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里的主人公陈奂生，是一个处在物质和精神的夹缝当中，在这个夹缝中奋力挣扎、努力追求的人物形象。下面就此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小说一开始，我们的主人公便面临着物质和精神都十分贫乏的尴尬处境。首先从物质方面来看，他虽然“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却为了要买一顶帽子徒步三十里到城里去卖油绳。只有卖了用自家的原料，自己动手做成的六斤油绳，赚到三元钱后，才能满足他的这一愿望。而在此之前，他因常年负债，一直背着“漏斗户主”的十分难听的称呼。其次从精神方面来看，他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不仅因为他一直背负着“漏斗户主”的称呼，而且因为他有个他自己认为的“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的短处。为了后面这一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
　　 因此，他此番上城，可以说是肩负着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双重使命，带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求而来的。首先，他必须卖完油绳，赚到三元钱，买来帽子，以满足自己“物质”上的需要。其次，他还要通过这次上城，来增长自己的见识，更希望“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回来“讲给大家听听”，以改变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漏斗户主”和闷嘴葫芦的不良印象。
　　 作者作这样的安排，其用意就在于为后面主人公的活动限定了范围，让主人公的心一头牵着物质，一头挂着精神。让主人公在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无形的“夹缝”中左冲右突，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才干。
　　 然而，要在这无形的夹缝中闯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的主人公还是个刚入此道的嫩角儿，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身上普遍具有的小农经济意识的作怪。所以我们的主人公在夹缝中刚开始闯荡，便着着实实地摔了一个大跟头。由于分不清物质和精神的孰先孰后，掂不出物质和精神这两者的孰轻孰重，使他为了追求精神上的享受而耽误了物质上的努力。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陈奂生此番上城，首先应该卖掉油绳，买来帽子，然后再去办其他的事。或许我们的主人公太注重精神方面的享受了，以至在物质和精神的天平上，他的选择明显的向精神方面倾斜。本来他到达城里的时间才“下午六点不到”，假如抓紧时间做生意，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的话，他不仅可以卖完油绳赚到钱，而且可以买到帽子戴起来。然而他太注重精神方面的满足了。他并没有忙着做生意，而是“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这本没什么，民以食为天，吃饱了饭做起生意来也有劲。但他还要“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以至当他走过三片店，终于找到了一种满意的帽子时，才记起还没有卖油绳，根本就没有钱用来买帽子。要是等卖了油绳再来买帽子，商店早就打烊了。
　　 我们的主人公肯定要为他错误的选择付出代价。尽管他还是赶在夜里十点半以后将油绳卖完了，却为此损失了三角钱。而且由于没有及时买来帽子戴上而受了冻，竟生起病来。更为严重的是，他今夜回不了家，城里又没有亲眷，住店又舍不得花钱，只好拖着病体，到火车站侯车室里找一张椅子躺下。
　　 就这样，他为了一时的“精神”上的享受，在夹缝的“物质”的这面墙壁上，被死死地挡住了。
　　 陈奂生是不幸的，不幸在于他为了精神上的享受，却要付出物质上的以至肉体上的代价。然而，他又是幸运的，幸运在于他虽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满足，还把自己弄出病来了，却意外地碰上了县委书记吴楚，为此获得了精神上的更大的满足。可谓是“因祸得福”。就在陈奂生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昏睡不久，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会，吉普车送他到了火车站，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到候车室转转，这一来就发现了陈奂生。由于他曾经在陈奂生所在的生产队里蹲过点，也在陈奂生的家里吃过饭，所以一下子就把他认出来了。当他叫醒陈奂生，并且了解到他的如此这般的情况后，马上亲自陪着陈奂生，让驾驶员开车送陈奂生去了一家诊所，看了病，服了药，又送他住进了一家招待所的单人房间。这着实让我们的主人公感激涕零。
　　 陈奂生虽然没有买来帽子，没有获得物质上的享受，而且因此闹起了病，却意外地碰到了县委书记，并且得到了吴书记的大力关照。要是可以把这当作一个“奇遇”的话，那么，他正是陈奂生此番上城所刻意要寻找的精神上的寄托。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事情，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看来，我们的主人公飞黄腾达、冲出物质和精神构成的夹缝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可是，这毕竟只是陈奂生一相情愿。当他从精神享受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时，当他第二天早上起来想要离开招待所时，却碰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物质方面的问题：这住招待所的费用要自己掏腰包，而且贵得出奇——要五元钱！也就是说，不仅昨天卖油绳的钱要全付进去，而且还要再搭上两元。这样一来，帽子是不能再买了。想起自己一个农业社员，一天挣的工分只值七角钱，这在招待所这么一睡，把自己七天的辛苦费全部睡进去还不够，都够买两顶帽子的钱了。想到这里，陈奂生就像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地面。直怪自己没有先卖了油绳买顶帽子，以至要在城里住这一夜，花掉五元的冤枉钱。
　　 我们的主人公到底还是没有冲出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夹缝。当他借助精神享受的力量试图冲出夹缝时，却被“物质”的这面墙壁狠狠地反弹了回来。
　　 在蒙受了五元钱的经济损失（至少陈奂生是这么认为的）之后，陈奂生首先面临着一个回去怎么向老婆交账的问题。这就迫使他对两天来自己的行为作出反省。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他是损失了五元钱。但是，从精神的角度来看，这五元钱还是花得值得的。“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这样一来，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给大家讲讲了。“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想到这里，“他精神陡增，顿时好象高大了许多”，“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这虽然有点阿Q式的“精神胜利”，但它却把我们的主人公从沮丧的氛围中解脱了出来。
　　 如果凭着这一点，就认为陈奂生已经冲出了由物质和精神这两面墙壁组成的夹缝，那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回到家里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情来，比以前有劲多了。”但这只能说明他精神状态上的改变，如果他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穷的命运，不能尽快地富裕起来，那么这种建立在空洞基础之上的如海市蜃楼般的精神状态，必将像肥皂泡那样一个个破灭。他只能永远生活在物质和精神组成的夹缝中。陈奂生是如此，中国的其他农民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