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他，真是一种巧合。
　　 那个夏日的傍晚，他在马路边卖书，我在马路边招生。我们相邻。卖书的他一点也不专心买卖，他只顾杀棋——车来马走，很是热闹。因为路旁店家嫌他们挡了门，话不中听，他梗着脖子，红了脸，粗门大嗓，凶得人家也不敢言声儿了。
　　 我发现，他的书摊上，很少有人光顾。一般也很难看出他就是那个书摊上的老板。他们下棋的地方离他的书摊至少有三米远。
　　 一会儿，一个女孩走来，在他的书摊前站定，顺手拿起一本书问我：“这书咋卖？”
　　 我连忙招呼他，他远远地瞥了一眼，答：“25元。”
　　 “20行不？”女孩问。
　　 他凶凶地应一声：“少一分不卖！”然后埋头下他的棋。
　　 我觉得他这种卖书法也着实稀罕，就喊他：“下棋当紧卖书当紧？”
　　 他瞄我一眼：“看你问得怪不怪，当然下棋当紧！”
　　 女孩一转身走了。他还在那儿下他的棋。
　　 一直到对方摊子上有了人（那是个杂货摊子），他才懒洋洋地踱过来，一屁股坐地下，掏一根烟给我。我说不会，他便自己取火点上，悠悠地吸起来。一边吸，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聊。于是一见如故。
　　 于是，他知道了我在这里招收学作文的学生，我知道了他的一些大致情况。
　　 原来我们是老乡，他的弟弟跟我还曾是同事呢。从他的言语中，我还得知他喜欢写诗、好喝酒、爱杀棋，另外，脾性耿直，因此丢了工作。一月两千余元的工作。“我最见不得当官的胡来！”“这样也好，咱省点心吧！”他的话里不无愤激、自嘲与无奈。
　　 他有一个读中学的儿子；他有一个给人家看孩子、每月挣二百块钱的妻子。他每月从单位领取有限的二三百元生活费。家境就是如此艰难，所以他出来卖书。其实他一点也舍不得卖。这也正是他不专心卖书、不肯贱价卖书的原因。
　　 他是在粉连纸上写诗。已经写了十几大本。摞起来有一米多高。他说他还未曾投稿。他说要么不发。要发就得像样。
　　 他喜欢李白。他喜欢泰戈尔。他喜欢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是从心里喜欢。谈起他们来，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能够大段大段地朗诵许多他们的名篇名作。并再三说如今已经很难再有这样出色的诗人了。
　　 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在街头找人下棋。街上许多人因此成为他的棋友。说起棋来，他眉飞色舞，不再是谈诗时候那种深沉严峻模样。
　　 除了下棋，他很孤独。他经常晚上无法入眠。就写诗，或者喝酒，或者思考。他经常去城外的田野里。漫无目的，一直转到夜深，甚至第二天天光大亮。孤独的他常常仰望夜空，凝视星斗，与它们做无声的对话与交流。诗情正是这样常常就迸发出来，不可抑制。于是摸出随身带的白酒，一边大灌一边在心里做诗，一直到烂熟于心，回家后再写在粉连纸上。他说那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了。
　　 之后我们又聚了几次。一般是晚上。不是在他家里，就是在我单位，要不就在大街上。常常我们一颗西瓜、两瓶啤酒，对饮畅谈，直聊到夜深。
　　 我很想帮他，可又实在无从帮起——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以至于发展到我想跟他说上一些只有我俩才愿说愿听的话，但又怕敢见他的地步——因为，一见到他，我心里就酸得难受，并且，很疼。
　　 他一直坚持自己所谓的正确观点，根本听不进任何否定的话。我们无言地对视。我明白，自己的任何劝说，都已经毫无意义。
　　 一直到现在，他一如既往喝酒、杀棋、写诗——高尚的诗，尽管没有一个读者。