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品位刍议
　　
　　 商子雍
　　 很显然，文化品位是这篇文章的关键词组，所以，在展开论述以前，我们理应对文化品位这四个字做一点儿简单的解读。
　　 在文化品位这个词组中，品位的原意是指官吏的品级，用来显示官阶。随着社会的发展，品位也用来表示矿石中有用元素或有用矿物含量的百分率，百分率越大，品位越高。而现在，品位一词的最主要用途，是泛指人或事物的品质、水平。
　　 再来说文化。所谓文化，即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形态的总和。具体来讲，就是在不同生活理念的影响下，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生活形态。文化有优劣之分、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而小到修身齐家，大到治国平天下，文化软实力（也就是文化先进与否）非但不可或缺，它的重要性，甚至要在经济硬实力之上，要不然，为什么“以文化定输赢”的说法，会在世界上被广泛认可呢？
　　 所以，文化品位者，文化形态是也。每一个人，他的所言所行，都显示着一种或优或劣、或先进或落后的文化，换言之，即展现着自己的文化品位，而众多市民的文化品位聚拢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由此亦可知，人是城市的主体，市民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着城市文化品位的高低。我承认，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张扬个性是一种基本人权，而自由发展，也是一种正当的生活追求，但是，为了使自己以及他人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城市文化环境，每一个市民都必须一丝不苟地在道德和法律的规范之内张扬个性、自由发展，这是一个谁也不可以逾越的底线。
　　 下来，不妨联系西安的实际来发几句议论。
　　 我觉得，有几件不算很大的事儿，对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有着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
　　 一是街道上随处可见的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辆；二是公共交通车辆上壮汉、靓女对爱心座毫无愧色的霸占；三是街道以及公共场所的地面上被随意丢弃的烟蒂比比皆是——之所以会如此，完全是由于市民的行为缺乏规范，文化品位不高。
　　 忍不住要拿别的城市来和西安比较。2003年和2013年，我曾先后两次去台湾，台北和高雄，是那里的两个重要城市。公平而言，西安比它们强的地方很多，罗列出七条八条不是难事，但恰恰是在前一段文字提到的三个方面，台北、还有高雄，明显优于西安。那里的街头，没有城管，也少见交警，但无视红灯、乱穿街道的行人，却很难见到；台湾全面禁烟，但凡公共场所，都绝不允许瘾君子造次，所以，在地面发现烟蒂，不容易（2013年情况小有变化，地面上烟蒂已有出现，但我估计这和大陆游客蜂拥而至有关）；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两次去台湾，乘坐公交“捷运”的机会不多，但每一次都发现，车上的博爱座，尽管空着也没有年轻人去坐。
　　 在规规矩矩走路、公共场所不吸烟（更遑论乱丢烟蒂）、“捷运”车上不坐博爱座这三件事上，台北、高雄人显示出比西安人高出一块的文化品位，之所以如此，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不是一篇小文章可以说清楚。不过，第一次去台湾是进行文化交流，和当地文化界的柏杨、龙应台，宗教界的星云、证严两位大师，以及政界的马英九等人有过或深或浅的交流。第二次去台湾是跟团旅游，台湾的地陪是一位受教育程度较高、又喜欢与客人交流的青年。综合与他们交流的内容进行思考，我觉得在大陆历时10年的践踏文化、荼毒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对世道人心的戕害，真是罄竹难书，以上说到的西安的三种具体世相，其实全部都是“文革”以及这以前的极左路线流毒尚未肃清的表征。
　　 具体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历来把礼、义、廉、耻看成是国之四维，春秋时代的大思想家管仲甚至强调，与法相比，礼、义、廉、耻更为重要，是支撑国家大厦的四根柱子。针对管仲的立论，古人有如下阐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岂有不乱，国家岂有不亡者乎？”
　　 在我看来，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紧要，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翻译成语体，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不知道羞耻的那种羞耻，是真正的羞耻了。”）孟子 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纵观历史，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而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危害更大。所以，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一但掌握政权而面对治国安民之要务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治民的首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尊重他人的态度和行为；义，公正无私的道理和举措；廉，不贪不污纯正高洁；耻，对不当的言行举止有羞愧之心。
　　 但“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倒行逆施，却完全与礼、义、廉、耻相悖。诗人北岛曾用如下诗句状绘那个时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联想到“文革”时期那些诸如造谣诬陷、卖友求荣、践踏人权、毁灭文化的陈年旧事，当年，这些丑陋行径都在“革命大方向正确”、“造反有理”的喧嚣中被视为“英雄壮举”，试想，在这么一种环境里被“熏陶”了整整10年的民众，其中有些人至今还文化品位较低，所言所行有时候还会表现出“无耻之耻，无耻矣”这种让人痛心的状态（诸如年轻力壮却雄踞于公交车辆的爱心座上，对身旁的老、弱、病、残、孕不管不顾；在公共场所吸烟污染空气危害他人健康、乱丢烟蒂影响环境整洁；无视交通规则，随心所欲地横穿街道）就是毫不奇怪的了。还想多说几句的是，2014年10月17日《华商报》发表消息称，16日上午，在西安明光路和凤城一路十字附近，2小时里，有109人跨越栏杆横穿街道，其中竟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和年届八旬的老人。一种明显违规的行为，被如此众多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实施的如此从容不迫，甚或还有点儿大摇大摆，这是不是特别让人摇头叹息？
　　 再来说台湾。去年秋天，在中国国民党的十九大上，马英九主席表示，要让台湾成为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第一平台（几年前，在台湾纪念辛亥百年的集会上，此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位年轻导游，也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台湾太小了，山山水水比大陆差得远，但我们有淳朴的民风、有优秀的文化。当然，大陆人可以认为台湾人（包括官方和民间）是在自我标榜，而大陆的文化，也的确是广阔而深邃，有着台湾无法企及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空间；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台湾人说到文化时信心满满，难道一点儿根据也没有吗？
　　 包括西安在内的中国大陆，必须、也肯定要成为展示中华优秀文化的第一平台，为此，我们仍须不懈努力。前面我说过：“人是城市的主体，市民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着城市文化品位的高低。”所以，提升西安的城市文化品位，必须从扎扎实实提升广大市民的文化品位做起。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与认真严格的立法执法相结合，通过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努力，让市民的理念里和西安的现实中，不再有香臭不分、法纪不论的不正常现象。当大多数市民具有了正确的荣辱观，开始把前面提到的年轻人雄踞爱心座等做派视为正人君子不应为、不屑为、甚至不敢为的一种丑陋行为时，那西安的文化品位就会同西安市民的文化品位同步提升，展现出崭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