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从自己阅读节选自吴敬梓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严监生和严贡生》（见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第四册第72至84页）的一点感受谈起。严监生是守财奴，我是从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第四册一篇课文《守财奴》后面的练习三和上面提到的《语文读本》的一篇文章《泼留希金》后面的提示文字中得知的。在这些练习或提示文字中，严监生要么是和乞乞科夫（其实应该是泼留希金）、阿巴贡、夏洛克等守财奴排在一起，要么跟葛朗台、阿尔巴贡、泼留希金等吝啬鬼排在一起。守财奴也好，吝啬鬼也罢，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人，就连不好不坏的中间人也算不上。因此，可以说，我是抱着这一对严监生的成见进入阅读过程的。
　　 严监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应该恨他才是。尽管我事先一再这样提醒自己，然而奇怪的是，我最初抱有的对严监生的一点莫名其妙的恨，却随着阅读的深入而渐渐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对他的深深的同情。是我的思想感情不健康？还是我的阅读理解走了歧路？我自认为都不可能。那么肯定是人家的结论有问题。抱着这种怀疑的态度，我又将选文仔仔细细地反复读了几遍。越读越感觉到我的阅读感受没有错，是人家的结论错了。把严监生划归到守财奴或吝啬鬼的行列，对他显然是不公平的。
　　 要断定一个人是不是守财奴，首先得给守财奴定一个性。一个守财奴，在我看来，必须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财”，就是说必须有足够的财产。否则一贫如洗，两手空空，即使他有守财之心，也是无财可守的。二是“守”，就是对自己既得的财产采取“守”的态度，不仅一毛不拔，而且只进不出。三是“奴”，就是成了金钱的奴隶，眼睛里只有钱，钻到钱眼里出不来，为了钱，可以不要其他的一切。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跟严监生排在一起的那些人，他们都够得上“守财奴”这个称号，惟有严监生是个例外。
　　 首先，从“财”的这一方面来看，严监生“家里有十多万银子”。“十多万银子”值现在的多少钱，我说不出确切的数目来，最保守的估算恐怕也值千万元的人民币吧！就是在当今社会，他也够得上是有钱的财主了。
　　 然而，“有财”，这只是构成守财奴的一个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他才具有成为守财奴的可能，而且仅仅是可能。因为在有钱的人中，尽管有不少一毛不拔、只进不出的，钻进钱眼里出不来，为了钱可以不要其他的一切的守财奴，但也有慷慨大方，乐善好施，视钱财如粪土，重情义于千金的仁人志士。把所有的有钱人都当作守财奴，对后面的这部分有钱人来说，就未免太冤枉了。难道因为严监生“家里有十多万银子”，就可以把他当作守财奴吗？
　　 我们再来看看他的财产是怎么“进”的。他为何有十多万的家产？我们不得而知。从文中的有关交代我们可以知道，他家有几亩薄田，还开着典当铺，光凭这些还不足以使他积下万贯家财。那么他是凭着什么发家致富的呢？是欺行霸市，还是巧取豪夺？都不是！从他的节俭的持家风格中我们约略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这是严监生亲口对他的两位舅爷讲的。即使在自己病入膏肓的时候，他也“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可以这么说，他的万贯家财就是这样凭着节俭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这同放高利贷的夏洛克，同什么东西都想据为己有的泼留希金和葛朗台有着天壤之别，怎么能够把他们相提并论呢？
　　 其次，从“守”的这一方面来看。像葛朗台那种在金钱方面斤斤计较到连人家送给女儿的梳妆匣上镶的金子也要想撬下来、连答应给放弃财产继承权的女儿的每月一百法郎也要拖欠，连神甫胸前的镀金的十字架也要想抓到手的主，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守财奴无疑。但严监生就另当别论了。他不是只进不出、一毛不拔的主，该出手的时候还是会出手的，而且有时还非常大方。
　　 我们不妨把他在节选的这一部分的一些支出情况统计一下：为了给闯了祸后溜之大吉的兄长打圆场而用去十几两，还不算请帮忙出主意的两位舅爷吃饭的钱；为了在身患重病的王氏去世之后将妾赵氏扶正时两位舅爷不反对而付给两个舅爷的每人一百两；为了举行扶正仪式而付给两位舅爷的酒席费用五十两；为了给因病去世的王氏办丧事而付出的四五千两；为了在自己撒手西归后将儿子托付给两位舅爷的“恭喜盘费”每人两封（不知确切数目，恐怕不下每人五百两），还有他每年付给王氏充作私房的三百两。
　　 这里统计的还只是银两上的支出，至于在物质方面的支出那就更多了。赵氏扶正后，“感激两位舅爷入于骨髓，田上收了新米，每家两石；腌冬菜，每家也是两石；火腿每家四只；鸡、鸭、小菜不算。”给王氏看病时“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以及王氏生前“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那一个不受她的恩惠？况她又心慈，见那些穷亲戚，自己吃不成，也要把人吃；穿不得的，也要把人穿。”都是付出去的。如果折合成银子，恐怕也是不小的数目。
　　 人们用来肯定严监生是守财奴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临死的时候，居然为了灯盏里多放了一根灯芯而死不瞑目。这一点与葛朗台临死时交代女儿“把一切照顾得好好的！到那边来向我交账”似乎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仔细推敲起来，他们这样做的目标指向是完全不相同的。葛朗台的目标是指向他的财产的，他放心不下他的财产，所以要女儿即使在阴间相见，也要向他交账。严监生的目标指向的是人，准确地说是放心不下他的赵氏和孤儿。能够在自己弥留之际为他们省下哪怕是一根灯芯的钱，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另外，他的这一举动也符合他的一贯节俭的持家作风。
　　 再次，从“奴”的这一方面来看，严监生既没有像葛朗台那样为了钱而不顾父女之情和夫妻之情，也没有像泼留希金那样对亲友抠门得出奇，一些人情世故上的应酬他还是舍得花钱的，对妻妾、对儿子也充满了关爱。甚至为了亲兄弟面子上的事情，不该他出的钱他也出了。这一切难道是一个钻进钱眼里出不来，为了钱财可以抛弃一切的守财奴能够做到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他是如何对待家人的。当他的妻子王氏患病时，他是每日请“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尽管“并不见效”，但他的心是尽到了的。而他自己生病时，尽管已经“饮食少进，骨瘦如柴”，却“舍不得银子吃人参”。而王氏平日里所花的私房钱，也是由他提供的。“昨日典铺内送来三百两利钱，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送来，我就交与她，我也不管她在哪里用。”这是严监生对赵氏说的一番话。它道出了严监生在对待妻子私房钱问题上的民主态度。可见在生前，他对妻子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的。
　　 即使在死后，他也舍得为妻子办后事花钱，“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让妻子在九泉之下也有个安慰。
　　 当他得知自己重病在身，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如何安顿他那幼小的儿子。兄长不可靠，平日里已受足了他的气。只好拜托二位舅爷，当然这得花钱，但是为了使儿子将来有个依靠，也在所不惜了。人间的慈父也莫过于此。
　　 我们再来看看他是如何对待亲友的。对他的兄长严贡生，他虽然有些不满，但在兄长犯下案子屁股一拍走了之后，他还是看在兄弟的情分上，花钱摆平了这件事。对他的两位舅爷，他更是出手阔绰，毫不吝惜。
　　 对家人亲友是如此，那么对待无亲无故的人又是怎样的呢？小说节选的这一部分没有直接提到，却有间接的描写，这就是王氏去世以后，赵氏提起她生前的一些事情：“想起一年到头，逢时遇节，庵里师姑送盒子，卖花婆换珠翠，弹三弦琵琶的女瞎子不离门，哪一个不受她的恩典？”这里写的虽然是王氏所为，但绝对有严监生的一份功劳。首先王氏用来积德行善的银子就是严监生提供的每年三百两的私房钱，其次王氏这么做肯定得到严监生的默许。要是当家的不同意这件事，王氏纵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这么去做的。要知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丈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正是因为如此，他在亲友和乡邻中获得了好人缘。以至在他死后，不仅合族的人都来吊丧，而且“人人挂孝，门口一片都是白”。一个守财奴死后，会有这样的动人情景出现吗？这是一个钻进钱眼里出不来，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的守财奴应得的际遇吗？
　　 再说点题外的话，作者为什么要把严监生和他的兄长严贡生放在一起来写呢？这绝不是如教科书或读本里所说的那样，意在揭露“严监生和严贡生兄弟俩的卑劣行径”，而是用严监生的所作所为和严贡生的所作所为相对照，套用范伟在小品《卖拐》中的一句话，就是为了表现“同是一家子，为什么在做人方面，这差别就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