义又托人在家乡附近介绍了一个女孩子，那女孩也以同样的理由与他不辞而别。
　　 马义对家乡有一种不了的情结，那山那水，那乡亲，都是他熟悉的；他在那里生，那里长，在那里读书、识字，长大成人，他难以忘怀那里的一切。如今，他已快到不惑之年，却仍然是单身一人，心中的伤痛无处倾诉，虽然万般郁闷、忧伤、无奈，但这能怨恨谁人？他从内心发出感叹：“家乡啊，我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不愿离你而去，但要说爱你，真的不容易！”他还未到四十岁，还得继续放飞梦想：设想在附近城镇或者在外地，用自己多年的积累在那里买一套新居，将爸、妈接到新家来住。马义不信那些过往的伤痛无法抚平，他会满怀豪情去迎接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